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一场“社会主义战争”在中国和越南之间爆发，尽管冲突持续时间和规模都有限，却让早已不睦的苏联和中国更加剑拔弩张。为了支持与自己有军事同盟关系的越南，苏联从派遣军事专家、输送武器乃至出兵恫吓中国，几乎所有招数都使上了，这也成为中苏之间最后一场全面危机。
　　日前，俄罗斯《军事历史》连续多期刊载多名曾参与援越行动的苏联军官的回忆文章，让我们从中了解那段历史的另一面。

　　打一场百分之百能打赢的战争

　　当1975年南越崩溃后，以越共第一书记黎笋为首的领导层依仗美国遗留的大量武器和苏联源源不断的援助，萌生了拼凑“印度支那联邦”的迷梦，而盯上的目标竟是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老挝和柬埔寨。黎笋集团还把中国视为“一号敌人”，在国内大搞排华运动，制造中越边境摩擦，并拉拢苏联当作倚靠。
　　1978年11月3日，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访问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政治军事同盟条约——《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越南如愿以偿地获得苏联的安全保证，从而下定决心大干一场，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1978年12月25日，10万越军从北部和南部入侵柬埔寨，1979年1月7日，金边沦陷，越南随即扶植起以韩桑林为首的“拯救柬埔寨国民联盟阵线”政权(NUFSK)。为了教训一下“东方的古巴”，新复出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决心对越南发动一场小规模且百分之百能打赢的战争。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30-35分钟的炮火准备后，从26个地点越过边界线。巧合的是，这一天正好是“越柬合约日”的前一天，越南总理范文同、总参谋长文进勇及部分内阁成员已飞往金边，准备与自己扶植的柬埔寨傀儡政权领导人韩桑林签署“友好合约”。
　　战斗打响后，中国首先以两个军沿红河河谷夹击越南重镇高平，主攻方向则动用五个军从东北方向突击谅山，那里距越南首都河内仅141千米，是越北山区进入红河三角洲的最后屏障。中国还从云南派出一支部队，从西北方向进攻越南黄连山省省会老街。而负责抵抗的一线越军只有三个常规师和一个生产师，剩下的就是一些公安军与地方民兵。最初，河内估计中国参战部队约有12万～14.4万人，后来又增加了一部分，估计为30万人，分为广西、云南东西两个集团，总指挥分别是许世友和杨得志。在地面进攻的同时，中国方面还组建一个庞大的航空打击集群，共有700架作战飞机，包括歼-6、歼-7和强-5，主要部署在靠近中越边境的南宁、德宝、广南和蒙自机场。为给地面部队扫除障碍，中国航空兵在边境附近出动了数十架次，因天气条件恶劣，打击效果不太明显。2月18日，解放军占领老街和芒街，3月2日占领高平，3月4日占领谅山。
　　为了从舆论上反击中国，越南向联合国提出抗议，但并没有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与此同时，苏联甚至包括不被国际承认的台湾当局，也“指责”美国在背后支持中国大陆“入侵”越南的行动。考虑到越军承受的巨大压力，按照《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苏联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因为条约中除了正常的两国贸易与文化合作条款外，还包括了非常重要的军事合作内容，其中规定“为了保卫两国的国家安全，双方可以共同协商和联合行动”。

　　从南海到“金三角”全面打响

　　说起苏联武装援越，早在1964年10月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苏联党政一把手勃列日涅夫的想法只是利用越南战争泥潭拖累“头号敌人”美国。当1975年美国势力完全撤出越南后，勃列日涅夫就把越南看作是苏联在东南亚的“利益代理人”；对其援助可谓“无微不至”。1978年8月，以国土防空军中将M·沃罗比耶夫为首的苏联军事技术专家团120人，随同运送装备的两架安-22军用运输机，经巴基斯坦、印度抵达河内，为越南人民军整编进行具体指导，因为多达40万的原南方民族解放军(COSVN)需要重新融入人民军体系内。
　　在苏联大力扶植下，越南军力获得极大增强，不仅在1977年确定对老挝的军事占领，还不断给柬埔寨、中国制造武装摩擦，苏联军事顾问的任务就是协助越军制定相关的作战计划。从中越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一天起，驻越南及其控制下的老挝、柬埔寨的苏联顾问就立即投入前线，与越南官兵并肩作战。苏联国内还紧锣密鼓地招募人马，随时准备加强在越南的专家人数，并在两国之间架起“空中桥梁”。曾到过印度支那的苏联中将A.G·加波年科回忆说：
　　“1978年底，在新年到来之前，我从河内来到万象(老挝首都)，担任老挝人民军军事专家(后改称“军事总顾问”)，次年1月开始正式工作，一直服务到1982年。1979年初的局势非常复杂。1月7日，越军占领金边，推翻由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政权，建立由河内主宰的政权，这一行动更加剧了印度支那紧张局势，亲红色高棉的中国显现出惩戒越南的意图。我还没把老挝的事情处理完，就接到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的命令，让我向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汇报当地局势，我在汇报过程中顺便提到了柬埔寨的情况。乌斯季诺夫元帅命令我立即前往柬埔寨，摸清那里的情况后再向他汇报。而此时的我，既没有签证，又没有委派证明，只有一本外交护照。但命令终归是命令，我只好自己想办法。最终我找到一家苏联航空货运公司，飞行员同意让我搭机前往金边，但如果出现因缺少相关证件而被扣押的，他们概不负责。我在柬埔寨停留了12天，随后返回老挝。”
　　“就在我离开老挝这12天内，这里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原来，老挝境内不仅驻扎着两个越南生产师，还有一支老挝政府邀请来的约2万人的中国工程兵部队，他们正负责修筑一条贯穿老挝南北的公路。由于中越关系紧张，双方军人在老挝境内相遇也容易发生冲突。2月18日，中国军队攻入越南后，其中一部也进入老挝北部，越军只有一个生产师拿起武器抵抗。此刻，越南国内还有一支50人的苏联军事专家组，组长是弗拉德林·米哈伊洛维奇·米哈伊洛夫中将(即后来的总参情报总局局长)，他一直总负责印度支那半岛的事务。但在中越冲突爆发前，他回国住院了，而我成了苏联在东南亚军衔最高的将军。于是，莫斯科紧急命令我赶往河内，与越军总参谋部共同会商战况。不久，我在大约两个排的越南军人护送下，前往越南西北部的柑糖，那里是越军第345师的前敌指挥部，我希望了解更详细的情况。此时，中国军队已形成大约500千米长的正面突破，从南海到老挝边境，再到‘金三角’地区，均被他们占领。尽管中国人在某些地区遭到抵抗，但他们并不消灭那些孤立的越军据点，而是绕过对手继续向南穿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