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所述黑龙江中上游地区，指上起洛古河口，下至嘉荫河口，长达1400千米的黑龙江沿江地带，包括漠河县、塔河县、呼玛县、黑河市爱辉区、孙吴县、逊克县、嘉荫县等7个县区，其中呼玛、黑河、逊克、嘉荫四个城市均在黑龙江沿岸。

　　一
　　关于中国俄罗斯族的来源，笔者根据现有的专著及论文，大致归结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17世纪末至19世纪末，清代迁入中国定居的俄罗斯人后裔。1685-1688年雅克萨之战后，部分被俘的俄罗斯士兵留居中国并被编入“镶黄旗”。《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签订后，尤其是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使得大量俄罗斯人进入中国定居，部分加入中国籍或与中国人通婚留下后裔。

　　第二，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吉尔加克人。历史上，俄罗斯人的一支吉尔加克人因信仰东正教旧教受到东正教正统派的迫害。1830年、1861年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部分吉尔加克人迁入中国，在新疆布尔津、罗布泊、伊犁、塔城等地定居。[1]

　　第三，19世纪末。这一时期，俄罗斯人大量进入中国境内，并有部分与中国人通婚留下后代。19世纪末，东北发现大量金矿，大批俄罗斯人偷偷进入中国境内盗采黄金。闯关东浪潮兴起，大量中国人经过东北进入俄罗斯境内谋生，并与当地俄罗斯人结合留下混血后裔。中东铁路的修建，大量俄罗斯人进入中国，同时也有大量华工进入俄罗斯境内，留下了部分混血后裔。[2]

　　第四，苏联时期。十月革命、农业集体化以及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的自然灾害，使得大量俄罗斯人逃入中国境内，很多加入中国籍并与中国居民通婚。再加上中东铁路事件后在苏华工大量携带子女归国，这一时期是中国俄罗斯族形成的主要阶段。

　　以上四部分，是现在学界比较公认的中国俄罗斯族的主要来源。但应该指出的是，这四种来源，在新疆、内蒙古及黑龙江三省，并不是都同时存在。例如，吉尔加克人只在新疆地区生活，而为盗采黄金进入中国并留下后裔的，多集中在黑龙江省。另外，前面的四种俄罗斯族人的来源，在今天的中国俄罗斯族人口中占得比例也相差悬殊。故而，笔者认为，应当就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二
　　对于黑龙江中上游俄罗斯族的来源，笔者主要是通过实地考察进行研究。2007年，笔者参与了对黑龙江中上游地区俄罗斯族及华俄后裔聚居地的社会调查。以下略述几例。

　　嘉荫县下站村，董忠烈一家。董烈忠与其妻子白红燕具为俄罗斯后裔。董烈忠的奶奶是俄罗斯人，俄名丹尼娅，上个世纪20年代末随家人移居到嘉荫县乌云镇，嫁给了董烈忠的爷爷。从白红燕的口中了解到，下站村还有丛姓三兄弟是从常胜迁来，其祖母、外祖母均为俄罗斯族人，大致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从乌云对过俄罗斯边村迁入常胜；盛姓一家从萝北迁来，其女主人是俄后裔，她的祖母是俄罗斯人，于19世纪末移居萝北。

　　嘉荫县城城东南南山脚下居住的徐国华，79岁，母亲阿克西尼·谢列克娜达；其妻子苗淑君67岁，母亲也是俄罗斯人。徐国华的父亲姓杨（其已叫不出父亲的名字），在俄罗斯波雅尔科沃经商，1921年前后与俄罗斯姑娘阿克西尼·谢列克娜达结婚，1929年生下徐国华。1931年，由于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使中苏关系非常紧张，俄罗斯华侨的处境也极其艰难，纷纷回国。在此背景下徐国华的父亲带着妻子儿女回迁到奇克特（今逊克县政府所在地边疆镇），后阿克西尼·谢列克娜达带着徐国华改嫁给当地一位姓徐的中国人，徐国华也因此改姓。

　　逊克县边疆村俄裔对于其俄罗斯先祖移居该村的历史作了如下表白：上世纪初，中国与俄国边民贸易频繁，“小丁子”村由于得地利之便，成为贸易的一个热点。后来由于俄罗斯国内战乱，一些俄罗斯人、前苏联人跑到中国，他们夏天划着“威乎”（一种木制带桨小船），冬天赶着马爬犁，拉着“列巴”炉等生活用具，就过江到了中国的土地上，有不少人就留在了“小丁子”。来定居的大多是妇女和老弱病残者，这些妇女就和当地的村民特别是从山东来闯关东的光棍汉结亲，汉俄联姻，生息繁衍，这就使得“小丁子”村成了一个特殊的村落，成了中俄混血儿集中的地方。2003年底，在批准为俄罗斯民族村的同时，逊克县政府对该村原俄罗斯族及其后裔户口为汉族的，经个人申请已全部更改为俄罗斯族。这是黑龙江沿边地区俄罗斯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了。

　　在逊克县宏疆村，我们发放了调查问卷。其中（2）您如果是中俄混血后裔，是您家族中哪一位成员首先与中国人结婚的？在调查对象中，选祖母5人，外祖母1人，曾祖母1人，曾祖父1人，祖父1人。（6）您俄罗斯先祖何时迁居此地？；从俄罗斯何地迁来？在调查对象中，选择1923年迁入者5人，1925年迁入者5人；10人均不知从何地迁来。（7）您俄罗斯先祖迁入中国的主要原因（此项可多选）？A躲避战乱；B发生饥荒；C随亲人迁入；D打工或经商中定居。在调查对象中，10人均选择A躲避战乱。

　　黑河市爱辉区张地营子乡小新屯村。20世纪初，一些闯关东的单身汉来到此处谋生。因为该村与俄罗斯村镇谢尔盖耶夫卡、马尔柯沃等仅一江之隔，他们就往返于中俄之间，或为人佣耕，或做点买卖。时间长了这里竟然成为中俄之间的一个中转站点，于是有人开始定居于此，甚至开起了酒铺，当时很多人称该村为二道河子。往返于中俄之间的单身汉们以自己的勤劳、善良、纯朴赢得了俄罗斯姑娘的芳心，她们纷纷嫁入该村，组建起中俄混合家庭，小新屯开始人家渐多。至如今生活在小新屯的刘振发的父亲就是最早开酒铺的，也是最早娶俄罗斯姑娘为妻的。

    漠河县北极村。王维翰，86岁，男，母亲俄罗斯人，俄名叫依格娜斯依诺。父亲王继武，中国山东维县人。当年俄国人在漠河盗采黄金，面向中国内地招工，父亲早年与大伯王继文一起来到漠河成为采金工人，后娶依格娜斯依诺为妻。

　　呼玛县鸥浦乡鸥浦村。侯铁玲，男，52岁。侯铁玲的母亲、奶奶均为俄罗斯人，均是在1930年前后由中国新街基对岸俄屯迁到新街基，后又迁到鸥浦来的。母亲原有侨民证，1965年加入中国籍后被收回。

　　呼玛县鸥浦乡李花站村。据村长赵庆敏讲述，李花站上游（正祺村）对岸有一个俄罗斯小村，名叫古尼错沃[3]，那里住着一户俄罗斯人家，父母过早辞世，留下了7个可怜的姐妹。当时在本村住着几个打工的中国人，其中包括赵德奎、吴青山等人。善良的他们经常接济这几个姐妹，双方结下了很深的感情。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爆发，中苏军队在边境地带发生武装冲突，此后的两年中俄国远东地区也乘机掀起了反华浪潮。与此同时，由于苏联集体化运动引发了饥荒，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中国人要回国了。七姐妹决定跟随这几个中国人移民中国，很快这七姐妹便都与中国男青年组织了家庭。如今她们的子孙不仅仅在李花站有，已遍布新街基、怀柔、鸥浦、金山等黑龙江沿边村屯。

　　通过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黑龙江中上游村屯俄罗斯族群体的形成时间，大致集中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虽然在调查中有部分19世纪末定居中国的俄罗斯人后裔，但数量极少。

　　黑龙江中上游俄罗斯族群体，以以下两个部分最为集中：

　　一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发生自然灾害，这一时期，大量俄罗斯女性为了生存嫁给沿江村屯的中国人，留下的后代成为黑龙江中上游俄罗斯族的主体。

　　二是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后，大批在苏华工和商人主动携子女回国，还有部分被苏联遣返回中国，这批人和俄罗斯配偶留下的混血后代，也成为黑龙江中上游俄罗斯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数量比上一种略少一些。

　　三
　　在黑龙江中上游地区，中国俄罗斯族的男性祖先多为中国人，女性祖先多为俄罗斯人。这一点，也是该地区俄罗斯族的一大特征。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黑龙江中上游沿江地带没有大城市，也没有重要的商业中心，所以迁入中国的俄罗斯人中的贵族、军官、商人等多进入了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城市，只有俄罗斯沿江的底层穷苦女性为了摆脱俄罗斯、前苏联的政治风潮和自然灾害生存下去，主动嫁给勤劳的中国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