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光汉是文革期间的“外逃者”,写了中苏关系紧张时期他在苏联中亚地区被审查、被监视、做工谋生活等等传奇般的经历。1979年中越之战,苏联入侵阿富汗,他都在中亚,还经历了中苏关系解冻的80年代和90年代初苏联解体的岁月,称的上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实录。
雷光汉生活的地区是苏联欠发达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以后被KGB安置在塔拉兹(斯)市,此城在斯大林时代叫江布尔市,江布尔是哈萨克一位伟大的行吟诗人,活了将近百岁,在50年代的中国颇有名气,他曾因歌颂“兴都库什山的雄鹰斯大林”而蒙受恩宠。
雷书稿提到,苏联地广人稀,工作非常好找,中亚地区体力工人的工资很高,远超过医生、教师等知识分子,女医生、女教师嫁给工人比比皆是,政府且不断下调物价和增长工资,在苏联实行的是全民公费医疗,全民义务教育,全民社会福利,“只要在苏联土地上,不管户口在何处,看病,上学都不花钱,住院了还发全额工资”。“人人都得上完十年制中学,相当我国高中毕业。学校全部免费,包括免费教科书和午餐”。“每个城市,每个区,甚至每个大些的单位都有自己的儿童夏令营,建在山上或河边的风景优美的地方,房子像疗养院一样好,辅导老师,医生,护士,厨师一应俱全。学习,游乐,体育设施应有尽有”。
物价、房租和交通费极其低廉,一块列宁格勒出产的东方牌手表,才15个卢布。水电煤气和公共交通费用都只是象征性的。市内交通一次,不分远近都是5戈比。1个人1个月煤气费50戈比,水费20戈比,一度电2戈比。一般群众的生活都非常富足。作者在80年代初结婚生女,政府马上分配给市中心一大套三居室,房屋虽然不毫华,但铺有地板,房租极其便宜。
该书详细叙述了他所接触的苏联KGB(克格勃),这个神秘的组织全面渗透在中亚的华人社区,大量招募特务,无孔不入,其搜集情报的效率之高,也可堪称世界之最。从他的书稿中也可以得知,到了70年代,KGB工作人员已一改斯大林时期之魔鬼形象,全面实现了知识转型,仅他所接触的KGB,就发现有100多人通中文。这些职业特工有礼貌,有文化,他们攻心为上,在审查雷先生时会对着他唱50年代中苏友好岁月时的流行歌曲《莫斯科---北京》,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KGB居然向雷先生表示祝贺,使他虽亡命异邦,还能保有一份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作者还说,“KGB的监狱是苏联最文明的监狱,没有见过犯人受骂挨打的。伙食不好,面包却吃不完,发的莫合烟也抽不完。每月允许亲属送食品和日用品一次,每次四公斤”
一位新疆边防军战士,因为一直入不了党就越境跑到了苏联,为了讨苏联人的好,马上将对中国领袖的崇拜转变成对勃列日涅夫的崇拜,他将俱乐部挂着的勃列日涅夫的画像偷偷拿下来,压在自己房间桌子上的玻璃板下,周围还用红布镶上了边,在像前供着插在酒瓶里的松枝,松枝上挂着一首用毛语录改成的快板诗表达忠心:“领导我们的事业的核心力量是苏联共产党,我一颗红心献给苏联共产党,永远跟着苏联共产党中央”,每天像念魔咒般对着勃氏画像表忠心。他以为这一套在中国吃得开,在苏联也一定吃得开。
可是苏联人见了觉得很奇怪,“因为没有一个苏联老百姓如此热爱勃列日涅夫,更没人在宅内贴他的肖像”。后来也是因为苏方没有接受他当苏共党员,他就把勃氏肖像的眼睛挖了,一个月后,区警察局派人把他抓走了,判了15天劳役。苏联人下手还是轻的,如果在中国,就凭这一条,就得挨枪子儿。
他说苏联的制度和“文革”前的中国制度相比有一个大的不同,“那就是苏联还容许人性的存在,而中国把所有人的人性都消灭光了”。他待过几个苏联监狱,发现“里面的狱头狱卒,审判官员,都还有人性,对不幸者有同情心,只要在框框之内,请他们帮点忙,给点方便是不会遭到拒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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