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时期：苏联不满，蒋介石不满，中共也有不满

　　王克己：按理说，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特别强的国家，但它在外交上却毫不带意识形态色彩，完全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在跟中国打交道时显得特别实用主义，既帮助共产党，又帮助国民党，还跟冯玉祥有关系。为什么会这样?

　　牛军：苏联建国一段时间后，最初的革命理想主义在消退，国家生存是很现实的问题，而扩张又是这个民族的本能，所以必须是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现实利益等都照顾到，怎么有利，就怎么做。

　　当然这也同当时中国出现的另一种状况有关，即中国下层革命的兴起。苏联这个国家的出现，对中国社会的最大影响就是给中国人提供了另外一种未来的选择，之前中国人只知道要学习英、美、日。苏联在列宁思想的指导下，在同中国政府维持一般的国家关系的同时，也同中国底层的草根革命运动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列宁主义本身就是欧洲激进思潮的产物，它必然会非常支持中国激进的政治派别，南方的孙中山政府比北方激进，它就支持国民党。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激进，它就倾向支持共产党。用苏联的政治术语来说，他们更愿意支持革命的运动。但俄罗斯民族还有扩张的特性，这也是它选择支持谁的另外一个重要逻辑。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在中国的政治影响迅速下降。一个原因是苏联很快将它在东北的主要资产卖给了日本。另一个原因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苏联最初没有予以承认，但保持了领事关系。这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和反对。

　　1937年七七事变后，苏联转向支持中国抗日，成为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还向中国派遣了军事顾问。转向支持中国抗日后，苏联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要求中共改变过去的反蒋抗日策略，转变为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联合抗日。但毛泽东认为蒋介石一直有消灭共产党的企图，中共应该在抗战时期坚持独立自主，保存并壮大实力。苏联在支持国民政府抗日时，把王明派到延安执行它的联蒋抗日政策，王明和毛泽东之间的斗争由此开始，结果王明失败。

　　王明失败的转折点是在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这个事件使得中共党内部认识到“蒋介石亡我之心不死”。中共中央曾在事变中向苏联提出，停止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放弃军事上消灭中共的企图。但苏联认为形势没那么严重，继续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接受了苏联的指示，但毛泽东对苏联产生了很深的疑虑，认为苏联为了牵制日本，有可能牺牲掉中共，这就是他后来为什么一定要清除王明影响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共党内多数转向支持毛泽东的重要原因。

　　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帮助还是很大的，例如在著名的武汉保卫战中，苏联空军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起了很重要作用，也有很大的牺牲。苏联向中国军队提供了很多援助，当时中共有些抱怨，说苏联给国民党的都是武器装备，给共产党的却是马列著作。苏联也给过共产党一些财政援助，但确实主要援助的是国民政府。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到1941年6月基本结束，由于德国的入侵，苏联没有精力管中国的事了。这时苏联和中共之间出现了更大的问题。 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7月上旬，苏联给中共发了一个电报，说他们收到情报，日本想配合德国在东方向苏联发动进攻。中共根据自己的情报断定日本没有这样的企图。但斯大林希望中共倾尽全部兵力在华北对日本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把日本准备进攻苏联的力量牵制在华北。毛泽东接到苏联这个电报后，觉得有两个问题：第一与中共得到的情报不符;第二就算中共把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都搭进去，也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中共被日本消灭。所以，毛泽东就告诉彭德怀说，还是坚持原来的方针，不要发动大规模作战，但可以培养一些会俄语的参谋人员，同时也向苏联人要点军事装备。因为这件事情，斯大林后来对中共非常不满。

　　从这时开始，苏联对国民政府和中共的影响都大幅度下降了。这时在新疆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当时新疆的地方统治者是盛世才，他从1933年开始掌控新疆，表示自己是亲苏的，有一种说法他还加入了苏共，中共也派有代表在他身边工作。由于有苏联军队驻扎在那儿，国民政府也无力管制，所以这个政权处于半独立状态。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军从新疆撤走。1942年，蒋介石开始部署军队，借机把新疆夺回来。中共发现国民党在西北部署军队，因为延安也在那个方向，国共关系紧张起来。蒋介石的真实目的是用大兵压境迫使盛世才放弃背靠苏联的割据政策，结果是1943年，盛世才宣布效忠国民政府，并搞大清洗，把中共派往新疆的代表处置了，并把剩下的苏军也赶走了。蒋介石虽然解决了盛世才的问题，新疆却陷入一场大乱，苏联开始支持新疆的独立势力，1944年建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这段时期的中苏关系千丝万缕，主要特点有两个，其一是苏联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深度介入;其二是苏联分裂中国的行为从未中断，这是沙俄在历史上的一贯做法。

　　日本投降后苏联的三个承诺

　　王克己：美、英、苏三巨头雅尔塔会议，对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和中国都有很大影响吧?

　　牛军：对，后来大多数问题由此而来。日本战败后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中国问题只是其中一部分。雅尔塔秘密协议涉及几个内容，第一是外蒙古维持现状。但现状谁来解释呢?最后变成了苏联来解释，苏联军队当时就驻在外蒙古。第二是苏联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支持蒋介石领导中国统一。但对东北问题，苏联说旅顺是它的军港，必须维持。中东铁路(从大连一直连接到满洲里的这条铁路)原来是苏联的，后来已卖给日本，苏联现在要拿回。这条铁路后来成了苏联跟国民政府的一大纠纷。条约里写的是铁路归苏联，但苏联说这也包括了附属在铁路周围的工厂、矿场、各种服务于铁路的企业、学校、医院，等等。

　　日军战败后，国民政府要接收东北，除了城市的行政管理权，沿铁路线的厂矿等都要接收。苏联则不给，后来苏联撤军时，把工厂设备全拆走，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国民政府和苏联的关系一旦恶化，苏联就开始在东北支持共产党。

　　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几乎满足了斯大林在东方问题上提出的所有要求。美国想要的，就是苏联按时出兵对日作战，以尽快打败日本。1945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找蒋介石谈判，协商战后问题。双方在谈判过程中有很多争论。谈到外蒙古现状时，中方的理解就是按照25年前的协议，中国还是外蒙古的宗主国。但斯大林说“现状”就是外蒙古是一个独立国家，它在1921年就宣布独立了。也谈了东北铁路的问题，大连行政权的归属问题，还有旅顺作为军港的问题，等等。最后国民政府基本上都接受了苏联的条件。

　　中苏谈判中间停了一段时间，因为这期间美英苏三国首脑又在波茨坦开了一次会议。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宋子文作为外交部长也去了波茨坦，想说服美国向苏联施加压力，因为苏联的要求已经超过了雅尔塔协议的许诺。

　　中苏开始第二轮谈判不久，苏联即对日宣战，日本也很快宣布投降。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大林告诉宋子文等人，如果不签条约，共产党就会进入东北。蒋介石等在重庆经研究，接受了苏联的多数条件。苏联则做出三个承诺：第一是不支持新疆独立。第二是东北的行政权全部交由国民政府接收。第三是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不支持共产党。对于外蒙古问题，则由那里人民公投决定。当年年底外蒙古就经过公投独立了。俄罗斯如今在克里米亚搞公投，中国不少公众对此不满，因为这一套苏联早就在中国搞过了。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了第二个条约。

　　中苏同盟是怎样破裂的

　　王克己：是否可以这么说，自从王明被清理后，苏联对中共基本上就没什么影响了。

　　牛军：对。延安整风以后，苏联对中共党内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了。建国以后苏联也没能再从内部影响中共。有人说高岗事件跟苏联的影响有关系，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毛泽东对苏联插手中共党内事务一直非常敏感，但也曾受斯大林的影响。

　　斯大林在一次晚宴上对刘少奇说，世界正在出现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世界革命的中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从欧洲转到了俄罗斯，二战胜利后开始从俄罗斯向东移，现在已经转移到中国了，中国要承担起中心的责任。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对世界政治潮流的战略误判。斯大林这个误判对中共影响非常大。

　　中苏同盟是有双重性质的，既是两国的军事同盟，也是两党的革命联盟。所以，当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背着毛泽东给金日成发密电，允许后者准备进攻南方。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正好到北京访问，毛泽东说服斯大林把他接到莫斯科，以表示中苏支持越共的反法斗争。

　　中苏同盟从一开始就有三个准则在起作用。第一是两国关系要遵守普遍的国家间关系准则。第二，是两个共产党的关系起决定性作用，所以要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中苏在国际场合永远都要步调一致，中共和苏共甚至还可以互相干涉对方的内部事务。第三，还有上下级关系。刘少奇访苏时承认苏联是“老大哥”，等于承认苏中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斯大林死后这层关系维持不下去了，中共认为赫鲁晓夫没资格，经验、能力和人品等都不行，不能领导国际共运。中苏很多矛盾由此发生。

　　王克己：中苏关系是怎么变坏的?

　　牛军：最初是因为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毛泽东最初并不反对，只是觉得赫鲁晓夫有点冒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国际共运的大动荡。到11月，南斯拉夫的铁托发表讲话，说各国都应把斯大林主义者清除掉。这引起毛泽东的敏感，他把反斯大林看得非常严重了。

　　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批评赫鲁晓夫。12月29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是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必须进行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第二是必须强调反对修正主义。毛泽东还说，个人崇拜还是必要的。

　　1956年，中苏分歧还局限在对斯大林的认识上，到了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感到苏联的老大地位受到中国的冲击，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的威望有可能压倒苏联。1958年夏天，中苏关系出现严重裂痕。先是因为军事援助与合作项目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苏联在搞大国沙文主义。赫鲁晓夫本人亲自赶到北京解释，但毛泽东的态度使赫鲁晓夫感到对他很不尊重。还有一件事让赫鲁晓夫非常不满，8月23日，中国发起炮击金门。赫鲁晓夫认为这可能引起美中军事冲突，而根据中苏同盟条约，苏联不得不参战。可是他8月初在北京，毛泽东却没有告诉他。毛泽东后来解释说，我们当时没想过炮击，这是临时决定的。导致中苏恶化最严重的事件是“大跃进”的失败。1959年的庐山会议之前，赫鲁晓夫批评过人民公社是乌托邦。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认为这是内外勾结。

　　1959年间还发生了几件事。3月在西藏发生了叛乱;8月，中印发生边界冲突。中国当时告诉苏联，如果不愿意表态支持中国，最好就别表态。结果塔斯社还是发表一个声明，中方对苏联这样做很有意见。9月底，赫鲁晓夫从美国回国途中顺访北京，他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中，批评中国在印度的问题上太激进了，要求中国在涉及美国的事情上要和苏联“对表”。这使毛泽东非常不高兴，10月2日赫鲁晓夫一离开北京，毛泽东就准备公开点名批判赫鲁晓夫。中苏恶化从此不可逆转了，以后再调整也没有挽回。1963年，中苏开始大论战。1965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

　　后来中苏尖锐对抗了20年，直到1989年5月，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国关系才实现了正常化。

　　应该如何与当今俄罗斯相处

　　如果将中苏关系正常化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相比，其突出特点是中国并不谋求与苏联建立针对第三方的战略关系，新的中苏关系的基本要素包括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不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纵观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全过程，可以说中国决策层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和丰富起来的外交新理念，已经在超越冷战思维的一些基本框架。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新的特点，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能够相对平稳地使中苏关系过渡到中俄关系，后来又逐步形成了双方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综观17世纪到19世纪的清王朝与沙皇俄国的关系、1917年以后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结盟的兴起与衰亡，包括后来中苏对抗到再次正常化的20年，可以说中国人经历了极为复杂的过程，也应该积累起非常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使我们认识当今的俄罗斯时，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心态，各种看法差别巨大：如果将亲俄罗斯到敌视俄罗斯列成一个光谱，中间可以划分出无数种五花八门的色彩。我曾在文章里说，中国传统媒体报道俄罗斯和中俄关系时，就像是哈哈镜，总是把俄罗斯照得奇形怪状，失去本来面目。

　　应该如何与当今的俄罗斯相处?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回答，核心其实就一条：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无论何时何事，都应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尤其要警惕为了意识形态斗争而误读当今俄罗斯政治及其对外政策的本质，这既不合情理，也不可能得到中国公众真诚和长期的支持。因为中俄尽管在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但毕竟严重缺乏社会基础，俄罗斯的发展远不像一些国家那样同中国公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息息相关。

　　对中国外交来说，重要的是如何评估当前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尤其是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基于各种动机而呼唤中俄联盟的人都声称，俄罗斯在伟大普京的领导下正走向复兴，密切中俄关系必定大为受益。但呼喊“俄罗斯回来了”，本身就显得有些无知。历史上俄罗斯极具侵略性，如今俄罗斯“回来了”，干的建设性事情也不多。从传统媒体上看，在欧洲无非就是吞并某个地方、大阅兵、发射中远程导弹等;在一片繁荣的东亚则是搞军事演习、远程轰炸机飞来飞去。除了卖能源，没什么独特的经济与文化贡献。俄罗斯到底处在何种发展状态，的确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从200年大历史时段观察，俄罗斯目前只是一个地区性国家，而且还在“走下坡路”，在各项科技和经济指标上，完全无法与美欧和正在成为世界性大国的中国相比。吞并克里米亚导致乌克兰对俄罗斯充满敌意，这在俄罗斯帝国史上实际是最大的一次倒退。就直接经验而言，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感受不到俄罗斯的存在，在琳琅满目的大商场中看不到俄罗斯产品。这绝非简单的贸易问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俄罗斯仍处在衰落过程之中。

　　中国有足够的理由发展与俄罗斯的健康关系，不过，基于该国目前状态和选择的发展路径、方向等，还是有必要保持警觉，避免被牵引得偏离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方向。何况中俄关系到底会亲热到何种程度并不确定，毕竟历史上中苏有过亲密无间的“兄弟关系”，但最终一度反目为仇，兵戎相见。所以，不妨用已经消失的苏联创始人列宁的话作为结语：“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适用于处理当今的中俄关系。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