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东方剑》：特转载于此，以飨华人圈朋友：

 听说画家白朗已经好久了，他是我一位画家朋友的朋友。“他这个人是有些传奇的，好几次在海外九死一生，什么时候有机会你可以写写他。”我的画家朋友这样对我说。“他”当然是指白朗。我的画家朋友也曾拿白朗的画作给我看过，是西洋的技法，画风自由，构图趋于荒诞，用色浓烈大胆，可以想见作画者有着不一般的不安分的内心。既听说得多了，又见过几次他的画作，我便也对白朗有了些好奇。终于，有一天晚上，我画家朋友把我带到他们一个固定圈子的沙龙上，见到了白朗——一个五十多岁、花白头发的高个男子。极冷峻的五官，极挺拔的背脊和极健谈的辞锋，是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后来，在我画家朋友的鼓动下。我们仨来到一家酒吧。继续边喝边聊。就在那种酒意醺然的快意中，白朗跟我说起了他在俄罗斯的三次历险。

　　早一步挣脱魔掌
　　我的第一次历险与一个叫张明义的男人有关。张明义曾在中苏边境巡逻的边防军里当过兵。退伍后数年因为放浪不羁吃了官司，一怒之下，他越境来到苏联，照例被押送中苏边境附近的胜利林场，接受克格勃的严格审查兼做苦工，三个月后他流落到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
　　要说清我和张明义的关系，还得从我在俄罗斯做生意讲起。
　　我是在20世纪80年代来到莫斯科工艺美术学院留学的，对苏联的日用品奇缺是有亲身感受的，但紧张的留学生活使人无暇他顾，谁也没有想到把中国的日用品弄到苏联来卖。每当我回国探亲前夕，很多苏联同学给我美元，让我捎一点他们喜欢的中国产品，有打火机、真丝头巾和各种品牌的钢笔、自动笔。回到国内一问价钱，我是惊喜交加，我们的东西实在太便宜了，余下的钱差不多够我买返程机票了。
　　由此开始我便在学习之余做起了生意，规模越来越大，从小件生活用品发展到各式服装，整车皮地运到莫斯科，每宗买卖差不多都是十倍的利润，至苏联解体时，我的流动资金已达一千五百万人民币。
　　苏联解体后，我在哈萨克斯坦卡拉于达的货物仓库数次遭到当地土匪的偷抢骚扰，损失虽不大，却让我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我想到了高价雇用保镖，以求平安。接触了几个前克格勃人员，因年龄等问题没有谈成，就在这时，一位叫鲁茨科夫的同学(日后成了我的合伙人)向我推荐了张明义，说在卡拉干达好人坏人都怕他，这家伙会拳脚，也敢使刀枪，什么帮派也不入，就单枪匹马一个，谁敢染指他的地盘，他就跟谁豁命，只要给他留一口气，他就跟你没完。神鬼都怕恶的，何况人呢!不光当地黑恶势力和官面不愿惹他，连普通良民百姓也对他心怀畏惧，母亲在吓唬淘气的孩子时总要说，再不听话，我让张明义来教训你。
　　与张明义目光相对的一刹那，我的心陡然一颤，由此而生的不祥之感，铭刻于心，挥之不去。
　　张明义天生一双狼眼，凶恶逼人。他很少讲话，即使讲话也必先在你的脸上审视数秒钟后才开口。
　　除住房外，恰好张明义还有两间挺大的空房为我们做仓库，他对我们货物的迎送监管也比较用心，我们的合作还算顺利。
　　每办妥一宗买卖，我都额外付给他一些好处费，并请他大吃一顿。这家伙能喝，连以豪饮闻名的俄罗斯人也不是他的对手，每顿光白酒就得喝一瓶多。可从没见他醉过，即使有一点喝高，他也从不信口开河，胡言乱语。相反，话反而更少了，他多半采用喊唱家乡“东北二人转”的方式，来发泄因酒而产生的能量。
　　张明义现在的妻子叫阿辽莎，是中学教师，人长得苗条俏丽，眉清目秀，与黑塔一样的张明义简直没有可比性。对丈夫百依百顺的妻子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张明义稍不顺心对妻子非打即骂，天生贱骨头的阿辽莎非但不离他而去，反倒越发地离不开他了。
　　活阎罗一样的张明义，这世界上难道就没有他惧怕的人吗?
　　有。鲁茨科夫说就有一个人能治张明义，就是他的前妻娜达莎。
　　娜达莎的年龄比阿辽莎稍大一点，相貌是同样的美丽可人，就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油画中所表现的美丽天使一样。这与卡拉干达在二战时的特殊历史相关联。
　　卡拉干达位于哈萨克斯坦中部，是欧亚大陆相连的铁路枢纽。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二战期间它是苏联红军庞大的战俘营所在地，关押着数万名德、日俘虏。不仅如此，它当时还是菲律宾、朝鲜和中国新疆难民的集结地，加之日后有大量俘虏被释放时自愿留在当地，这就使卡拉干达形成了全世界少有的多民族聚居之地。它的后裔们充分体现了父母的血缘关系越远、繁育的后代就越优秀的生殖学原理，在相貌上他们都长得很英俊，尤其是年轻女性，集东方的娟秀与西洋的舒朗于一身，皮肤细润，双眸炯炯，简直漂亮得没挑。
　　一次，我和张明义去接运新到的一批服装，在经过一家超级市场时，有一名妇女怒冲冲向张明义迎面走来。张明义想回避已来不及，只好硬着头皮迎上去，只见那名妇女对着张明义左右开弓，“啪啪”两个大嘴巴，“饿鬼，无赖”不住地骂。健壮虎实的张明义，被剧烈耳光打得上身都有些摇晃。
　　打人者正是张明义的前妻娜达莎。
　　不还嘴，不还手，铜浇铁铸似的张明义一脸愧色地任人发泄，就像遭遇天敌的小动物一样无助可怜……
　　原来娜达莎曾是张明义的恩人。
　　当初，张明义从胜利林场释放后，流落到卡拉干达，用娜达莎的话说是“吃垃圾箱，睡垃圾箱，处于乞丐、流浪儿之下的癞皮狗”。就在他冻饿倒地、一息尚存的当口儿，是善良的娜达莎把他背回了家……
　　后来因凶恶而成气候的张明义又搭上了更年轻的阿辽莎。据鲁茨科夫讲，只要狭路相逢，娜达莎必给张明义一顿耳光，在娜达莎打够骂累后，张明义才默默离开。
　　在张明义这存货、发货快三个月了，一切顺利，我们赚了很多钱。本应高兴才是，可我却被一种莫名的恐惧所笼罩。潜意识中有一个声音在催促我——快离开!快离开!!
　　这当然不是乐极生悲式的疑神疑鬼。当夜深人静或我与张明义单独在一起时，“快离开”的意识尤为强烈。从与张明义见面开始我就有一种他迟早要对我下手的感觉，感觉上就像我天生就是他的猎物一样。
　　张明义到底是个粗鲁人，在关键时刻他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神和表情。我们每完成一宗生意，都会收获成捆的钞票。张明义总是边数自己分得的好处费边用目光瞟我们的钞票，明显透露出愤懑被扭曲、贪婪被压抑的心态……
　　我猜测他在等待时机收拾我们。
　　1992年初，我们运来的1500件运动衣，不到两个星期就走得差不多了。按惯例，临回国上货的前一天我们才把卢布兑换成15万美元。15万美金，当时不仅对我们，在当地同样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知道我们要走，张明义对我们显得很热情，还叫阿辽莎专为我们做了几个纯正的俄国菜：烧鹅肝、炖牛舌、奶油红菜汤，味道的确醇厚可口。
　　就在饭快吃完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两声枪响和人的喊叫声。张明义说这两天市面很乱，要我们格外小心，他
还表示愿意为我们暂时代管那笔美元货款，以防万一。遭到我的婉拒后，他顿时一脸的失望，再叮嘱我们小心谨慎时，明显有些心不在焉……
　　我已经听见刀出鞘、枪上膛的声音。刻不容缓，马上离开。
　　我的合伙人还有些舍不得剩余的百十套衣服，我说美元和保命要紧。在让张明义确信我们已准备安歇的信息后，我们一溜烟消失在夜色深处……
　　转天上午，鲁茨科夫在电话里盛赞我有先见之明。在我们逃离后不到半小时，张明义便引来一群举刀持枪的土匪，将我们住的房间团团包围，踹开门，用装有消音器的冲锋枪就是一阵扫射……
　　此事让我明白了三个道理，首先是鲜明的直觉不可忽视，它是大脑在瞬间归纳、分析的结果。其次为当机立断，不留后患，优柔寡断贻害无边。最后是我认识到这世界上有一些天生的坏人，虽然他们有时候不做坏事，可能偶尔还无意识地做了好事，但他们骨子里坏的成分依然居多，在无法抗拒的诱惑面前，他们还会干坏事。好人也可能做坏事，但要变成真正的坏人很难，同样，本质的坏人要变成好人也不容易。故而，对品质曾有劣迹的人最好还是提防些好。

　　是过分聪明害了我
　　俄罗斯地广人稀，有众多保持原始生态的森林峡谷，我常利用假期去那些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写生。这种“去”，颇有些流浪的色彩，没有准确的目标，没有完整的计划，也不用带很多的钱，俄罗斯人大都喜爱艺术，对画家尤怀仰慕之情，用肖像画换来食宿是顶方便简单的事。
　　那一次我沿着俄罗斯与蒙古交界的雅布洛诺夫山脉北上，这里古树参天，绵延百里。经过几天跋涉，我来到一处叫切尔尼雅宾斯克的地方。画了几张速写后我搭乘一辆公交车前往附近一个叫阿诺卡的小镇。上车后我用生硬的俄语问司机，坐几站才能到阿诺卡，可司机一脸茫然地不断摇头，他显然是听不懂我的话。一点也不奇怪，我俄语本来说得不好，再说苏联全国有八十多个民族，这里又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正在我茫然失措时，传来一个老人低沉而沙哑的中国嗓音；“别着急小伙子，还有六站才到阿诺卡呢。”
　　“怎么，您也是中国人?!”
　　我满怀惊喜地打量着面前的老人。红红的脸膛，七十挂零的年纪，头发和胡子都长而蓬乱，他穿的军呢大衣和皮靴都因破旧而显得寒酸，值得称赞的是他有一副令人肃然起敬的挺拔的身材，和一双小却炯炯有神的眼睛。
　　中国老人的情绪显然与我不够合拍，他既不怎么惊喜，也没什么激动，好像因为我而触发他某种不愉快的回忆似的。对我一连串的问题他充耳不闻，颇怀警觉地打量着我的行囊和装束，分析着邂逅于异国他乡的年轻同胞所谓何来。
　　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用浓重的东北口音说：“能给我一颗烟抽吗?”
　　我把从国内捎来的“中华”牌香烟，差不多整一包全送给他。看见烟盒上的“中华”字样，老人的表情很复杂，苦涩无奈之下，他的嘴角微微有些抽搐……
　　他吸烟时的贪婪神态，说明他有段时间没有烟抽了。车到阿诺卡时我请老人下去喝一杯，他痛快地接受了邀请。
　　我首先介绍了自己在俄罗斯留学经商的情况，并几次询问他是怎么到俄罗斯来的。老人犹豫再三，见实在躲避不开我的问题，才长叹一声说，小孩没娘说来话长啊!我是解放后第一批派来苏联学习核物理的留学生。可能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实在优秀，除核技术外，还兼修了弹道导弹的有关课程。所以毕业后，苏联方面以冠冕堂皇的借口，让我留校任教，说什么也不让我回国。
　　人官作大了可能有风险，是因为遭人嫉妒；人太有钱了可能有风险，是贼人贪财不计厉害；人过分聪明可能有风险，是看似艰深的东西一看便懂，一学就会。我就是典型的被聪明害惨的人。
　　见我满脸疑惑的样子，老人从内衣口袋里拿出一本发黄皱旧的留学生证给我看，依稀得见吉林松源贺××字样。不等我仔细辨认，老人突然提高了警惕，用眼四下打量，生怕自己身世的秘密被人家拿去告密似的，赶紧把证件用一块塑料布小心包好，放回原处。说话的声音也比刚才小了很多。
　　中苏交恶后，贺老汉几次被送进集中营劳动改造，像对待流放的犯人差不多。
　　中苏关系缓和后，贺老汉的处境也没好到哪去，他多次要求回国，可他们说他是敏感人物不许回国。回国不行，衣食住行又没有人管。最可恨的是苏联当局明明是强迫他留下，却对中国使馆说他失踪。在查找无着的情况下，国内给他下的结论是投敌叛国。
　　老人越说越激惯，越激愤酒喝得越多。仔细打量老人才看出他确是一副贫困潦倒的样子，胡须和头发都有些蓬乱，面容既憔悴且有些肿胀，空旷的裤管上明显有几个破洞，走油发白的旧皮靴前露出大脚趾，饱受风尘的大脚趾，脏黑发亮……
　　贺老汉有些醉了，不得不靠我搀扶着回到他在附近的临时住所——伐木工休息的木板房。老人自嘲地说，这样的房子他在阿诺卡有好几处。安顿老人躺下后，天已经擦黑了，我翻遍了所有的口袋，除留下必需的返程费用，我把余下的一百多美元全给老人留下了。
　　就在我与老人默默道别，准备离开时，贺老汉忽然酒醒坐起，声音急促地告诉我，赶快离开，这里不安全。近来常有陌生人在监视他的行踪，说不定会对他下毒手的。
　　我告诉老人不久我将回国，他和国内亲人如有需要帮忙的事，我将尽力。老人稍作迟疑后说：我在国内已没有什么亲人了，你记住我曾是林总的部下就行了。
　　我虽有一点怕，但还不至于惊恐万状，离开老人的木板房后不出50米，我真的发现有几条人影向老人的木板房前汇聚。心脏的巨跳简直让我有些喘不过气了，我能逃而未逃，猫在隐蔽处盯着那几条黑影意欲何为。
　　在贺老汉熄灯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几条黑影在悄悄拼装着随身携带的东西，好像机关枪之类的枪械。他们真的要对老人下毒手啊!极度的恐惧和气愤，使我浑身瑟瑟颤抖，上下颚无规则碰撞，发出僵硬而微弱的声响。就在他们用枪瞄准了贺老汉的房门和窗户时，我的手下意识地捂在自己嘴上，整个身体就像窒息了一样。随着他们枪里喷出的带着风声的火舌(火焰喷射器)，贺老汉的木板房顷刻之间化作一片火海……
　　我至今无法回忆当时我是怎样离开现场的，又是怎样离开阿诸卡重返莫斯科的。
　　与贺老汉相识就像一场梦一样，转瞬即逝了，老人那挺拔的腰板和坚定的语气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暴利索命的红汞
　　十多年前苏联解体后，许多人以为苏联会大乱，弄不好会走向崩溃的边缘。其实这是误解，原因是对苏俄的政治渊源不够了解。
　　多年来以军事国防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使苏联晚期虚弱得像病入膏肓的病人。遭受冲击最大的是军队，其次才是国家安全部门——克格勃。
　　克格勃受冲击的主要表现是，有相当数量的警用器械流向社会。大到防弹衣、折叠式冲锋枪，小到各种笔式手枪、笔式致盲喷雾剂、纽扣式照
相机和纽扣式窃听器等，就在一些市场半公开地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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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曾花150美元购得一把手提箱式折叠冲锋枪。出远门写生时，把它折成手提箱的样子，随身携带，一旦遇到危险，可在二十秒钟内折叠成一把精制的冲锋枪。我曾用它打死过野猪和郊狼。
　　这些尖端的自卫器械流向社会后，社会秩序非但没有乱，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犯罪率的上升。新闻媒体上不时报道受害人成功自卫的事例。一名莫斯科大学的女学生于某个夜晚遭到数伙歹徒的劫扰，她用笔式致盲喷雾剂连续撂倒了六名歹徒……
　　苏联解体后，从表面上看有一点乱，但整个国家机器的运作还是正常有效的。尤其是对要害部门控制管理，我就亲眼目睹了一位联络倒卖核材料的人的悲惨遭遇。
　　到现在我也不清楚“红汞”是个什么东西，只晓得它是制造核武器不可或缺的材料，据说一公斤价值180万美元。
　　我的同学兼合伙人鲁茨科夫的父亲在俄国制造红汞的企业任职，鲁茨科夫一度对红汞技术资料的买卖十分感兴趣，几次动员我和他一起干。我担心此勾当违法会引来麻烦，始终没有答应他。
　　因暴利暴富的诱惑，鲁茨科夫对红汞一度达到痴迷的程度。对国际红汞黑市价格的起伏变化了如指掌，可惜他搭上线的几个中东方向的线索，皆无果而终，使得他不得不进入新一轮的线索搜寻。
　　一天下午，鲁茨科夫打电话约我到茹科夫机场附近的一家中国人开的饭店，说是要请一位捷克人，让我作陪。
　　叫纳斯迪的捷克人是个大胖子，能吃能喝。席间，鲁与纳时而用俄语时而用捷克语讨价还价地讨论着什么，饭后，我和鲁茨科夫又陪纳斯迪玩了一会牌，我们用扑克各自介绍本国的一种算命方法，然后互相算一卦，借以测试本次生意的成败。
　　奇怪的是，他们俩人给我算的结果都不错，不是洪福齐天，财源滚滚，就是深得上帝眷顾，化险为夷，遇难呈祥，说得我心里暖洋洋地发热。纳斯迪两眼发亮，有些嫉妒地看着我说，自从他学会用扑克算卦起，还没遇到过像我这么好的卦相，简直让人羡慕死了。我的俄语还结巴生硬，捷克语就更一窍不通了，全靠一旁的鲁茨科夫为我小声翻译。
　　既然人家不辞辛苦地给了我那么多溢美之辞，我当然懂得投桃报李。遗憾的是卦面的情况让我把想好的赞美词忘得精光。也怨我嘴笨，平常没有养成夸奖别人的习惯。卦面成型后又不会隐瞒地顺口说出。卦底显示，他们二人不光近来运气较差，而且一个有“小人”缠身；一个有祸将临。为了冲淡尴尬场面，我决定给他们再算一卦，并声称我平日算的第二卦最灵验。
　　谁料到，第二卦的结果更惨，从小人缠身变成了冤家碰面；有祸将临变成了大难临头。我发牌的次序顿时大乱，嘴里的话也变得语无伦次起来。好在我慌乱时说的是中文，他们只是通过我的表情隐约感到自己的运气可能不够理想而已。牌玩到很晚才回房休息。
　　真乃听者无心，说者在意。算完卦后，我被一种难以言表的恐惧包围着，粘缠着，预感到有什么恶性事件要在眼前发生。因为刚才情形实在邪乎，不是我迷信，而是我曾亲身感受过预感与卜卦的联系。那是苏联解体后第一次卢布大兑换前，我把辛苦赚得的280万卢布(当时是70卢布兑换l美元)，小心地打成28捆，存在租住的莫斯科的房子的保险柜里，回国探亲休养。
　　那时的传媒远没有现在这么开明发达，在国内很难及时得到国外的重要信息。回国不久我就感觉心里长草儿似的，干什么事情都不能集中精神。一天约了几个朋友吃饭聊天，也是无聊时相互算卦。一个朋友竟然接连三次算出我的财运涉险，提醒我小心提防。我心中慌乱可表面还半开玩笑地回应人家说，没问题的，我将金银细软全部安置妥帖了。
　　岂料，转天俄罗斯的朋友便打来国际长途让我即刻飞俄，办理新卢布兑换事宜。当时俄罗斯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让国内的财富缩水，俄政府接连更换货币，不但严格限时兑换，而且规定每个公民只能兑换20万卢布，多余的只能自行作废。尽管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游说奔波，仍作废了近200万卢布。
　　那天的夜晚也是出奇的宁静，除了寒风掠过树梢的声音外，别的什么也听不到。这使我莫名其妙地联想到离开贺老汉的前夕，和老人惨遭毒手的情景。我惟有圆睁双眼，不知所措。心跳得小鼓似的响……
　　鲁与纳很快便鼾声阵阵地进入梦乡。被两个不同节奏的鼾声包围，实在苦不堪言。在酒精的作用下我的意识开始有些迷糊，几次想到离开，但时间已经太晚，连最晚收车的地铁也停运了。
　　好在我与饭店的老板是朋友，我很快就被安排到隔壁的房间安歇……
　　我迷迷糊糊将要熟睡时，已是后半夜了。
　　也就在我睡着后不到半小时，忽然感觉两个太阳穴被什么东西使劲顶住，冰凉坚硬得令人心里发毛。不等我完全醒过神来，几把铁钳一样的大手就将我从床上掀了起来。
　　让我看一眼他们的克格勃证件后，他们便要我出示说明身份的证件。审验完我的护照和留学证书后，问我与隔壁的鲁茨科夫和纳斯迪是什么关系。我如实说明后，他们又问我是否知道鲁茨科夫与纳斯迪是什么关系?在认定我与鲁、纳确无瓜葛后，他们才把我带回隔壁房间，两个克格勃几乎同时掀开鲁茨科夫和纳斯迪沽满血迹的被单，我惊恐地尖叫一声，用手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脸。
　　鲁茨科夫和纳斯迪都死了，是刀伤，两个人都命中要害。
　　他们临死时痛苦惨状和浓烈刺鼻的血腥气味，让我险些晕倒在现场……
　　事后，我向饭店的朋友问个究竟，朋友说我白拣一条命——要是和鲁，纳在一屋——肯定也被杀了。
　　原来克格勃组织得到政府的默许，对牵涉核材料倒买倒卖案件，可以先斩后奏，无须进入法律程序。无论牵扯到什么人一律格杀勿论。
　　当我一再追问谁是凶手时，吓得开饭店的朋友直缩脖子，连声说自己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还说我今后一定是命大福大造化大。
　　后来，我戒除用扑克算卦的嗜好，连看别人算的兴趣也没有了。原因是我不愿意再回顾那段令人胆战心惊的往事了，至少它对我的心脏和血压都是有害的。
　　需要澄清的是，我始终是无神论者，并不迷信各种占卜问卦。但我相信冥冥之中闪现的预感，预感有时是经验和客观事物的神奇再现，预感能够催生巧合，而某些巧合又是我们命中注定的东西。
　　也正是它给我们的生命涂上鲜活生动的色彩。
　　夜已深，酒已浓，那些故事是如此的匪夷所思，惊心动魄。然而白朗的语气是那样的淡然。仿佛一切都已成云烟往事。我面对面地凝视着白朗，有一时间我以为碰到的是一个吹牛大王。他在说着别人的故事别人的传奇。然而，他眼神中偶然闳现的光芒，纵然酒意醺然，却仍然锐不可挡。我明白，眼前的这个画家。并没有喝醉，他人生的阅世与历练已成为他生存的一种本能，他永远不可能再享受到酒醉的快乐了。

      本文原载于《东方剑》作者苏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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