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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前，黄柳霜独闯美国好莱坞，从此打破白人演员一统天下的局面。她从影40余载，曾拍了50多部影片，两次荣膺奥斯卡金像奖，在好莱坞的标志性建筑——“星光大道”上留下了她的手印，成为活跃于国际银幕的华裔巨星。她的杰出成就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令人惊叹。
　　
　　幼年开始的明星之梦
　　
　　黄柳霜，小名阿媚，1907年1月3日出生于美国洛杉矶。黄柳霜属第三代华裔。当初，美国为修筑太平洋铁路，曾到中国广东沿海招募华工，于是那里的人们包括黄柳霜的爷爷成批赴美。铁路筑成后，剩下的大部分人落脚加州。位于洛杉矶的中国城（唐人街），就是这些先民自行筑造而诞生的。黄柳霜的父亲黄良稔长大后亦跟随族人离开广东新宁县（今台山市）永安村，远渡重洋到美国去谋生。后在美国娶妻成家，生育5男3女，黄柳霜排行第三。
　　黄柳霜父亲在唐人街经营着一家洗衣店，幼小的黄柳霜便当了洗衣工。纽约历史学者霍奇斯在他撰写的《黄柳霜：从洗衣工到好莱坞的传奇人物》这本书里，描写了黄柳霜的童年经历：“那个年龄的黄柳霜，还不知道发愁。即便家境穷困也难不住她。在家帮父亲洗衣服，烦了便偷跑出去玩儿，把脸贴在照相馆的橱窗上，看那些好莱坞影星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子艳光四射，让黄柳霜羡慕不已。她想，如果能做这样的女人就好了。”
　　这段时间，正是好莱坞电影制作的开端，看电影成了人们的时髦玩意儿，黄柳霜姊妹们一下子就被电影所吸引。那时在弗里豪上小学的黄柳霜常常逃课溜进戏院，也曾为了看电影省下午餐饭钱而生过病。自小埋下的明星梦，常让她发昏。有时在家里，她会模仿电影里的人物，做些奇怪的动作。父亲知道了，就对她说：“拍电影会丧失灵魂的。”她问：“什么是灵魂？”父亲说：“灵魂是一个人的精神，失了灵魂就只剩下一个空架子，没有想法，没有喜怒。”这些话还真把黄柳霜吓住过。
　　不过，她很快就忘记了“灵魂”这回事。当时在默片时代的好莱坞，常常拿挖苦东方人或丑化华人的故事作为拍片的题材，因而到中国城拍摄，就地取材招用华裔临时演员。1919年的一天，正好一部叫《红灯笼》的影片在唐人街出外景，由当时第一红星纳姬睦娃来饰演一位欧亚混血儿，剧情需要一个东方脸孔来搭配。正在看热闹的黄柳霜天生丽质，举止聪慧可爱，她的“东方小美女”长相，一下被剧组人看中，就让她在片中担任了一个闲角。这一年黄柳霜刚满12岁。这个只有几个镜头的小角色，还是让黄柳霜兴奋了一番。后来她看到影片里的自己，陌生又欣喜。她想，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度里，能改变命运，过上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生活吗？这些重大的思考对一个未成年的少女来说，只是一闪念。她想得最多的是：能当上大明星，抛头露面。然而父亲极力阻止她踏足影圈，甚至把她禁锢在家，不准外出上学。在黄柳霜倔强坚持下，黄父后来终于让步，他向女儿开出的条件是──必须有华人与她同片演出。但这个善良的要求在苛刻的好莱坞体制下毕竟很难实现。
　　好莱坞最初是洛杉矶西北郊的一片农田，因栽了大批冬青树，于是有了“好莱坞”（Hollywood冬青树）这个名字。1907年导演弗朗西斯·伯格斯到这里拍摄电影《基督山伯爵》，随后成千上万的梦幻制造者紧随而至，竟有15家制片厂在此地落户。他们的影片出口到世界各地。好莱坞成为全球电影之都和20世纪的一朵奇葩。能够进入这个“超级明星”制造厂拍电影，成了无数演员的梦想。不谙世事的黄柳霜无意间踏入了一条星光之路。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个华人演员能够闯入好莱坞。
　　值得庆幸的是，早些年也来到美国的黄柳霜的堂兄黄宗沾，当时已担任好莱坞的电影摄影师。黄柳霜1924年出演了由黄宗沾拍摄的《阿拉斯加人》、《彼得·潘》两部片子，黄宗沾精湛的摄影技巧再加上黄柳霜出神入化的演技，获得西方观众的满堂喝彩。这两位祖籍广东台山的中国乡亲互相支持互相鼓励，成为当时华人华侨圈子中的一桩佳话。
　　自处女作《红灯笼》之后，黄柳霜终于有了上镜的机会。尽管那是一个无名的小角色，但由此打开了她通往好莱坞的大门。导演们开始对这个中国娃娃有了印象，有需要时就会叫她。从配角、杂角到主角，黄柳霜演技日臻成熟，银幕上也渐次出现了一个东方人的面孔。17岁那年，她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好莱坞首部以彩色制作的长片《海逝》里担任主角。该片是《蝴蝶夫人》再版，黄柳霜扮演苦候丈夫归来的可怜女子，她以楚楚动人的形象和颇具特色的表演，诠释了女主角莲花无力与社会抗争的悲惨命运，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从而好评如潮。影片在日本上映后，日本影评人称，没有一位日本女演员能够胜过黄柳霜的演技。而黄柳霜却说，她当时并没有掌握很多演技，只是用她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中国服饰的运用和中国人特有的表达感情的方式去演绎角色。《海逝》成功后，黄柳霜又在《巴格达窃贼》中扮演一个漂亮的蒙古女奴。《巴格达窃贼》的电影海报传遍欧美和亚洲，票房十分喜人，成为当年好莱坞最卖座的片子之一。随后，她又争取到在电影《人生》中与当时的好莱坞大牌男明星搭档演对手戏。在盛行以白人演员扮演华裔角色的好莱坞，形成了她表演上的独特风格，“东方面孔”给导演、制片人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表演天赋令她不断出现在电影杂志上，黄柳霜这个名字开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黄柳霜的成功绝非单靠运气。在美国那个歧视华人、女性地位低微的年代，一个黄面孔的柔弱女子，凭着果断性格、非凡聪慧和异国美貌，得以闯进好莱坞群星拱照的“万神殿”，逐渐攀上这个殿堂的高位。
　　
　　惊艳欧美的“中国女神”
　　
　　黄柳霜的从影生涯，正值美国社会种族偏见最强烈的时代。在好莱坞片中都把华人描写为强盗毒贩、杀人放火、野蛮无理、狡猾残暴等形象。影片中的华裔女性不是妓女就是女奴。黄柳霜作为好莱坞第一个华裔女演员，如果坚持要在好莱坞占一席之地，就只能屈从于按西方人的观念塑造出“中国娃娃”的概念：艳丽暴露，软弱及充满屈辱感。这样的定位非但阻碍了她在演技上的进展，更给她带来来自华人社会的众多谴责和负面评价，令她成为美国国会《排华法案》的替罪羊。
　　这对她是不公平的！其实“露大腿”在好莱坞片中纯属家常便饭，但对中国女演员，似乎就已为“淫荡之举”。她出演的电影在中国遭到禁映。黄柳霜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讲不出。面对强硬的种族歧视，她扮演的充满屈辱感的中国女子在每部电影中的结局总是死亡。这为人们所不理解。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对她作为首位华裔女星的功绩甚少提起的原因。
　　好莱坞的种族歧视，种种遭遇令黄柳霜深感挫折。1928年她毅然离开美国到欧洲发展。在德国拍的影片《歌》，令她的知名度又大大提升。1929年她主演了《唐人街繁华梦》，是她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在旅欧的3年间，所到之处掀起了一股旋风。黄柳霜首先在德国拍一部叫SONG的电影，很快推向市场。从英国到荷兰，从西班牙到意大利，从匈牙利到罗马尼亚等，当地媒体都抢登她的报道。德国名摄影家爱德华·史坦钦将黄柳霜的写真集刊登在法国发行全球的《名利场》杂志上。不久黄柳霜又足踏法国，法国人本来就对中国的丝绸、磁器和建筑有兴趣，这回来了一个有血有肉、风情万种的华裔艳星，因此更造成法国观众对她的爱慕。在英伦三岛，黄柳霜参加了由德国人杜邦导演的电影《皮卡迪利》的拍摄。她的风采与神韵不仅让前来采访的记者为之倾倒，连一般的影迷也因她那股神秘的吸引力，而争先恐后地一睹她“中国女神”的芳容。《皮》片巨大的宣传海报悬挂在伦敦各个电影院、餐馆、舞厅及剧院里，同时海报也在亚洲出现。

　　黄柳霜在欧洲拍摄了好几部A级片，包括最为后人乐道的《唐人街繁华梦》。她饰演跳舞女郎，穿起闪烁舞衣，一盼一笑充满诱惑，更散发神秘东方女性的魅力，锋头盖过男主角。这是她所拍摄的最后一部默片。黄柳霜表演认真，学习刻苦，具有掌握多国语言的天赋。后来在拍摄的有声片中，她以英、德、法三语同步演出，尽显才华。黄柳霜在欧洲如鱼得水，获邀出席英国皇室宴会。那个年代，华人妇女得此礼遇像是天方夜谭。留欧期间，黄柳霜除了拍电影，还演出舞台剧和歌剧，以粤语、法、英、德、丹麦和瑞典等语言唱歌，随团至澳洲等地登台演出，可谓出尽风头。
　　黄柳霜旅欧3年返美后，片约立刻如雪片般飞来。就在她尚未办好入关手续之前，片商们已备好合约书并捧着预付的酬劳在关口守候。在纽约上岸后，她先在百老汇演了167场舞台剧。事后又拍成电影，同样造成轰动，《纽约时报》称她为“不可思议的纯情玉女”。
　　在欧洲得到的盛名，使黄柳霜此刻的事业如日中天，在巅峰上跳跃历久不衰。但此间黄柳霜未能摆脱种族藩篱，在与日裔男演员共同担当的《龙的女儿》的影片中，她扮演西方小说家笔下的“黄祸”──犯罪集团头子傅满州的女儿，集神秘与邪恶于一身。对于饰演这样的角色，祖国的同胞并不理解，当年的天津电影杂志曾对她大加指责。1932年首部以上海为背景的好莱坞片《大饭店》上映时，黄柳霜的名字和剧照均未能在上海海报上出现。她背上了“辱华嫌疑”的罪名。这是黄柳霜最懊悔的一件事。
　　西方拍摄的电影中，确有侮辱华人的镜头，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因素。因为按照好莱坞的惯例，完全听凭导演的拍摄现场说戏，因此拍片时演员一般是不了解整个剧本的完整故事内容的，出现辱华的镜头在所难免。这与整个西方电影艺术界对中国文化的淡漠无知和政治倾向有关，这不是黄柳霜一个人所能阻止的。而当黄柳霜成为好莱坞的红影星，有了一些地位、开始有机会饰演主角之后，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关乎民族尊严的问题，在挑选剧本时就非常谨慎，并常常对其中一些辱华镜头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有时分歧太大，就拒绝拍摄。她甚至对观众声明：“无论我饰演的角色有多么的坏，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人的全体，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她试图改变这一状况，从此拒拍有损华人形象的电影。黄柳霜与当时红遍影坛的艳星玛烈·德列治合作，拍了名垂电影史的《上海快车》，黄柳霜扮演了一个救人英雄。
　　黄柳霜风靡欧美，造成一连串的“东方效应”。衣着打扮，言行举止，也成为时尚象征。1934年她被纽约一模特组织投票选为“全球衣着最佳女子”，1938年被《Look》杂志评为“全球最美丽的中国女子”，《时代》杂志更是经常报道她的消息，赞赏为“一朵透过象牙散发红光的玫瑰”，成为全球杂志争相邀约的封面女郎。人们正是通过这个华裔女子的精彩表演和形象，知道了中国这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
　　黄柳霜的演技及美丽，在一个时期里虽然得到认可，却依然因为“种族歧视”而表演受到限制。她出演的角色不是娼妓就是为爱死于非命的女人。这曾让访问美国的宋美龄非常反感。以致在好莱坞的演讲台上，很多明星簇拥在蒋夫人身侧，唯独没让华人影星黄柳霜参加。在宋美龄的心里，黄柳霜是身份低微的洗衣店老板的女儿，尤其看不惯她在银幕上“晃动着大腿”的做派，如果与黄柳霜靠近，则代表着对她的认可。因而，宋美龄拒绝了与黄柳霜的见面。在宋美龄看来，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才是中国新形象的代表。当时有片商曾计划拍摄《宋美龄传》，导演认为此角非黄柳霜莫属，但被宋美龄拒绝。黄柳霜为此十分失落。她确实想为报效祖国尽一份力，但恰恰是以宋美龄为代表的“祖国”将她拒之门外。
　　在美国，因“种族偏见”黄柳霜没有好的角色演；在国民党那里，又因“银幕形象”不佳而被排斥。在这样的夹缝里生存，黄柳霜痛苦而失落。无可依靠，只能让黄柳霜更加坚强。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拍摄了正面反映华人形象的《上海女儿》、《重庆英烈》等，扮演有智有谋充满爱国气节的女子。
　　然而在好莱坞的商业运作下，黄柳霜大多出演的还是弱女子及性感女郎形象。她无力改变这一现状，在好莱坞她根本没有挑选剧本的真正自由。所以尽管她拍了很多电影，但能在中国上映的并不多。种族歧视和对女性的压抑使她喘不过气来。因而她从30年代就将自己的原名黄美颜改为黄柳霜，意思是“冷霜中的黄柳”，她说让自己的柳枝在冷漠的风霜中摇曳吧。
　　
　　悬念祖国的海外女儿
　　
　　黄柳霜虽然出生在美国，但对中国深情难忘，对故土充满向往。在打算回国探亲前，只会讲广东话的黄柳霜开始恶补国语（普通话）。神秘而陌生的母国土地强烈召唤着这个受尽压抑和屈辱的海外女儿。
　　1930年2月，黄柳霜乘坐“胡佛总统”号轮船，经檀香山、日本神户驶往中国，终于踏上从未去过的华夏土地——上海。尚未靠岸前，一群记者便坐着舢板抢先访问。当她“通”关后，不慌不忙地任由记者摄取镜头。专程和她同行的洛杉矶《赫司特时报》记者，也将画面一一纳入镜头，以备返美后发表。到场欢迎黄柳霜的，除了上海电影界外，还有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及夫人、林语堂博士等社会名流。黄柳霜激动地表示，她此次回国是为了偿还自小以来的强烈愿望，是为了看看祖国的真容，也是为了领略祖国的秀丽风光和风土人情，并学习汉语。她动情地说：“当我在德国受到影迷欢迎时，作为在场的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我被一股强烈的孤独感所淹没！能与广大上海同胞在一起，是我盼望已久的一天！”
　　在上海期间，她饱览了“东方巴黎”的风光，特地光临著名的“老介福”服装店，做了多件旗袍。她得到影后胡蝶和京剧大师梅兰芳等的热情款待，他们相携游览，切磋技艺。毕竟，老百姓、同胞、艺术同行是理解她的。她还访问了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明星影片公司，与经理张石川、编剧洪深、影后胡蝶和其他主创人员进行座谈交流。黄柳霜介绍了美国电影界的概况和现状，也介绍了自己从影多年来的表演经验和体会，使中国同行很受启发。黄柳霜在发表此次回国“探亲”的观感时说：“一个人的身份也许是在另外一个国家，但是她的心是属于祖国的。如果这一次我没有来到中国，那么我对于祖国的感觉会始终是模糊的。现在我来了，认识了祖国大地和可爱的人民，发现了‘慈母的爱’，从现在起，我确认了我自己是一个中国女性，而在此之前，我只是一个生长在洛杉矶的东方女儿而已。”她的一番表白，说出了对故国的热爱和眷念，在场中国电影界人士深受感动，掌声如雷。
　　她多次表达要学习中文和中国戏曲，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愿望。在百代唱片公司，她选购了38张京剧唱片，其中有梅兰芳的《王宝钏》、《汾河湾》，程砚秋的《回龙阁》等。她深感中国京剧博大精深，这次她跟梅兰芳学习了唱腔和表演。所以当年梅兰芳一行赴美演出时，黄柳霜竭尽地主之谊，陪伴在侧，盛情招待。
　　黄柳霜数度强调她对母国文化的渴望与敬仰，不时将林语堂在美国出版的英文版《吾土吾民》朗朗上口。还在上海组织了一个话剧团，并演出舞台剧。可是也有小报记者对她以往在好莱坞演出伤害华人形象的电影，作出刻薄的人身攻击。甚至对她“既没结婚，又无男友”也拿出来说事。黄柳霜就此作出正面捍卫：“那不是我的选择。那些角色即使我不演，也会有其他白人演员去演。而我会失去仅有的那一点‘中国人演中国人’的机会，反而更没有机会维护华人起码的形象；与其让他们演，还不如我演。”黄柳霜澄清了许多“敏感”问题。以致那些特别难缠的记者在采访完后，也都会要她的签名照。

　　上海抚慰了这位遍体鳞伤的好莱坞第一位中国女明星。《良友》画报将她的像作封面，并进行了专访。其实，早在1927年，著名出版家、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总经理伍联德（黄柳霜的老乡——广东台山人），就曾赴美考察，和黄柳霜这位影星乡亲有过亲切的接触、深入的采访。回国后，他针对国内报刊对黄柳霜的无理指责进行反击，发表自己亲见亲闻的真实感受，向国内同胞介绍一个真实的电影表演艺术家黄柳霜。他在写给《银星》杂志社主编卢梦殊的一封信中说：“她虽然是美洲土生女，但她却不失一点东方女子的礼貌；所以她与我谈话，像乡下人一样，没有一点儿我们上海女明星的轻浮气。当我没有见她之前，也以为她是一个放荡西洋化的女子，见了她却是完全与我以前的想象不同。”
　　对于黄柳霜的爱国情怀，著名报人戈公振和出版家邹韬奋也有过中肯的评介。1928年，戈公振作为新闻记者访问德国，会见了正在德国拍摄电影的黄柳霜。戈公振向她介绍了国内情况，黄柳霜则十分关注故国百姓的温饱问题，向戈公振“絮絮询问，不胜悬念”，并表示了“极愿回祖国一行”的强烈愿望。通过交流和采访，戈公振深感黄柳霜“虽然身在海外，却是一个热爱祖国的奇女子”。回到上海后，他写的第一篇海外游记就是《在海外悬念祖国的黄柳霜》，发表在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上。邹韬奋读完这篇文章后，也深有同感，特地在文章的后面写上一段编者附言发表：“黄女士以一身在海外的弱女子，如此念念不忘祖国，其所感者深矣，不知祖国能否毋负黄女士之期望耳。”可见，黄柳霜在海外的爱国言行是始终如一，不曾稍变的，这也是她深受国内同行敬重和赞扬的原因所在。
　　这次寻根之旅，唤醒了她流淌在血液中的故国之情。一路上她游览了上海、南京、汉口、天津、北平等地。购买了大量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物品。黄柳霜北上路过南京时，成了国民政府的正式来宾。她还去了天津的妈祖庙拜祭。也登上了山东泰山凭吊碧霞宫。北京大学授予她荣誉博士。中国民间观众都喜欢她，黄柳霜名声大噪。当时的《北洋画报》连续大幅刊登了她的芳踪。国内许多报刊都以黄柳霜的各种剧照招徕。这真是黄柳霜一次文化和情感上的“寻根之旅”。
　　这次寻根之旅对黄柳霜来说意义非凡，增强了她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令她从长期的游离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飘忽所带来的困惑中解脱出来。“我真希望我生在中国！”她由衷地表示，“虽然中国对我来讲是个陌生的国度。不过，我终于回家了！”
　　在中国停留9个月的黄柳霜，于同年返回美国，并决定在洛杉矶长住，以便和好莱坞保持关系。在《好莱坞派对》这部电影中，她和克拉克·盖博对戏，黄柳霜在片中巧用她那婀娜多姿的身材，把她刚从中国带回来的旗袍一件又一件地在影片中展示出来，同时她也主动增加了很多有益于提升中国人形象的台词。
　　她并不是特别富有，但能为自己的祖国尽其绵薄之力。而且还用血汗钱帮父亲把她的弟妹们拉拔成人。父亲对此非常满意，于是将家托付给女儿，他自己回了广东老家。1936年，黄柳霜再次离开美国，这一次，她奔向战火连天的祖国大陆，探望已落叶归根回到台山的父亲。这是她真正意义上的“寻根之旅”，在家乡住了一个星期，受到乡亲们的热情款待。她还去了汉口、哈尔滨等地演出，通过义演和出售签名照等方式，将筹集的款项捐助祖国的抗战。国内唯一向境外发售的《电影画报》于1936年3月1日出版了《黄柳霜回国特辑》，对她的回国之旅跟踪报道，称她为“光芒四射的美国华人电影明星”、“倾国倾城的典型”。黄柳霜将回国经历拍成电影，并在美国电视台进行播放。美国观众从这部片子里目睹了东方民族对一个海外女儿的绵绵亲情。黄柳霜说，我的根在中国，那里的一切令人难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黄柳霜虽不在中国，但忧心如焚，依然关注着民族的命运。在电影界的聚会上，她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扶华抗日。在慈善机构的集会上，她多次发表演说，发起募捐，也将自己喜欢的珠宝拿出来义卖，所得款项一个不留，全部汇回中国支持抗战。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大地》，要拍电影挑选女主角。黄柳霜很钟情这个角色，但导演却让德国演员出演黄皮肤的中国女人，这让黄柳霜非常失望和屈辱。但黄柳霜很敬重曾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的赛珍珠，她们成为好朋友，在慈善事业捐献和支援中国抗战上多有合作。
　　
　　一代影星的辉煌与落寞
　　
　　二战后的黄柳霜，随着年华已去，片约大不如前。加上她拒拍辱华电影，渐被好莱坞主流疏远。有段时间她投入美容事业，成为“中国养生美容”的代言人，她告诉客户，要多看家中所养的金鱼，因为这样可以增加眼球的运动。
　　差不多息影5年的黄柳霜，终于在1949年，派拉蒙影业公司又找上门来，为她摄制新片。此外，还有电视公司，为她制作《柳霜夫人的画廊》影集。但好景不常，她无法在新来的媒体宠儿——电视里有所作为。人到中年，体力上及情绪上也大不如前，黄柳霜不时在片场向他人讲述以往的风采，同时也对好莱坞总是叫她饰演东方“坏女人”角色而不满。显然，风靡欧美的一代女星的辉煌已渐渐远去。黄柳霜的名字本身就带着浓厚的悲剧色彩：杨柳唯有在春光明媚之下才会抽芽飘扬，可惜她是经过霜打的杨柳，无论自身如何努力，都难熬那个结满寒霜的隆冬。她的私人生活和事业一样，同样充满障碍，事事都不如意。
　　好莱坞影星嘉宝有幸遇到贵人，著名导演莫里斯·斯蒂勒在嘉宝身上倾注他所有的感情，呵护备至；而黄柳霜却从来没有这样的福气。嘉宝终身不嫁的原因成了一道永远解不开的谜，然而黄柳霜却是想嫁人，梦想着有一道坚实的肩膀终身依靠着，但命运没有给她那样的福分和机会！
　　她的独立进展的个性，令她在自己家庭中也很难得到理解和支持。当初父亲潜移默化的传统教育，令成名后的她仍与家人住在一起。情感上的低迷，使黄柳霜在家里还要扮演乖乖女的角色。她闲来帮父亲干活儿，家里的大部分开支需要依靠她。弟妹的生活费都需要她接济。每周150美元的高薪，令她成为家庭的支天大梁。全家八兄弟姐妹，除了她，其他都受过高等教育，是她负担了手足的教育费用，令他们终于能够走出唐人街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华人；而她自己，只能忍辱负重地在银幕上扮演唐人街上的旧华人角色。
　　作为美国早期的第三代华人，自我身份的认同和文化的归属一直令她十分困惑。美国白人视她为中国人，中国本土人视她为忘了祖宗的离经叛众的“蕃人”。事实上，她是美国生美国长的华裔。这种身份的不确认和东西文化的游离，令她的爱情生活也充满了苦涩！当她在好莱坞崭露头角时，父亲为阻断她的明星梦——这个聪明的华工第二代早就看出女儿这条明星路上埋伏的定时炸弹——想为她找个婆家早早将她嫁出去而安于相夫教子。已见识了唐人街外的世界的黄柳霜当然不肯遵循中国女子千年的古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她的明星身份，给她的婚恋也带来很多困难。
　　当时美国华人分两大类——唐人街和留美定居下来的精英华人。前者大多传统节俭保守本分，且文化程度低，就算黄柳霜不嫌弃他们，他们也不敢冒险娶这样一个拍电影的女子。后者多为专业人士，已打入白人主流社会，这些中西文化贯融的专业人士其实很合适黄柳霜的心怀，但他们往往也看不上黄柳霜这样的女性。在她的内心深处，锁定的婚恋目标还是白人男性。
　　黄柳霜的初恋是一个比她年龄大许多的电影制片人米奇·尼兰。她是很希望与尼兰步入婚姻殿堂的，毕竟一个人在好莱坞打拼太难了。他们曾经计划去墨西哥完婚。但尼兰是圈内有名的花花公子，不过是与她游戏一场，并未付出真情。年轻的黄柳霜没有看清他们之间关系的本质，所以一段交往后终究分手。
　　离开了银幕，黄柳霜在现实的情感世界里，依然无力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她当红年代，社会不容许异族通婚；银幕上也反映了这种现象──但凡她恋上白种男子，一定不会佳偶天成。而且她扮演的角色经常被因妒成恨的爱人枪杀、意外遭刺死、溺毙。她笑言自己“死了一千次”，厌倦极了。黄柳霜患上婚姻恐惧症。事实上她终生未嫁。她无可奈何地说：“中国男人嫌弃我做戏子，美国法律又禁止我嫁白种人。”对婚姻无奈，扮演悲剧人物更无奈。她遭受到一种夹缝的尴尬。“人生如戏”成了她的真实写照。事业与情感上的落差，让她心情抑郁，甚至染上酗酒的毛病。
　　上世纪60年代初，黄柳霜还在《花鼓歌》及《苏丝黄的世界》电影投拍中相继被邀。然而正当她准备拍摄之际，1961年2月2日下午，54岁的黄柳霜因突发心脏病而猝逝圣莫尼卡寓所。死后葬于洛杉矶母亲墓旁，墓石上没刻一个字。
　　那曾经的辉煌从此沉寂。
　　2007年黄柳霜百年诞辰之际，这位落寞的巨星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洛杉矶影艺学院和香港电影界纷纷举办黄柳霜电影回顾展、图片实物展和座谈会，有关她生平的两部纪录片和英文传记也相继问世，以告慰这位受尽委屈的华人女子。
　　研究者发现，黄柳霜之所以成为开天辟地的好莱坞华裔女星，在于她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咬牙化解政治注定的弱势，创造了跨越中西的各种角色。她的果敢和坚强，犹如电光石火般划破黑沉沉的天际。美国历史学教授格理汉·何杰说，黄柳霜力战群魔，勇渡好莱坞的黑水沟，为后辈的华裔演员树立了楷模，“如今，再找不到一位华裔女星的成就，足可与黄柳霜媲美。”
　　寂寞和无言也是一种沉淀的丰碑。人们百感交集地向这位被遗忘的华裔电影先驱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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