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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余年，我们一直把暴发户的标签，贴在那些一夜之间拥有大量财富、没有文化没有品位的农民、商人身上。
　　其实，一夜暴富的不仅仅是那些所谓的暴发户，本期策划中列举的六大暴富群体，他们暴富期间及暴富之后演绎出的林林总总光怪陆离的世间怪相，更是令人扼腕叹息!
　　企业暴富——钱越多竞争力越缺失，赚把钱就死；
　　学术暴富——做真学问的是傻子，是人是鬼都想立牌坊；
　　名人暴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今却是忽悠万能，一夜成名；
　　家庭暴富——大把大把的钱，却越来越找不到生活的温情，三代也未必能出一个贵族；
　　官员暴富——被喻为高危职业，其实危险是自找的；
　　政府暴富——光鲜的政绩工程，掩盖的是政府本位的迷失。
　　
　　暴富的不仅是草根
　　
　　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既启动了中国经济的核动能，又引爆了中国人内在的强烈致富愿望。在这几十年里，中国人创造和积累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里才拥有的财富。
　　的确，中国人是真富了!而这种富裕的速度同样令人咂舌!
　　国家富了——今天的中国，一天创造的财富比1952年全年的总和还要多。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GDP总量仅为3645亿元，此后的30多年间，一路高歌猛进，连续超越意、英、法、德、日等老牌强国，到2009年，中国GDP达到35万亿元，跃居世界第2位。国际舆论纷纷预测：中国极有可能在2015年重回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宝座。
　　政府富了——与标志性的1978年相比，在过去的32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60倍，2008年就已突破6万亿元大关；外汇储备更是暴增1万倍，2009年突破2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即使在近年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外汇储备多得依然无所顾忌地增持美国国债，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之一。
　　企业富了——《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第一次放榜的1994年，首富的身家是6亿元，而今的首富身家是478亿元；全球各大证交所飘散着各类中国企业的身影；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到全球1000强甚至500强的名单中；在制造业的22个大类中，中国在7个大类中的全球份额名列第一，其余21个大类占比均挤进世界前六；各个行业的全球隐型冠军比比皆是。
　　老百姓富了——1978年中国人均储蓄存款还不到30元，2009年这个数字暴增到20000元；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343元，2009年达到了17175元。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的省份达6个之多。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3亿，锐减至2009年的4000万人，成为全球贫困人口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百姓心中的高档消费品，从开放之初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老四件，到如今的商品房、私家车、便携电脑。与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元的月收入相比，即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每个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今天的中国人，的确比以前富裕了太多。
　　据胡润的2010年财富报告，中国有4000万个百万富翁、87.5万个千万富豪和5.5万个亿万富豪，这个统计还是相对保守的，有消息称，中国千万以上富翁人数已经紧随美、日、英，力压德国，排行第四。
　　照理说，富人这么多的国家，人民的幸福指数应该唰唰唰地上涨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据权威数据称，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自杀，其中30％来自中国。
　　毫无准备的中国人，以与财富增长同样的速度迷失了方向。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主流新闻不是社会责任行为的增多，而是各种负面新闻的泛滥：三聚氰胺事件、杭州富二代的酒后飙车事件、某某官员的“情妇日记”、某某教授的学术论文造假……每天的舆论都充斥这些龌龊的事件，我们突然发现，靠包装上市的公司越来越多，堪称卓越的企业越来越少；靠炒作速成的名人越来越多，苦心修炼的名人越来越少；以金钱为纽带的家庭越来越多，相濡以沫的感情越来越少；书越出越多。学术却越来越少。中国人在暴富之后，恶性循环似的迷失在了更多更怪异的欲望河流里。
　　当财富像雨点一样洒下来的时候，中国人，该怎么办?
　　
　　企业暴富　赚把钱就死
　　
　　2009年10月30日上午9点25分，中国证券史上数目最多的一次新股集中上市交易：创业板开市钟声敲响，28只新股在受到市场猛烈追捧的同时，宣布一次性诞生了上百位亿万富翁。数据显示，2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资产达10亿元以上的富豪总共有13位。乐普医疗的发起人之一、第四大股东蒲忠杰个人账面资产已经高达38.32亿元。截至5月5日，7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已迅速催生了313位亿万富翁!
　　但是，即使在创业板未开市之时，公众就对这些即将暴富的企业抱有极大怀疑：富裕是富裕了，但这些企业到底有多大的竞争力?探路者以松散的加盟体系维系销售链，引起加盟商的极大反弹(见本期“商界警示录”《情断探路者》)；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公司靠天吃饭，特锐德仅仅为关联交易而产生，成长空间极为有限……这样一批所谓的“未来之星”，我们怎么能希望在其中能产生思科、微软这样的优秀公司?
　　我们不得不感叹资本市场的神奇。最近几年来，通过资本市场的溢价完成一夜暴富的如过江之鲫。一夜暴富的神话，在中国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人们既羡慕、憧憬，又怀疑和期待。从来没有人想过，这天上掉馅饼的事，为什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这个神奇的国度?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似乎总是能赶上集体暴富的好时机。
　　先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从物质极度匮乏中释放出来的巨大消费能量，使大量个体户在这一时期呈规模性的诞生，并迅速被催生成暴富的民营企业。
　　而政策留下的缝隙，形成了第二波民企暴富潮。双轨制运行下的价格利润差，国企大规模改制中的国有资产转移，倒买倒卖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色。这是民营企业的起步期，也是民营企业最黄金的暴富时期。
　　第三波暴富潮源于房地产泡沫。在我国私营经济腾飞之时，住房改革全面推开。房价快速上涨之时，我国首次出现了靠房地产而发财的亿万富翁。这是我们社会富翁升级的时期，也是我们社会首次出现世界级富翁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屡屡出现富豪榜排名中房地产大亨密集上榜的现象。房地产泡沫也带来了相关产业的繁荣，如温州炒房团及深圳、上海部分个人炒房者。
　　第四波暴富潮来缘于政府补贴与扶持下的国企高管和个体项目。政府腰包鼓了，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财政补贴了，国企于是首次出现了泡沫效益。与国际接轨，使我们国企负责人首次出现了百万甚至千万年薪的世界纪录。同时，农业与养殖等其他产业也成为政府大力扶持对象，修建一个万头猪场的固定资产补贴竟然达到150万元，有人仅仅投入10万元搞养猪业，在政府扶持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三年就资产过亿。
　　第五波暴富潮是资源性开发。典型的是煤老板和一些其他的矿主。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资源性原材料大幅涨价，煤、铁、铜、铅、锌等矿产价格暴涨，煤老板成为中国独特的暴富现象。山西、贵州成为煤老板扎堆的地区。
　　第六波暴富潮来源于资本市场。这是迄今为止被认为是最阳光最没有原罪的暴富。大量的上市企业，通过没有规范的溢价，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
　　当钱像下雨一样落到了面前，迷失在所难免。
　　记者所接触到的煤老板，无一例外地都在谋求转型。煤矿生产的危险性、不可持续性，以及财富像潮水一样奔涌来时，这些企业无所适从了。贵州一个煤老板买了一架飞机，成天在煤矿上空转悠着玩，后因航线管制而被迫停航。我们屡屡见到新闻里山西煤老板一掷数千万购买悍马、奔驰等豪华车，而且一买就是一个车队。
　　迷失不仅仅体现在煤老板身上。通过上市募集了近2亿资金的某科技企业，因为投资方向变化，6年时间里仅花出去25％的资金；某垄断企业，购买一个大厅吊灯就可以豪掷数百万元；房地产泡沫下的地王频频出现，不顾成本和市场走势，拼命拿地囤地，使整个地产泡沫越堆越高，终于迎来了史上最激烈的宏观调控……
　　而我们更常见的企业随意多元化，痴迷地追求规模至上，不了解规则就轻易与老谋深算的国际投行进行对赌以致血本无归，决策短视，忽略研发与创新，即使有创新也是追求权谋式地在包装、功能上下功夫……种种管理学上的低级错误，屡屡在中国企业身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我们应该反思的，已经不是这个错误如何会犯，而是我们究竟是怎么样在看待和处理那些太容易就获得的财富，更应该反思，我们要学习的，其实比财富本身更多。
　　在过去的数年间，中国企业经历过一次一次的洗礼：三聚腈氨一出，中国乳业几乎全军覆没，整顿小煤矿，又死掉一大批趾高气扬的煤老板；国家为节能环保而进行的产业调整，又倒掉一大批企业。每年315央视的产品质量曝光，都会让众多企业胆战心惊——如果本身竞争力足够强，又怎么会害怕媒体的曝光?怎么会因为媒体的曝光而跌入十八层地狱?
　　中国的一些企业看似富了，但其实富得弱不禁风孱弱无比。
　　
　　名人暴富　十年树木，忽悠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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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定义里，名人是指一个人在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具有高超的水平，以及崇高优良的道德品质，从而成为公众学习的榜样。然而，曾几何时，金钱和上镜率成为评价名人的标准，富豪成为社会膜拜的对象，娱乐圈的艺人和体育界的明星成为公众眼里的偶然。超女超男一夜之间就从普通人成为歌坛演艺界新秀，张艺谋一部电影可以捧红一个名人；再然后，依靠摆POSE出名的芙蓉姐姐、依靠一张照片而出名的天仙MM，因语言出位，号称“往前推三百年，往后推三百年，总共六百年没有人超过我”的凤姐……部成为了名人。传统的名人概念已经被彻底颠覆。
　　只是，这些一夜暴富的名人，又经得起多少时间和社会的检验?成为名人之后的名人，纷纷开始摆大牌的谱儿，公益演出也厚颜索要高额的出场费，打人、性乱的新闻层出不穷，而在京城娱乐圈，吸毒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在名人暴富的背后，中国人价值观的迷失自然是主因。因为主流价值观的相对式微，属于“个人”本身的价值观并未真正建立起来，于是，“利”成为名人暴富的核心推手。
　　名人的暴富，一方面是因为真正实至名归的名人稀缺，名人商业化及商业化名人泛滥；另一方面缘于网络在中国如星火燎原般迅速蔓延，以及应声而起的网络推手。
　　名人的商业化倾向，实质上是进入市场经济以来，整个社会的价值现被商业利益冲击的必然结果。人们追求成为名人，仅仅因为成为名人可以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因此，成为名人的手段商业化，演员为了上镜头，可以公开宣称愿意“被潜规则”，以身体换取上镜机会，被成为名人之后，同样追求商业化的收益，出场必要出场费，演讲演唱代言都是明码标价——个人修养、公众形象荡然无存。
　　而网络和网络推手的崛起，更使名人的数量被无限放大。根据本刊的调查，目前国内有约1000家网络营销公司，直接从业人员超过1万人，总参与人数以十万计。他们直接服务于几万家企业客户，主要涉及IT类、汽车类、快消品类企业。随着中国网民数量突破4亿大关，网络营销迎来了一个井喷与洗牌同时并存的混战时代。
　　凤姐的幕后推手首席机构，成立于2007年9月，其网站宣称客户竟然包括了中移动、淘宝网等知名企业，其服务过的机构数量已经过百，每单业务收费都在五位数。而这些网络公司都遵循一个共同的成长历程：在创业初期，几个网络推手会设计一个争议事件或人物，通过集中策划、网络发布，使之知名度急升成为热门网络话题，进而嫁接客户品牌、产品宣传，最后再宣称对此负责推广公司知名度。随着公司成长，个人炒作业务将逐渐减少，企业业务将逐渐增多，最终发展到成熟期，即纯企业业务层面的网络公关公司。
　　成功的个人炒作不仅能给网络营销公司带来知名度，也能带来不菲收益。个人炒作业务按照个人资质收取相关费用，类似凤姐这样的名人暴富，炒作的起步价即达到50万元。
　　名人本身敢于拉下脸皮接受公众的口水，幕后推手愿意为其发挥充满智慧的网络推广高招，这中间的商业之“利”成为联系各方的红绳纽带。
　　中国人正处在由个人崇拜转向追求个性释放的时代，那些高高在上的英雄史诗般的名人，已经渐渐恢复了人性的光芒，展露出其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名人不再是高不可攀的神坛主人，而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独特个人魅力的灵光一现。
　　传统名人观的崩塌，原属必然。但各类新名人的暴富，新名人的娱乐化倾向，却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困惑：这样的名人，就是我们追求的人性魅力?当名人成为娱乐对象时，我们内心里追求的人性价值应该在什么样的规则范畴内呈现?
　　
　　学术暴富　是人是鬼都想立牌坊
　　
　　中国的确富裕了，财富数量的极大丰富，刺激了我们各行各业都拥有了强大无比的自信心，在目前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因为有专家说：“在21世纪，一个中等规模以上的国家，如果不拥有世界水平的大学，那么它就永远只能充当国际分工的小配角，拣人家的残余。要看21世纪究竟是谁的世纪，不看别的，就看谁拥有更多世界水平的大学。”于是，我们可以断然宣布，用十年时间建成“若干个”世界一流大学。
　　然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长期奋斗，要得到世界的公认，不是想什么时候建成什么时候就能建成的，更不是自封的。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目前国际通行的做法，对一所大学的评价，主要看是否把知识创新、观念创新当作最根本的目标来追求，具体评价则包括师资、生源、课程，到硬件设施、财源乃至综合声誉，包括教员整体素质、学生素质、常规课程的丰富程度、通过公开竞争获得的研究基金、师生比例、各项硬件的量和质、大学的财源、历届毕业生的成就和声誉以及学校综合声誉等九个方面。
　　反观中国，大学越来越大，人越招越多，高校也越来越多。有长相有钱，却没文化没精神没气质。教授专家越是名气大的，越没时间潜心研究。上电视搞访谈出国考察参加活动，整天打飞的像打出租车一样，在天上的时间比在地上的时间还多。教授专家们忙于商业，勤于应酬更像个商人，赶场赚外快的就更屡见不鲜了。
　　高校已经成为官场的延伸，厦门大学曾曝出40个教授争聘一个处长的新闻。高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有的校长可以达到部长级别。学术被政治豢养，乃至学政不分家，学为政所用。中国最大的博士群在官场，就是一个铁证。中国每年招五六万个博士，大部分都是当官的，官员读博大多不过是为了增加个升官的砝码，哪有心情与精力去搞学术，他们的论文质量会好到哪里去呢?
　　北大校长许智宏说，北大与耶鲁相比，论文的数量差不多。中国的博士数量早已超过美国，在发表论文的数量上早就世界领先。但这些论文，其实是不被欧美国家承认的。为什么?
　　在今天的中国，大学早已不是神圣的象牙塔，商业已经深深侵蚀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学生的论文是剪刀加糨糊，教授抄袭门屡屡见诸报端，代写论文更是成为公开的秘密。这样的论文，与真正的学术有什么关系?
　　笔者用“代写论文”在百度上搜索，结果
　　不仅仅是学校，出版业界也充斥着学术暴富的浓浓气味。
　　为了赚钱，出版社可以邀请一帮写手，匆忙赶制一个选题，募集写手进行流水线作业；大量的核心期刊尽管实际发行最少得可怜，却可以通过贩卖版面费赚得盆满钵满。
　　一家省级科技学术期刊编辑部人员不足10人，但却“承担”了三本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3个月可以编辑发表学术论文400多篇。一期杂志，以其编辑部主任自称的每千字收取150元版面费计算，仅版面费收入就可达10多万元。
　　根据统计资料，我国每天都有700多种新书上架。对此，三联书店前总编辑董秀玉质问道：“我们生产出来的到底是书还是纸?”
　　这是一个学术暴富的时代，博士教授一抓一大把，特约教授满天飞；几个月就可以编出一本学术书籍。用各种手段发表一篇文章出过一本书，就可以宣称自己是专家学者。
　　职称评定体系是学术暴富的助推器。
　　我国目前的教授职称评定条件里面，有一条规定是必须主编或参编过国家正式出版的教材、论著，这一规定的直接结果导致很大一部分想要被评上教授的人想尽办法只为出书。而各级学术职称的评定，无一例外与出版和发表论文直接挂钩。这本是为了督促中国人多学习多研究，但遗憾的是，暴富时代的浮躁心态，缺乏监督管理体系的出版发行和职称考核机制的松懈，使当前的书越出越多，学术却越来越少。

　　为什么政令与现实如此相悖?原因就在于政府的暴富已是不可遏制的事实，暴富之后钱往何处去?私人个人腰包，在目前的管理体系下是风险最大的，而花在吃喝玩乐等消费上，风险性也渐渐增大。综合各方因素看，只有表面上看“为组织为人民”的政绩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是既有利个人又有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的：集体决策、改善政府形象、提高招商引资的吸引力、拉动地方GDP……
　　这种缺乏合理约束机制的政府暴富，更把政府为民服务的本质演变成为个人升迁的机器。豪华楼宇能装点当地政府门面，能“忽悠”前来投资考察的外商或者是考核政绩的上级官员们，违规决策的官员们不是被问责、披处分，反而因“政绩不俗”而频频升官。这样的“人治思维”及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不调整，暴富之后的迷失将依然遍地开花。
　　政府的基本职能在于管理与服务，而不是挣钱。也因此，政府暴富之后的行为变化完全符合行为逻辑。我们怎么能够期望一个富得流油的“公仆”能够把一门心思花在如何为自己的“主人”服好务上面呢?何况这个“富”的过程是如此简单，如此轻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初衷，演变成了集中了力量，可以随意办事。
　　其实，钱本身并无善恶之分，暴富本身也并非一定就是贬义词。政府暴富之后，对财政体系是否有合理可行的约束机制，才是今天最应该思考和实施的富裕逻辑。
　　
　　让灵魂　跟上财富的步伐
　　
　　“放牛娃，你放牛做什么?”
　　“把牛养大了好卖钱。”
　　“卖了钱做什么?”
　　“盖房子。”
　　“盖了房子做什么?”
　　“娶媳妇”
　　“娶了媳妇做什么?”
　　“生孩子。”
　　“生了孩子做什么?”
　　“让他放牛。”
　　这是一则在国内流传很广的寓言，短短几句对话却道尽了颇有“中国特色”的“活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生的价值何在?物质富裕了又能干什么?有多少人的一生不过是一个“放牛娃”?
　　千百年来，赚钱，赚大钱，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唯一梦想，对财富的追求成为推动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们内心里进发出的对财富的渴望，也是中国经济启动的原动力。
　　但是，富裕了，我们有什么准备?
　　人类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追求各种各样的欲望满足，物质丰富只是人类众多欲望之中的一种。而物质欲望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算得上满足，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数字。对中国人而言。租房住的时候想有自己的小房子，有了小房子想要大房子，有了大房子想要花园洋房、别墅……正是这种不断催生的欲望，使中国人的财富普遍迅速增加，也使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之中，更使我们在迅速拥有了财富之后，开始迷失和彷徨，虚妄和单一的物质财富把我们拖进了光怪陆离的未知世界里。
　　不经意间，我们被富裕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却远远落在了财富的后面。
　　历史是教科书。翻开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类似的过程其实同样出现在欧美大陆。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勃兴，欧洲社会的价值观被动摇。物质文明极大丰富，科学技术使一些传统的信仰丧失了土壤。人们发现科学也有不能解释的东西，物质享受只是浮华一场，所以欧洲人失去了过去慰藉生活的一切信仰，苦闷彷徨，无所适从。这一时期，大量的批判现实主义题材的著作和欧也妮、葛朗台等经典人物形象应运而生。
　　抽刀断水水更流，欲望是一条奔流不止的河流，砍是砍不断的。对财富的渴求，本是无法遏制的。对欲望的控制、净化，从而合理运用，才是我们应该做好的准备。
　　停下来，让思想、道德、信仰跟上财富的步伐，才是我们今天面对富裕最应该做的准备。
　　中国人历来耻于言利却又极为重利。耻于言利。其实是用道德和信仰在压制物质欲望。但精神和信仰是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
　　在我们完全没有做好精神文明准备的时候，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大潮迅速袭来，原本就相对匮乏的思想、道德和信仰面临着巨大的冲击。随着市场经济观念在中国的推广，原来压制我们物质欲望的精神理念被稀释摊薄，纯物质欲望被完全打开。
　　在物质富裕的时候，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修已克已，如何善待已经拥有的财富，利用这些财富，慢慢梳理、积淀成延续数代的文明。
　　毋庸讳言，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于我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摧残是显而易见的，其后的改革开放解决和释放了人们对物质追求的动力，而我们追求精神文明的动力又在哪里?
　　最后，借用两位中外名人的警世恒言与国人共勉：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早就提醒过我们：“我中国将见于青出于蓝、冰寒于水，……不言富而富在其中，不言强而强在其中矣。”
　　1895年，美国老牌贵族、社会学家尼尔森·奥尔德里奇写下如此忠告：先富阶层就要让“男男女女的继承人们，心中应永远怀着提升整个国家的信仰，如果不那么做，那将是这个国家的灾难”。
　　这些话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恰到好处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