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事，已是45年前的情景。 
　　 
　　库玛其 
　　 
　　1955年我上小学五年级，开始学生物、地理。地理教科书是苏联印制的，非常精美，图下附带蓝色放大镜片，可以取下来仔细观察地图密集区域。生物课本是捷克斯洛伐克印的，硬壳本，三四页一幅插图，我记得有台湾阿里山神树，印尼的盘状睡莲，几乎透明的蜻蜓，奇形怪状的细胞，五光十色的花卉，这些彩图伴随我走过了大半生并将继续伴随我走下去。教生物郭老师经常组织我们到田野上实习，那时和平里北面到元土城一带都是荒地，老师带着我们抓蛤蟆、捉蜻蜓、扑蝴蝶，辨认车前子、蒲公英、野蔷薇等等。我很喜欢这两门课，它让人向往、让人愉悦,让人养成洞察的习惯。 
　　仲春季节，迎春花贴着学校操场篱笆墙竞相怒放。花根底下，有两条整齐的黑线，似乎还在微微扭动。“什么玩意儿？”我好奇地蹲下观察，只见蚂蚁列成两队，在搬运篱笆那头不知谁扔的半块面包。前去的蚂蚁自然是轻装，一条黑线高速移动；回去的一队都是重载，或用前肢顶着面包渣，或用大牙夹着面包屑往回拖，黑白相间的一条线整齐缓慢。我因惊异而极有耐心，趴在地下，用花粉将几支蚂蚁的屁股染黄，作为记号，心里数到200多下，见这几只“黄裤衩”又爬回来…… 
　　篱笆墙震动一下——是只皮球滚过来。一个苏联小学生跑过来捡起球，可能见我行为怪异，便凑近篱笆观看。他叫了一声：“达谋以，姆拉维奇！”（俄语音译，意为蚂蚁搬家。下同）我偏过脸看他，这是个顽皮明亮的男孩子，栗色头发在额头前飘荡，脸上露出浅浅的雀斑，长得很像电影《阿辽沙锻炼性格》中的主人公。于是我跃身而起，叫了一声：“阿辽沙！”他愣一下，模仿了一个电影中阿辽沙一做错事就揪耳朵的动作。哈，他听懂了，他也喜欢电影中的“阿辽沙”！他隔着篱笆蹲下，双手放在脑袋上，做出举着东西来回奔走的样子。我晃晃脑袋，举起两手由西向东，把手放下再由东向西，告诉他蚂蚁不是在搬家，而是往家搬东西。他仔细观察一会儿，站起来，手往下一按，我明白是让我等一等。他向教室跑去，一会儿跑了回来，从口袋里拿出放大镜观察蚂蚁。他看了一会儿，将放大镜递给我，比画着蚂蚁有6条腿，前两腿举着面包渣，后4条腿快速迈动。他一边念着俄语数字，一边指手指脚。我跟着念：“阿金、特娃、得雷、乞得雷……”学会了从1到6的俄语单词。 
　　第二天，还没下课，我从楼上见“阿辽沙”在篱笆墙边，向我们教室的方向望了又望。铃一响我就跑过去，他笑着掏出盖有玻璃板的木盒，盒内一个金属圆珠，随你手拿的角度滚来滚去，进一红色的小孔算胜。我带来一个自己编的九连环。他接过去穿来穿去，长偏环怎么也倒不出来。我晃了半天，圆球也进不了坑。我们交换，他两三下圆珠就进了红孔，我抖了抖了环就打开了。我们哈哈大笑，隔着篱笆连击三掌。 
　　从此我们经常见面，我拿出珍藏的《金刀侠客胜英》、《青城十九侠》、《小五义》和自制的宝剑。他送我《快乐的少先队员》、《红色牧人》，都是俄文书籍，还有米格-15战斗机模型。不到一个月，我就学会100多个俄语单词，能比较规范地唱《五月的莫斯科》了。他叫尤利·库玛其，父母都是北京木材加工总厂的工程师，该厂从意大利引进全套设备，技术人员是苏联专家。我们的交往从篱笆墙转到校外，我用两毛钱请他到和平里电影院看苏联影片《沙特阔》，描写主人公率领族人，克服千难万险寻找幸福。影片中出现了辽阔而又寂寞的田野；伴着热恋和忧伤的女声小合唱；坦荡的波罗的海，五帆船乘风破浪……突然库玛其叫一声：“亚历山大！”原来镜头现出他的家乡，列宁格勒亚历山大港外景。 
　　他请我到他家做客，那时和平里家属楼划片区，都是二层灰砖大坡顶房，我家是6区7号，专家住在一区，灰格地毯从门口一直铺到房厅。 
　　“莫伊特路克，妈其！”（妈妈，我的朋友来了！）不到门口库玛其就喊起来。 
　　“依基捷！”（欢迎） 
　　门开了，库玛其的母亲迎了出来。在此之前，我从没近距离看过外国人，所以到现在印象依然异常清晰——一个亭亭玉立的知识女性，穿着黄色紧身薄毛线衣、黑色西式长裙，半高跟鞋，一块宽大的蓝地红花的绸子在头发上系了一个蝴蝶。她周身散发着淡淡的幽香，仿佛用一只温暖的手在抚慰你的心灵。 
　　“西巴西巴！”（谢谢）我连声说道，也不知对不对路。 
　　库玛其的房间很小，到处是积木，德国的、意大利的，木块像饭碗那么大。他先请我听留声机，他说在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中，“嘀嘀嘀哒”的小鼓相伴始终，圆号重复的旋律时消时显，小提琴舒缓而辽远，使人想起冰天雪地，仿佛看到一队一队披着白斗篷的苏联战士冲向德军营地。库玛其边听边讲，还挥手打拍子。我惊奇他对音乐的理解，同时也使自己的音乐细胞活跃，更引为知音，便拿起两支铅笔配合着敲打着节拍。后来我知道，这是曾任苏联音乐学院院长的肖斯塔科维奇1941年的作品，那时列宁格勒被德军重重包围，苏联军民正浴血奋战。肖斯塔科维奇将战争带来的巨大悲伤和无数眼泪汇集一起，奏响了牺牲战士的安魂曲，吹响了正义必胜的号角，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朽之作。 
　　库玛其请我用午餐。方桌上铺着洁白的提花餐布，正中摆放着一个宝石兰玻璃喇叭花瓶，插着几束丁香、桃枝。就餐者每人面前放一个高脚杯，上方立一枚鸡蛋，还有面包、茶、果酱、红肠和引人食欲的酸黄瓜。我先喝了一口茶，微苦又有点豆汁味，跟我家的茶根本不是一个味道。我见库玛其用勺砸开鸡蛋壳，扒开顶部蛋皮，将小勺伸入鸡蛋里，一边搅和，一边津津有味地吧嗒着。“生的怎么吃？”我心里想。库玛其妈妈察觉出来，微笑地站起来，摸一下我的脑袋，我想我当时一定脸很红。她走进厨房切了几片黄油放在我面前，将黄油和蛋液涂抹在面包上，吃起来真香。餐厅墙上挂着列维坦的油画《春天·大水》，参差丛生的白桦林倒映在浩渺的水面上，几株庄重挺拔的杉树衬托着蓝天白云，远处山岗上几栋农宅如诗如梦。当时的感觉就是美，现在回想起来，便有一种温馨和感伤袭上心头。 
　　回到家里，我闹着要请库玛其吃饭。那时我爸爸每月工资108元，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大表哥靠父亲养活；母亲在北京中医药讲习所（北京中医学院前身）学习，仅发生活费。一家6口住两间60平米的筒子楼，部里发的家具很简单，记得床是一块床板，两个条凳。这样的条件，没法在家请。我不干，父亲咬牙答应去莫斯科餐厅请客。

　　那一天全家简直像过节，父亲穿上出国考察时穿的国发礼服，母亲穿上绣白玉兰花的紫色旗袍。我和二弟早跑到和平里至西直门的9路汽车站。到了莫斯科餐厅，库玛其的父亲望着我们哥儿仨，冲着父亲伸出大拇指。我们几个孩子身上像长了翅膀，围着厅内喷泉跑圈。服务员都是俄罗斯姑娘，戴着月牙形头饰，穿着连衣裙，个个轮廊清晰，高雅漂亮。莫斯科餐厅气势宏大，富丽堂皇，宛若人间仙境。六角形的雪花与松鼠尾巴的图案柱直顶6层，水晶吊灯好似群星围聚，宽敞的大厅摆放着一组组硬背天鹅绒沙发，一个单人沙发足以坐下我和库玛其，典型的俄罗斯气派。父亲向库玛其父母介绍3个孩子，大儿子彰无忌，二儿子彰无垢，三儿子彰无疆，怎么也找不到相应的单词；后来父亲变换一下说法，大孩子叫勇敢彰，二孩子叫清洁彰，三孩子叫长寿彰，库玛其父母笑着连连点头，看样子是听明白了。母亲抱着我三弟，我和二弟及库玛其喝着格瓦斯，交流手中的玩具和小人书。记得是吃4元的套餐。八分熟的牛排，要咽时还觉得滋味未尽；基辅黄油鸡卷细嫩像娃娃的脸。父母亲欣赏地望着我们，将自己盘子里的美食拨出来。大厅里有一组4人乐队，演奏着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春》，恬静缠绵的乐曲犹如明媚阳光。可我们3个孩子毫无章节地藏在幕后、柱子边或池檐下，追逐游戏，不停地喊着一个词“纳恰拉”（开始）。我妈妈送给库玛其妈妈一对玉镯，对方回赠一条镶里乌拉尔红宝石的项链。一直到晚上9点，苏联展览馆广场喷泉四射，16个加盟共和国国徽被地灯照得通亮。库玛其爸爸给我们讲每一个国徽的意思，为什么这面有羊，那面有麦穗，另一面有钢铁……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好奇地望着我们两家。那时我们觉得非常自豪，心中被像克里姆林宫似的莫斯科餐厅顶端的五星照得通红透亮。 
　　进入12月，位于宣武区右安门大街的轻工业部家属大楼落成，分给我家路东11门223单元，随之我转入轻工业部子弟小学，也称右安门大街小学。转学前我没见库玛其，没与他道别，心里总欠点什么，疙疙瘩瘩地不舒服。第二年六一儿童节，北海公园红领巾水电站落成，北京市组织各校儿童联欢。国家副主席宋庆龄致贺词，说的南方话我们听不懂；她笑容可掬地跟我们打招呼，同学们都鼓掌，觉得她很亲切，很善良。文艺演出在水轮机大厅进行，我们学校的节目是小合唱《快乐的节日》： 
　　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 
　　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衣裳/像许多花儿开放…… 

——待续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