- 特稿:俄罗斯20年转型之路(1991-2010)
- 2011-1-30 字数:7141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1期
俄罗斯的民主道路在4位国家政治领袖的带动下,形成了“起承转”的连接。但是何时能“合”,以怎样的方式“合”,则可能要15到20年才能尘埃落定--这是普京定下的“手动档”治国的界限
对一位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是一时一事就可以完全认清楚的。对于戈尔巴乔夫,或许我们应当把他放入俄罗斯民主化的进程中,才能对他的历史作用有所观察。
自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推进民主化开始,后继的俄罗斯总统们都为民主化的大戏设置了不同的场景。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起”,叶利钦是“承”,那么普京、梅德韦杰夫就是“转”。
至于“合”在哪里,目前人们寄希望于未来。
戈氏民主的先行者,启动民主化道路
对于缅怀苏联的左翼人士来说,戈尔巴乔夫实在不可原谅,在他们的意识中,戈尔巴乔夫要承担苏联解体的责任。“他上了美国人当”、“他以为美国的都是好东西”,在一次莫斯科的“五一”游行中,一位中年左翼愤愤地说。
而戈尔巴乔夫本人在2008年5月6日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有类似的反思:“美国人承诺,在'冷战'结束后,北约的边界不会超过德国,而现在中欧和东欧的一半国家都是北约成员国,美国当初的承诺到哪里去了?”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苏联的解体也不是他想见到的。
1985年,54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的掌舵人。他担任了总书记的职位,也继承了总书记的权力,他很希望苏联这艘大船能在他的带领下破浪远航。他用计划的手段,在苏共的主导下推进改革。当形势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他又希望按照自己设定的步骤推动民主化,但是局势最终超出了他的预期。
在苏联酗酒的人很多,戈发动了反酗酒运动,以“整顿国民精神秩序”。他决定逐年减少烈性酒生产,至1988年完全停止生产以水果为原料的酒类,商店限量供应酒类。可惜事与愿违。一方面限制使酒类工业的上游--水果产业几乎破产,另一方面私酿酒风行。结果这一运动不了了之。
戈氏起初使用计划手段推行社会经济改革,推行“加速战略”,全面改革经济管理模式,给企业放权,大搞劳动竞赛。但由于经济改革者的经验还停留在计划思维阶段,对于市场理解不深,再加上政府内部官僚体制的惯性比较大,经济改革的步子也不协调,碰到了阻力。1985年前苏联国民收入增长率是3.2%,1986年后下降到2.8%。“加速战略”没有达到原来的预期。
这时候,他把政治改革提上了日程。想以此吸引人们积极参与改革,同时监督苏共的干部队伍。由此,他终于开启了一扇门,一扇他无法掌握的民主化的大门。
民主化的起点是提出了“公开性”的口号,放开了舆论环境,自由言论纷纷出台。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上开始重新评价和反思苏共的历史,并形成了种种和民主有关的概念。
楼管员丽达大婶回忆这一段时的感觉是:“当时不清楚怎么回事,突然有些乱。”她记忆中的黄金时代是安德罗波夫(1982年到1984年任苏共总书记)时代,“那个时候很有秩序。”
那时的苏联人民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都很直观。人们希望舆论开放,希望多党制,希望亲自选择国家领导人。人们也开始相信,全人类具有普世的价值体系,那就是人道主义。其中还包括,加盟苏联的各个民族可以自由讨论民族自决权,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自由。
五十多岁的政治学者安德烈对笔者说:“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前,人们的行动自由度没那么高,尤其在找工作方面有限制,有些人比如犹太人,虽然有较高的知识水准,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公开化后他们拥有了自由找工作的权利。”
但安德烈对“公开化”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公开化'之后,自由泛滥了。人们对过去采取批评的态度,不但批评不好的,也批评一些好的东西,破坏了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的伦理规则。比如社会主义式的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以及爱国主义等。”他总结道:“自由化给人带来了自由,但是没有带来规范,自由扩大了人的选择范围,但是丢失了理想。”
伴随着涌动的多元社会思潮,戈尔巴乔夫主导从制度层面进行了分权的尝试。首先是修改党纲,放弃苏共“是苏联政治体制核心”的提法,把党的权力转到最高苏维埃,并推动修改苏联宪法,通过竞选召开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1990年第三次人代会议上,进一步取消了宪法中规定的“苏共党对国家领导作用”的条款,并规定了公民有结党的权利。还在苏联设置了总统制,戈尔巴乔夫当选为第一届总统。
在这样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似乎推动了民意、顺应了民意,并且似乎是推翻官僚制的先锋,成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
但是,有3个因素影响了他获得“苏联民主之父”的殊荣:
各个加盟共和国在“民族自决”思想的影响下,自波罗的海三国始,纷纷欲摆脱苏联的控制,连俄罗斯也打算独立。这就消解了苏联整个国家的权威。
叶利钦通过公开批判戈尔巴乔夫,“改革计划和政策不彻底,进展缓慢,没取得什么成绩”,以及从体制中脱离,成了反体制的英雄。而他的形象一改苏共官僚们的沉闷之气,在选举时代很能挣得选票,并尽收这样的光环,掌握了当时的民心。
“八一九事件”给了戈尔巴乔夫最沉重一击,一些还打算维护苏共体制的官员期望通过政变结束政治改革,挽救苏联。但是民心已经不向着他们了,连军心也不能收复。这一事件中,叶利钦成了反政变英雄,并在政变后实际掌握了原苏联中央所掌握的权力。
最后,当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签订新《独联体条约》的时候,苏联就解体了。戈尔巴乔夫则无奈地在1991年12月25日辞职。
“戈尔巴乔夫是个好人,但是选择了不明智的方法。”这是丽达大婶的评价。不过当时对戈尔巴乔夫的离职,她并没什么遗憾。如今的她则期望能改善生活。她抱怨,以前很多东西是免费的。赫鲁晓夫式的房间虽然小,但毕竟是自己的。但现在什么都没有。
在前代总理盖达尔出版的著作《帝国的消亡》中,他对苏联的解体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一方面苏联的经济很困难,希望得到援助,另一方面波罗的海国家独立呼声很高,1990年底至1991年初的几个月中,苏联领导人处于两难之中:不使用武力就无法保护整个国家,而只要动用军队就无法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戈尔巴乔夫选择了经济援助。
当“八一九政变”的领导人试图劝服戈尔巴乔夫和他们一起,对国家实行紧急状态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断然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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