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资讯网注：本文作者黄康睿 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政系学者

    吉尔吉斯斯坦自独立以来爆发过多次政治、社会层面的危机与动荡。当前这次危机直接产生于部分政党对议会选举结果不满，继而酿成骚乱。对于吉尔吉斯斯坦，西方学者加了不少定语，说它是“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被管控的民主”（managed democracy）或“弱国家”（weak state）等，这些词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吉尔吉斯斯坦政体的混杂。纵观吉尔吉斯斯坦历次动荡，笔者认为历史性、现实性、体制性三大因素影响了该国局势稳定。

    吉尔吉斯斯坦与其他中亚国家相比，政治体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缺乏一个总统领导下的强力政党，这是本次动乱中的体制性因素。吉尔吉斯斯坦各个政党普遍来说组织脆弱、名称多变、关系盘结，难以形成较为稳固且目标一贯的政治力量。比如出了三位总统的社会民主党，就因热恩别科夫和阿坦巴耶夫之间的斗争而分裂成两派，无法以一个完整的政党行为身份参逐此次议会大选。而且，总统与其支持力量的关系更像是一种暂时结盟，而非政治体制内或政党体制内的结构关系，难以长期通过其领导下的多数党取得议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被西方冠以“中亚民主岛”的称号，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是缺乏强力政党的妥协政治的一种体现。这类体制性因素是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稳定的主要障碍。

    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政局的现实因素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一些政客卷入的腐败丑闻与裙带关系损害了政府在民众中的公信力，政治人物间的权力斗争也破坏了政治稳定性。从首任总统阿卡耶夫开始，吉尔吉斯斯坦历任总统都或多或少卷入了腐败案，其他不少官员更是如此。有中亚本土观察家指出，对腐败问题的异见是两任总统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热恩别科夫坚持对腐败行为的查处，而阿坦巴耶夫曾在任期内便宣称成功地与腐败问题作斗争，因此阿坦巴耶夫认为继任总统的行动是对其本人尊严和治理成果的挑衅。在权力分配上，阿坦巴耶夫卸任总统后试图通过其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赢得2020年议会大选，继而获得总理一职。但这个设想显然没有获得热恩别科夫的支持，二人最终决裂。

    历史性的助推作用指的是吉尔吉斯斯坦国内仍然有部落影响的参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南北部落的对立是一个长期话题了。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毗邻农耕文明繁荣与宗教氛围浓厚的乌兹别克斯坦，与该国北部在自然环境和社会氛围有较大差异。南北对立杂糅了对生活方式和宗教态度的争端，进而引申出权力的争夺。南北对立以部落政治动员的模式割裂了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上的统一性，部落力量可以成为政治人物上升期的支持者，也能成为政治人物黯淡时的庇护所。本次骚乱期间便有流言传出热恩别科夫离开首都前往南方寻求支持，迫使总统新闻秘书现身辟谣。

（吉尔吉斯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涉及中美俄三大国。吉尔吉斯的国内问题，数不胜数，但归根结底还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通病，寡头政治。）

    历史性因素反映了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建构的崎岖，该国独立以来爆发了多次严重的族群冲突和政治危机。目前吉尔吉斯斯坦在应用两种成熟的国家建构模式方面都有较大困难。一方面，吉尔吉斯斯坦的边界轮廓确立于苏联时期，由莫斯科方面一手把吉尔吉斯人的聚居区划分出来，并且逐步从自治州升格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这种边界很大程度上并非国家历史疆域的现代化和国际法上的确立，更像是一种国内行政区划的调整。因此，吉尔吉斯斯坦碰到了基于特定疆域的公民民族主义的国家建构的难题。另一方面，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多元民族国家，族群关系一直是当局棘手的困难。过分强调基于族裔民族主义的国家建构，将会损害到那些非命名民族的利益和尊严，酿成族群冲突。这是吉尔吉斯斯坦碰到的基于族裔民族主义的国家建构的难题。

    因此，在吉尔吉斯斯坦近期的动荡中，笔者认为，矛盾的根源出在“弱政治”的体制上，现实权力斗争则直接引爆了潜伏着的矛盾，历史上形成的南北部落对立格局则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加剧争端并扩大了矛盾。

    另外，境外的资助和干涉也值得警惕。“郁金香革命”后，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治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大量非政府组织（NGO）就此扎根。2006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有超过8000多个非政府组织，成为中亚地区非政府组织存在密度最高的国家。诚然，绝大多数非政府组织是非政治性的，但大量存在的非政府组织加大了管理上的难度，其背后的资金链和人员网难以被追溯，这为部分有着政治目的的非政府组织比如一些涉及所谓“人权观察”的组织打开了方便行动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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