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一位驻俄外交官的私人手记，向你展示俄罗斯华人的生存际遇。这里没有伏尔加河上的旖旎风光，没有莫斯科红场上的悠闲漫步，只有异乡漂泊的孤立无助，只有他国生存的辗转挣扎，这里没有柴科夫斯基音乐中的浪漫，没有乌兰诺娃舞步中的轻盈，只有必须面对的现实遭遇，只有抚摸伤痛的沉重叹息。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遭遇俄罗斯插图.jpg

 

      作者简介：

      流云：真名实姓读者大可不必知晓，只当他是天空中的浮云一片。生于七十年代，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人家庭，白山黑水赐予了他笔耕的源泉和无畏的力量。得益于慈母重恩，自幼偏爱文史，少年便破书百卷，常有作见于报端。虽家贫，但发愤图强，志在四方。即青年，委曲向上，天下为公，换来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然仕途险恶，而立之年风云突变，面对人生最大之坎坷。血雨腥风过后，阳光彩虹，自由地，来去如风。放浪天涯数载，直至海棠树下遇一红衣女子，乃从一而终。到如今，虚度三十五岁光阴。遂著书，以记取往事一段。

目录：

 

到任之初

冬天里的一把火

失踪者

喋血伊尔库茨克

经济纠纷案（上）

经济纠纷案（下）

李治春家大劫案

肖铮真假间谍案

刘建军的冤狱

毛振民在狱中

真诚的关爱，坚强的后盾

孙步远致残之谜

“养猪大王”的灭顶之

张成寿的遗书

华新公司诉讼案

客死他乡

北国第一门身后的遣返案

赌场挟持案

不明身份的“天外来客”

非法越界案

火眼金晴的俄罗斯边检

李秀琴的葬礼

骗你没商量

国际刑警追捕贪犯案

海参崴命案

崔金龙、汪保贵溺水死亡案

穿警服的盘剥者

北区市场风波

制作中国人的“护身符”

路遇俄罗斯“绿林’

白令海中国船只被查扣案

杜保国和他的“汽车炸弹”

湖城的恐怖绑架案

伊尔库茨克劳工案

到任之初

     2002年冬，我被外交部派到中国驻伯力总领事馆工作。这次被派出国常驻，我心里早有准备，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被派往伯力——-可这已经无可改变，因为被派往哪里不取决于我。出国前，我所在的地区业务司领导找我谈话，鼓励我到伯力后勤奋工作、不负众望。从谈话中我得知，是伯力成总领事“点名”要的我，这令我有些受宠若惊。然而，抵达伯力后却非如此。

  由于我到任之初正敢上岁末年初，也正是总结归档工作如火如荼的时候。我看得出来，许多同事不愿意做归档工作，因为确实太费精力，而且领事部一半以上的同事是像我一样的新同事，他们比我到任早不上半年，有的只有一两个月，比如葛领事，我们在国内还一起接受过领事业务的培训。不是你干的工作，让你理出一个头绪出来确实有些强人所难。但是我的观点是，正好利用归档的机会把以前的事弄个心中有数并可以学到办案经验，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主动请缨，全权负责领事部2000年至2002年度的归案工作——以前伯力总领事馆就没有系统整理过这面的档案，这次之所以大张旗鼓是因为外交部有了一个要求，所以一下子要整理两三年的档案。

  不投入不知道，以前兄弟们办的案件真是浩如烟海。在归档过程中我最初的设想和目标可谓实现和达到了。这里挑几个故事和大家讲一讲。

伊尔库茨克空难案

  2001年7月3日莫斯科时间21时10分。俄海参葳航空公司一架满载乘客和机组成员的图——154型客机，在伊尔库茨克机场附近因机械故障而坠毁，机上145人全部遇难，酿成了俄罗斯近十年来最大的一起空难事故。遇难的乘客中有12名中国公民。关于这场空难。我记得在国内时就曾有过大肆报道。我来到伯力后，馆里亲历过那场空难善后处理事宜的领事几乎全部离任了，唯一还在任的就是熊领事了。我好奇地向他请教过当时的情形，他只说了四个字——一言难尽。后来从整整一卷的厚厚档案中我得知，熊领事和另外一位领事在事发后第三天辗转赶到伊尔库茨克，在伊尔库茨克州检察院圈定的飞机残骸现场连续工作了将近72小时，主要是帮助遇难者亲属辨认死者尸体——有的已经严重烧焦变形，有的只剩下一条大腿或一段手臂，有的则根本就是“死不见尸”。其场面悲惨异常，气味也可想而知——别忘了，当时正值酷暑。从保留下来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前期工作的难点主要表现为俄方提供旅客名单慢、提供后因语言障碍而无法确定死者姓名和通知亲属，还有刚才已经讲过的尸体的辨认问题，尸体的保存和火化也是一个大问题——伊尔库茨克太平间的冰箱是有数的；而伊尔库茨克又没有火化场（俄罗斯盛行土葬），最近的火化场在数千里之外的新西伯利亚。后期的工作难点则主要集中在赔偿的问题上——俄罗斯没有机票附带航空保险的做法，所以也就不存在保险公司赔付的问题；而航空公司遇此情况根据有关法律的赔偿是有封顶的，实际上这12条性命每一条才获赔三四百美元。可是，要知道，这12条性命有哪一个随身携带的现金不超过这笔可笑的赔偿呢？据参与协助处理后事的伊尔库茨克侨团几位元老介绍，中国商人一般都愿意随身携带大量货款，而不愿通过银行汇款。

   伊尔库茨克机场后来就有了俄罗斯的“百慕大”之称，这是因为，每过一段时间，大概是一两年，伊尔库茨克就会发生一次轻重不同的空难，当然不是每一起都有中国人。另一起与中国人有关的空难发生在2005年7月9日，俄罗斯西伯利亚航空公司一架A310客机在伊尔库茨克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次日俄调查委员会宣布。失事客机上共有乘客和机组成员203人，只有74人生还。在这架飞机上共有15名外国公民，其中三人为中国同胞，一位王姓男子因坐在飞机尾部而侥幸逃生，另外两名女子则丧生于空难。不过，这已经是发生在我回国以后的事了。

东方列车杀人案

我记得看过一个电影名为《东方快车谋杀案》。这里要讲述的列车虽然不快，却是“东方列车”，因为它开行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只不过是从西伯利亚的赤塔开往远东的海参崴。当时车上有一位中国公民，名叫栾英杰。当列车行至海兰泡（俄称布拉戈维申斯克，此书简称为“布市”）时，栾英杰却被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推下了奔驰的列车而被残忍地杀害了。后来。俄方在铁路边上的草丛中找到了他的尸体。我在整理“死亡档案”时偶尔见到了这张尸体的照片，其状可怖令我不禁毛骨悚然。好在案件最终还是得到了侦破，杀人真凶竟是俄罗斯的列车员——他见栾英杰怀揣不少现金便起了谋财害命的图心，深夜他把栾英杰骗到两个车厢的中部，趁其不备将其推了下去。

姚龙河案是我到任后经办的第一件案件，所以印象格外深刻。被分配到领事部工作还没有两天，成总领事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伯力中国人大市场（俄文称维波大市场）有一个叫姚龙河的哈尔滨人，他是市场管理部门的翻译，他本人和他的亲戚在市场上也有摊位。自从2002年俄罗斯开始对外国来俄劳动者实行打工卡制度以来，已经陆续有三四个华商联名或分别写信给总领事馆，控告姚龙河为市场管理者充当欺压同胞的走狗、借办理打工卡的名义勾结俄方向大市场上的华裔非法敛财。办理一个打工卡的正常费用大概是1500卢布，而他却收取至少5000卢布。现在你给国内公安机关写一份报告，把这些情况反映回去，请他们派人来把这个姚龙河扭送回国治罪，为中国人除害！”我初来乍到，情况也不熟悉，当然是头儿让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但心里却打了一个大大问号。报告写完发走后不久，国内公安机关就来了答复——因赴俄调查取证困难且华商举证的证据不足，所以对姚龙河无法立案，国内公安机关只能在他回国时对他进行说服教育而已。

但我跟姚龙河的交道却刚刚开始。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在维波大市场处理刘吉祥案，在市场管理部的办公室。刘吉祥，黑龙江海伦人，为人行侠仗义，在大市场上经商多年，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于是就产生了拉竿子成立商会、维护华商权益的想法，最终落了个被克格勃驱逐出境的结果。我们正说着话，从外面进来一个脸膛发黑、身材略胖但却相当健壮的中国男子，年纪在三十岁上下，一副傲气十足的样子，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姚龙河。刘吉祥一见到姚龙河，起身就走，因为他们是志不同、道不合的对头。

俄方的市场经理把我介绍给了姚龙河，他顿时把自己的傲慢之气收敛了一下——他是一个在市场上经商的普通人，他对我的脸孔和态度很可能是另一般模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成总领事的结论是对的。不过，也有中国人对姚龙河抱有感激之情——我就曾亲耳听到过一位朝鲜妇女说：“多亏有龙河的帮忙，我们才办下了打工卡，要不然上哪办、怎么办？我们连门都找不上。别说5000卢布了，就是再贵一倍也得办呀！”既然连公安机关暂时都不能把姚龙河怎么样，我决定也找他“帮忙——我把他纳入了我的领事保护预警机制，让他随时向总领事馆报告大市场上一切与中国人有关的风吹草动；在向华商发放我们制作的领事保护卡时，我也让他冲锋在前。大市场华商李海胜被杀后，他还曾积极帮助死者亲属把尸体运回了国内——在尸体过关这个问题上，当然还是我们总领事馆的照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姚龙河的最终结局是，拿到俄罗斯的绿卡后却还是被克格勃列进了禁止入境的黑名单。

  白天匡扶正义 黑夜化身劫匪

一个解放军上校与克格勃的斗法

   由于毛振民的案例涉及我国军方的一些机密，所以我在记述上必然要做若干改动，请读者谅解。

   毛振民，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伍军人，上校军衔，某公司驻莫斯科办事处主任，于2001年4月被克格勃逮捕，理由是企图窃取俄联邦军事机密，确切地说是苏30军用飞机的图纸，但对外公开指控和起诉的罪名是“走私罪”。毛振民则坚持是被俄罗斯“商人”给陷害的-----两个经人介绍认识的布市“商人”主动同他谈一笔飞机零部件的生意。为了搞清楚生意本身和是否会带来利润，他就同这两位远在万里之遥的客户打打电话、发发传真，连面都未曾谋过，谁知竟然引火烧身---

     一日，克格勃突然降临，把他的办事处临时查封并搜查个底朝上，把与布市“商人”有关的全部往来文件没收，还把电脑硬盘、手机芯片也收走了，并把毛振民下了狱。毛振民的狱中生活由此开始。稍后，通过其他渠道获知，克格勃对那两个布市“商人”早已盯得很久了，现在又钓到毛振民这条大鱼，该是收网的时候了。那两个家伙被控卖国罪，对外也只是说走私。由于案件的“原产地”即案发地在布市，2002年底毛振民被转至布市看守所。而布市所在的阿穆尔州系我们总领事馆的领区，所以我被指定具体负责毛振民案的办理工作。

    2003年2月，大地冰冻三尺，我第一次来到布市。我们奉命探视毛振民。在俄外交部驻布市官员的安排和陪同下，我们来到了布市看守所。之所以把毛振民关在看守所而不是监狱，是因为他的案件尚处在调查阶段，还没有开庭审判,只有法院审判完毕的案犯才被投入监狱,但当您把这个故事读完就会明白：这个看守所对于毛振民而言实际上就是监狱。那是我到伯力工作后第一次进看守所（我在国内都未曾有过这样的机会），第一次隔着子弹都未必能打透的玻璃与人会面，第一次看着谈话人却要拿着听筒跟他对话。谈话人性格坚强、身材矮壮、声音洪亮、目光炯炯，如果不是因为他戴着一副大大的黑边近视眼镜，你一定会凭着他的气质和作风猜到他是一名军人，他就是毛振民。

    我们听取了他对案件的看法和狱中的生活情况。他对俄方拖延调查和开庭时间表示了不满,从被捕至今，他在狱中并没有荒废光阴，而是凭借着自己优秀的俄语开始研究起了《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根据此法，俄方已经不止一次地延长了对他的调查期（一个调查期最长时间为半年，最多可以延期三次，一次最长也是半年，即调查期累计的最长期限为两年），而且这总长为两年的调查期即将届满，就是说今年四月无论如何都应该开庭审理了，是判是放还是毙都得给在押人一个说法,也正是通过对于俄国有关法律的研究，毛振民后来居然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申诉了。

      在生活方面，他随遇而安，没有什么挑剔，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安排一个单人牢房,刚转到布市，他被放进16人的大牢房，里面主要是接受各种刑事调查的俄罗斯本国犯罪嫌疑人，有杀人的，有抢劫的，有吸毒的，有同性恋的，素质可想而知，每天都是乌烟瘴气的，偶尔也会出现一两个中国人的面孔,他们是因非法越界打渔被俄边防军抓来的，一般最多关上一年半载就放了，没有谁能陪他把这个“牢底坐穿”；在毛振民的强烈要求下，他被转押到了双人牢房，这下清静了不少，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他的狱友竟然是克格勃乔装卧底的，总是不断地向他套话,这岂能逃过毛振民锐利的眼睛，于是，他再次要求换牢房；牢房没再给他换，而是给他换了一个狱友又一个狱友，此种滋味也是可想而知的。“无情未必真豪杰”，最后，这位军旅汉子也表达了对妻儿的思念之情。

    整个探视过程被监听甚至录像那是自然。把需要转达的话转达给他之后，我们就算完成了此行的主要任务。关于牢房的问题，经过我们向看守所所长交涉，在我们回到伯力后不久，毛振民就搬进了一个单人间。我们还收到毛振民寄来的信，但却是用俄语写的，我当即打电话给俄外交部驻布市官员问个明白，难道我国公民连用母语写信的自由没有了吗？要是毛振民不会用俄语写信的话，那岂不是不可能跟总领事馆通信联系了吗？对方回复是：绝对没有限制“毛”通信自由的意思，他当然有权使用母语写信，但由于“毛”仍在接受调查，所以根据狱规，他的一切往来信件均须经过检查，如果他写的信是俄文的，会很快到达总领事馆；如果是中文的话，就需要找人翻译后在审查，时间会较长，是“毛”被告知清楚后自己选择用俄语写信的。当对方一口一个“毛”的时候，我真忍不住想笑，因为在俄罗斯人的理念中，一提到“毛”第一反反应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而经过我们的工作，俄方对毛振民也确实礼遇有加。

     同年4月，总算等到了毛振民案第一次开庭的通知。我陪同何副总领事飞到布市，准备旁听庭审。可布市法院主审大法官却突然“病”了，开庭被推迟到两个星期以后，具体日子也无法确定。我们当然不能守株待兔地干等，而是采取了“行千里者三月聚粮”的策略,我们拜会了布市法院院长和阿穆尔州法院院长,早晚有一天这官司会打到州法院的，把我们加快审理进程的要求先灌输给两位院领导，让他们知道中方的关切和重视程度。我们还专门与毛振民的两位律师接上了头儿：两位均为女性，年长一些的叫娜塔莉娅，年轻的叫达吉扬娜，她是娜塔莉娅的助手，她们是从莫斯科远道赶来参加庭审的，7个小时的时差还没完全倒过来呢，在莫斯科时，她们就为毛振民的公司效力；毛振民被捕后，对他的法律保护就由这两位“美女”律师负责，并且一直负责到最后那一天。我们跟她们主要就案件的一些法律问题交换了看法。满指望在法庭上能看见毛振民，当这已经是不可能的时候，我们决定再次探视他。根据中俄领事条约，一方提出探视要求，另一方应在三天内予以安排。在我们离开布市的那天，我们与毛振民在看守所见了面。我看出，他的精神状态比上次还要好一些，可以想象，一个在狱中坚贞不屈的人见到祖国亲人，如果把第一次探视比做为他注入了镇定剂，那么第二次就好比为他注入了强心剂。

俄方是成心想避开我们，我们离开布市后没几天，对毛振民的第一次庭审就开始了，而且不久又举行了一次，谁都明白，总领事馆位于千里之外的伯力，不可能随时派人赶到。其实，俄方不远万里把毛振民从莫斯科转到布市，除了“原产地”因素外，主要是想把这个敏感的案件从各国聚集的首都弄到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地方，然后不了了之。头几次庭审除了形式和程序上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不去也罢。但7月的一次庭审是至关重要的一次，是决定在一审市级法院审结还是要上诉到二审州级法院，总领事馆派我前往旁听。

出现前，我就料到俄方可能又要采取一些小动作。到了布市，果不其然，布市法院以案件涉及俄联邦国家机密、为非公开审理为由将我拒之门外，我只与毛振民在法庭上相视一笑就被文明地请了出去。说实话，法院的理由是成立的，但我还是向俄方提出了交涉，俄外交部驻布市的友好官员也帮着我说话，法院做出了在庭审后安排我单独会见主审法官了解审理结果的让步，结果可想而知，有哪一个涉及中国人的案子在一审就审结的呢。主审法官是一个欧亚混血儿，不拘言笑，甚至对我充满敌意。我试着想化解他的敌意，但徒劳无益，便在阐述完总领事馆对本案的原则立场后要了一份判决书昂首而去，这可不是最后的判决书，我们拿到最后的判决书已经是2004年4月的事了。这中间，营救毛振民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据传，还是我国军方一位高级领导人的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毛振民案终审之前，我陪沈副总领事抵达了布市。我们首先拜会了州法院的院长谢苗诺夫。他在法院的内部餐厅留我们吃了个便饭，席间透露出“结果会是令人满意的。”这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并与我们事先得到的消息基本吻合。随后，我们探视了毛振民，长期的狱中缺乏运动的生活使他又圆润了一些。我们把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是个聪明人，即使我们不说，从我们的表情他也会看出来的。我们离开布市的第二天，阿穆尔州法院就宣判了，毛振民参与走私罪名成立，被判处三年徒刑，因其自被捕之日正好为期三年，所以当庭释放。一走出法院的大门，毛振民就用前来接他的同事的手机给我打来电话，表达对总领事馆的感恩之情，然后为了安全起见，在同事的护送下迅速乘气垫船过黑龙江（因时值四月江水尚未完全解冻）回国了。

伊尔库茨克劳工案

第一次与国际刑警联手办的大案是缉拿李勇灿回国伏法。

李勇灿，共和国的同龄人，中共党员，外逃前曾任H省经贸厅副厅长。李勇灿利用主管进口小汽车审批权的职务之便，非法倒卖进口汽车指标，非法所得逾千万元人民币，可谓全省乃至全国之巨贪。东窗事发后，李勇灿驾车外逃，不知去向。公安部将李勇灿列为A级通缉犯，在全国范围内悬赏缉拿。在李勇灿从警方视线消失一年后，一个重要线人落网，使“山重水复”的侦破工作“柳暗花明”。此线人就是当年帮助李勇灿外逃的人，在警方的强大攻势下，他交待了李勇灿的藏身之所并愿戴罪立功。原来，李勇灿化名“李友山”持旅游护照潜逃至俄罗斯，在海参崴躲藏三个月后转移到了伯力，现藏匿在伯力东郊一民宅内，随身携带的现金有一万余美元。但李勇灿隐约听到了一些关于线人被捕的风声，随时有继续逃窜的可能。事不宜迟，国际刑警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并派出了六人警官小组火速赶赴伯力执行将李勇灿缉拿回国的任务。

接到国际刑警的通知，我们摩拳擦掌，如临大敌。因时间紧迫，在警官小组到达伯力之前的上午，我来得及做了两项工作：一是请伯力州刑侦局做好应中方请求随时出动抓捕李勇灿的准备，但一切行动计划都要等警官小组抵达后双方协商制订，在此之前万万不可打草惊蛇，二是将李勇灿的护照资料、外貌特征提供给伯力州移民局，请其注意在机场、火车站、船运码头等地的盘查。下午，就在我们出发去机场接警官小组之前的几分钟，与我有良好工作关系的伯力州移民局局长费德尔?瓦西里耶维奇打来电话说，他的手下在对今日乘坐飞往圣彼得堡航班的旅客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一个中国公民的外貌特征与总领事馆照会描述的相似，但护照资料却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的，俄方已经以涉嫌非法持用他人证件为由将此人扣留在机场。现在可是一个异常敏感的时刻，什么人敢冒险持用他人的护照，此人果真是李勇灿吗？

伯力机场的国际厅和国内厅是分开的，警官小组到达的是国际厅，而那个与李勇灿相似的家伙被扣留在国内厅。我们决定先与警官小组会合，所以电话请俄方加强对那人的看管。警官小组一行六人虽然是便装，但眉宇间流露出英气，稍一举手投足你便能感觉到干警的素质。他们中竟然有两位女性，一位是翻译，另一位是王岩军的，我拿着名单怎么也无法猜到，居然也是女的，也就30出头的样子，而且更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就是这次行动的队长。一论年纪，她仅比我大两岁，于是我们达成了协议：我称呼她为“王姐”，他称呼我为“老弟”。我把国内厅扣人的事儿向王姐做了说明，她果断地说道：“此人就是李勇灿！上飞机前，我们得到线人的情报，有一个中国女人正在帮助李勇灿西窜，她与圣彼得堡一家中餐厅的老板联系好了，花高价为李勇灿买了一本外貌与他相似的人的护照。”

于是，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机场的国内厅。为了不引起俄方的误解，我们请警官小组暂时回避一下，由我利用领事馆的身份和享有探视本国公民的权利去验明此人的正身。俄罗斯可不是中国，警察在别国的领土上办案必须经过人家的同意，辨认罪犯也是如此，否则就是侵犯主权的行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国际刑警，王姐对此有着清楚的认识，她把一张照片递给我说：“老弟，拿着，这是李勇灿的大头彩色照片，认准。我们等你的好消息。”我点了点头，仔细地看了又看，然后把照片藏在了手套里。

经过一段长长的走廊，我被引到一间移民局设在机场的办公室的门口，正准备往里走，出来一个穿风衣，戴鸭舌帽的男子，他并没有自我介绍地说道:"领事先生，这个人拒绝跟总领事馆的任何人见面，他已经向我们提出了政治避难请求。”移民局的工作人员我多少还认识几个，这个人明显不是移民局的人，十有八九是克格勃。”‘政治避难’这简直太可笑啦！我得到的消息是这个人涉嫌非法持用他人证件，我是应邀来帮助你们核查他的真实身份，要不然你们把他往哪个归家遣送？不是他想不想见领事的问题，而是领事一定要见他。请先把他的护照给我看一下。”见到我强硬的态度，克格勃做了让步，把一本护照递给我并把我领进了室内。室中央的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中国男子，头发又长又脏，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没有正经理过发了；一对大眼睛深陷在眼眶里，闪着一种狐疑和前途未卜的惶恐的目光；脸膛黝黑，比照片上的连还要黑许多。真没想到，李勇灿竟已自投罗网，这个案子的第一阶段办得竟如此顺利。

我们竭力抑制住兴奋的心情，打开克格勃递给我的护照资料页：葛树林，吉林省居民。再一看照片，连普通人都很容易看出眼前的这个人不是同一个人，更别说移民局和克格勃了。我简单地向“葛树林”讲明他的权利和配合中俄双方核查身份的程序。他起初拒绝回答一切的问题，后来只说他不想回国，中国不好，就想留在俄罗斯，所以才提出“政治避难”。验明正身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不想揭穿和刺激李勇灿，以免他狗急跳墙。从移民局的办公室出来后，我请俄方加强对此人的看管，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

国际刑警俄境追捕中国贪污犯

然而，意外事件还是发生了。第二天一早，当我陪同警官小组拿着中俄双方签署的有关警务合作协议，走进伯力州刑侦局局长伊萨奇科夫的办公室时，那里已经坐着刑侦和移民两位局长。他们当着我们的面打电话请示伯力州警察局局长巴兰诺夫将军，将军同意将李勇灿交给中方处置。正在这时，移民局局长的手机响了，他的下属向他报告说，昨天夜里李勇灿自杀未遂，在墙壁上把头撞破了，出血很多，伤势较重，已被送进市立第二医院住院治疗。面对这一风云突变，王姐和我相对使了一下眼色，当即提出去医院探视李勇灿的要求。下午，在移民局局长的陪同下，王姐和我走进了第二医院的住院处，但医院并不欢迎我们的到来。

主治医生告诉我们，一个原因是从医疗的角度对病人有可能不利，另一个原因是病人已经被转移到特护病房，由安全局派人24小时武装看护，没有他们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进行探视活动。原来如此！移民局局长也无奈地摊了一下手说道：“ ‘白色的人’介入了。”我明白他的意思，“白色的人”指的就是来无影去无踪、凌驾于俄罗斯所有强力部门之上的克格勃。第一阶段抓捕工作比较顺利已无足轻重，第二阶段遣返工作我们将面临重重险阻，这才较劲呢，因为我们的对手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克格勃。

现在到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时候了。我同王姐商量后决定，约见伯力州安全局主管中国事务的副局长加乌秋林。这小子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不满：第一，公文周转慢也好，出发前时间紧也好，不管什么原因，俄罗斯安全机关没有及时得到关于警官小组到俄罗斯执行任务的通报；第二，办理这种案件，找什么移民局、刑侦局都是徒劳无益的，一切都在安全局掌控之中，最后的发言权亦非安全局莫属；第三，请中方走正式司法互助程序，他把伯力州检察院负责此事的检察官的姓名和电话提供给了我们。王姐重点对第一个问题做了解释。我重点就第二个问题做了加乌秋林的工作：“乌拉季米尔，杰沃尔基耶维奇，作为领事我知道李勇灿持用他人证件是触犯了俄罗斯法律，按分工是由安全机关负责调查。如果贵局以此为由对李勇灿立案和起诉，这是贵局去权利和工作，中方绝无异议。但真要是这样的话，试想，现在李勇灿自杀以此未遂，很可能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中方和俄方都不想得到的是一具死尸，俄方又何必为自己增添这个累赘呢？还要花钱给他看病，买吃的，还要浪费人力24小时看着他。”第三个问题王姐和我决定暂时置之不理。加乌秋林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为直接回答却也回答了我们：“俄方保留对李勇灿非法持用他人证件予以立案和起诉的权利。”

此外，他还是给了一个面子，同意我俩去医院探视李勇灿。李勇灿四脚朝天地躺在病床上正在酣睡，头部缠着厚厚的绷带，比我在机场见到的形象还要惨上两倍半。两个健壮如牛的克格勃在病房里来回踱着步，一个肩膀斜挎着枪套，一个在腰间。其实探视李勇灿的目的双方都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谁都不想捅破罢了。王姐的职业刑警的眼睛告诉我：“老弟，你认得没错，就是李勇灿，这个倒霉蛋的伤也不是装的。”

当晚，为了谈话和研究对策方便，我带警官小组去了一家没有预定的西餐厅。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要人，无非两条路——如果关系好，就走遣返的路子，一国宣布驱逐，另一国把人带走，这是一条捷径；第二条路就是按《引渡条约》走正常司法互助程序，这是传统方式，但花费时间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那么李勇灿的赃款可就不好追了呀。中俄两国是签有《引渡条约》的，它的程序是通过两国最高检察院来完成的。所以，大家一致决定走第一条路，但第二条路不能关死。由我明天去检察院走一遭，给安全局做一种姿态，同时也摸一摸检方的态度。安全局这方面实际上已经做了让步，如果真要是就李勇灿非法持有他人证件立案调查，诉讼的结果无疑要判刑，刑满以后再走引渡的程序，那可真就是猴年马月才能让李勇灿接收中国人民的审判了。事情明摆着，关键的关键都在安全局。鉴此，王姐决定再会一次加乌秋林，但不再去他的办公室，而是把他请出来品尝一下美味的中餐。

紧张的一天开始了。我单枪匹马去州检察院拜会了总检察长助理纳扎罗夫。我投石问路后，他说，走引渡程序需要两个月到两年的时间不等，我故意问道：“那就没有其他途径吗？”他笑了。我进一步又问：“如果走其他途径，检察院能否保持“中立”？”纳扎罗夫笑道：“如果中方提出申请，我们就开始走引渡程序；如果中方不提出申请，我们就保持沉默。”同他握手告辞时，我终于也可以微笑一下了。晚上，在伯力最好的一家饭店——“帝王”中餐厅的一个单间内，王姐和我，加乌秋林和安全局的翻译萨沙，一共四人，进行了一个小范围的晚餐。席间，王姐通过萨沙把一个信息传递给了他的上司——“中方只希望尽快把人带走，至于李勇灿随身携带的和住宅内的一万多美元，可留给俄方处理。”

俄语里有一句很形象的谚语叫做“车不上油不走”。这个润滑油抹上以后，俄方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三天后通知中方可以把李勇灿带走，但条件是俄方派两人把李勇灿“护送”到中国，其中就包括加乌秋林副局长本人——因为他还没去过中国呢——往返路费和在中国的食宿交通由中方承担。这点钱和能追回李勇灿贪污的的1400多万元巨款相比实为九牛一毛，中方欣然接受了这个条件。我马上回领事部为这两位“护送”者免费做好了赴华签证，同时还为李勇灿做了一本回乡证。但李勇灿的伤势是否允许他出院和坐飞机还是个问号。我再次去了第二医院，找到叶莲娜·乌拉季米尔诺夫娜院长，请她客观地评估一下李勇灿的伤势。她说，李勇灿的伤势不太重，恢复得也比较好，可以坐飞机，正常情况下再过一周就可以出院，适当提前两天问题也不大。

万事俱备了，我们同俄方详细地商定了时间表和在机场交接李勇灿的具体程序。俄方为李勇灿安排了可以直接开到飞机下的囚车，为警官小组则订妥了贵宾室，伯力州安全局的两位副局长亲自来送，其中一位还要一直送到中国。宣布登机后，一个下属向加乌秋林副局长报告，李勇灿已被安全的送上了飞机，并交给了坐在头等舱的两名中方警员。庆功和饯行酒喝过之后，大家起身相互告别，纷纷走出贵宾室。

从来到走前后历时11天，警官小组终于把李勇灿带上了归途，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一下飞机，李勇灿就被转到了另一架飞往内蒙古大草原的飞机上。在那里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异地封闭审讯，李勇灿再也不说他是什么吉林的“葛树林”了，而是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低头伏法，绝大部分赃款也都被追缴回来了。

一年后，我应H省公安厅朋友的邀请去S市做客时听说，李勇灿已被判处死刑，目前正在等待最高法院的核准——根据我国刑法修订案，所有死刑案件均需最高法院核准后才能执行。

中国女孩俄境病逝遗体辗转返送回国

     2003年12月21日，一架自意大利罗马起飞、经停俄罗斯莫斯科、飞往日本东京的波音客机，呼啸着紧急降落在伯力机场。飞机刚一停稳，一辆事先已经备好的救护车靠了过去，一个昏迷不醒的中国女子被抬放在救护车上。

    她就是李秀琴，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新加坡碧山大学的中文教员。她的同伴新加坡公民陈小丽也被迫终止旅行，留在了伯力。原来，当客机接近伯力上空时，李秀琴突然感觉不舒服，头痛，恶心，呕吐，晕厥。机组人员赶紧与地面取得联系，说明情况，实施临时降落。李秀琴被送进了伯力第十医院的急救室抢救。由于病因不明，为防止患者万一患的是传染性疾病，医院对李秀琴进行了隔离治疗，连陈小丽和闻讯赶来的领事官员也不让靠近。病因很快查明，李秀琴患的是急性脑炎，但这病因也成了她的死因-------自从入院以后，李秀琴始终不省人事，第二天便因医治无效而死亡了。真是祸从天降啊！

  尸体被转移到了医院的太平间。成总领事亲自打电话将死讯告知了死者在国内的亲属。原来，李秀琴在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就去了新加坡工作，至今未婚，内蒙古家中只有母亲和一个妹妹。她的母亲听到这个噩耗痛不欲生。

    24日，陈小丽在日本航空公司驻伯力代表的陪同下来到了总领事馆。日航代表是一位干瘦的老者，他摘下帽子首先对发生这样不幸的事件表示了慰问，然后想我交接了李秀琴的两件托运行李：一个是红色的旅行袋，一个是黑色的皮箱，都用航空公司专用的透明胶带包裹得很结实，是从东京通过别的航班转运回来的。我代表亲属谢过他之后，探询地问道：“李秀琴的机票是到东京的，但她并没有飞抵目的地，贵公司在这方面是否会有什么表示？”日航代表所讲的俄语虽然令我听不大懂，但我还是听明白了他的大意：李秀琴的机票是通过旅行社订购的，按规定是不能改期和退换的，飞机为她额外增加了一次起降的费用已经相当昂贵了，航空公司已经不会再有什么表示了，唯一再有的表示就是他会去机场或火车站接一下死者的亲属，当面致一下哀思。

    随后，我与陈小丽交接了李秀琴随身的遗物，因为她次日就将搭乘航班转飞回新加坡了。她的中文讲得很不错，一件一件的东西也给我交待得很清楚。其中有李秀琴的护照、钱包和现金、几张银行卡、一条金项链和一本日记，还有一份旅游保险单，是李秀琴这次旅行前在新加坡的一家保险公司上的，这令我眼前一亮。当我询问到李秀琴在出事前是否有什么异样时，她说：“我们两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所以约好了一同出来旅行。我们从新加坡出发先去的欧洲，玩了几个国家，最后到的意大利。离开意大利的前一天，她没有去旅游景点，说是不舒服，想去一下药店。我以为她可能是来了月事，所以没在意，谁知道她却在飞机上突然发病。。。。。”说到这，她为好友落下了伤心的泪水。我请她把新加坡的电话留下并祝她一路平安。

    李秀琴的母亲实在是经受不住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决定让二女儿李秀霞和她的一个当乡干部的大表哥徐勇来伯力处理后事。26日下午，我从火车站把他们接到了“东风”宾馆。在火车站，当日航代表那干瘦的身影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出现时，亲属和我还是非常感动的。照理，我们总领事馆没有位处理后事的亲属提供交通工具的义务，我奉命开车来接亲属完全是出于对他们的同情。放下行李，李秀霞便提出去医院看一下姐姐的遗容。太平间下午三点下班，好在我早有准备，我料想这定是亲属下车后要做的以第一件事，所以已经跟伊丽那。费德罗夫娜主人事先打好了招呼，她答应破例亲自留下来值班等我们。

    太平间是一座平房，位于第十医院大院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里。伊丽那。费德罗夫娜满头白发，已经接近退休的年纪。她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女性，请我们坐下后，她用缓慢、安静更是饱经风霜的语调对死者的亲属表示了慰问：“我知道他非常年轻，还没有结婚和生孩子，确实非常可惜。在这里我们对他照顾得非常好，一会儿你们就会会见到她的，请你们到隔壁房间稍后一下。”几分钟后，她和助手推过来一辆四轮车，上面盖着白布。伊丽那。费德罗夫娜揭开白布，露出了李秀琴白色而又宁静的面庞。“姐！”李秀霞大叫一声，扑了过去。那撕心裂肺的啼哭声令我不禁萧然泪下。许久，李秀霞才止住哭声，徐勇把她扶开，伊丽那。费德罗夫娜的助手把车子推走了。伊丽那。费德罗夫娜主任提醒我说，尸体还没有解剖，等待亲属拿一个意见。关于这件事，我在电话里征求过李母的意见，她说一定要留全尸，说什么也不能解剖。李秀霞在看姐姐的尸体后也是这个意见。伊丽那。费德罗夫娜说：“其实现在解剖的意义跟死亡当天比起来已经不大了，不解剖也罢。我们这里需要死者写一份声明，因为中国的风俗传统也好，因为某种宗教信仰也好，是亲属自愿放弃解剖尸体的要求，履行一下手续，但必须经过公证处的公证才行。在此声明书的基础上，依据主治医生的诊断，我就可以出具医院的鉴定，你们才能去办理下一步手续。”这一步和下一步手续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亲属还沉浸在悲哀之中，我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从太平间出来，李秀霞提出想见一下主治医生。我带他们去主楼一打听，主治医生已经下班了 ，只有改天。

    回到宾馆，已经是晚上了。我把陈小丽交接给我的遗物原封不动地转交给了李秀霞。我建议她尽快看一看她姐姐的日记，如果有重要的东西请告诉我。接下来，我谈了非常重要的三个内容：第一，李秀琴的死因明确，当务之急是亲属应马上跟新加坡保险公司取得联系，通知李秀琴的死讯和死因，核准是否在受保之列，保险公司承担哪些费用，在这边需要办理哪些手续-----不管怎样，俄罗斯民政部门的死亡证明（俄文）和总领事馆的死亡证明（一般是中文的，根据需要也可以出具英文或其他语种的）是必办的文件。第二，请亲属对李秀琴的后事处理方式做出决定，可选择将尸体运回国内，但费用很昂贵、手续繁杂、时间较长；也可以选择火化，但整个俄罗斯远东地区只有一家火葬场--------这是因为俄罗斯人普遍是实行土葬，在海参崴的市郊，距伯力700多公里，我去过那里，如果选择此方案，就要预定灵车，办妥运尸许可，尸体火化后火葬场会出具一份文件，凭它方可把骨灰带回国，亲属也可以从海参崴直接回国；再可选择的就是土葬了，在伯力选择棺材、墓地就可安葬，我认识伯力国营殡葬公司的总经理，如有需要，他定会帮忙的。第三，我们的时间相当紧张，现在已经是年底的最后几天，接下来俄罗斯新年全国放假一个星期，直到1月7日东正教的复活节以后才上班，在节日期间许多手续就会因无人办公而被耽搁，所以我们应该抓紧时间，争取在新年前处理完后事。

    亲属首先回答了我的第二个问题，对比各种方案，他们倾向于火化后把骨灰带回国，这也是李母的意思，她一定要跟自己亲生骨肉再见一面。但一切都涉及费用的问题，所以要先听听保险公司怎么说。李秀霞用我的手机给新加坡打通了电话，对方是一个不管遇到何种情况噪音始终甜美的保险公司的女职员，但她的中文不是特别过关，她说需要查一下底单，过一会儿请一位中文好一些的主管回电话给我们。我们寻思，这可能会是一个漫长的等待，但很快电话就响了。这位中文好的主管也是一位噪音甜美的女子，她说，死者亲属会得到与李秀琴投保金额相应的赔偿金，为此需要保存好李秀琴的死亡鉴定、诊断、病历等医学证明材料；李秀琴的丧葬费用和两名亲属往返俄罗斯、新加坡的旅费由保险公司承担，明天该于公司有财务往来的一家俄罗斯某斯科保险公司将会同我们取得联系，亲属也可以垫付这些费用，然后凭有关单据到公司报销。这番话令我们的精神都为之一振。振奋之余，我接过电话把总领事馆的传真号码告诉了对方，希望她能以书面形式确认她的谈话的内容。

     第二天，传真真的来了，而且还把莫斯科保险公司的联系人和电话告诉了我们。由于七个小时的时差，此时的莫斯科还在睡梦中，我建议先去办理有关手续。在一天的时间里，我开车带着亲属在公证处办理了李秀霞放弃姐姐李秀琴尸体的声明书签名属实公证，在太平间伊丽那。费德罗夫娜主任处办理了医院死因鉴定，在主治医生处拿到了诊断书和病历的复印件，在我们领事部免费办理了李秀琴的护照中文原文与俄文译文相符公证，在伯力市唯一一家办理死亡证明的指定机构-------铁路区民政局办理了李秀琴的死亡证明，在伯力检验检疫局办理了同意通过公路汽车运尸的许可，最后又回到领事部为亲属免费出具了一份拿到新加坡同样具有法律效益的中文的死亡证明。我们与莫斯科也联系上了，对方委托在伯力全权处理李秀琴后事的殡葬公司恰恰就是我建议的那家；对方还可以为亲属预订和结算在海参崴的宾馆住宿费用。

     上述那些文件都是一环套一环的，没有前面的文件，后面的就办不下来。在我们领事部办的文件当然是特事特办，但其他几个单位可就不是一路绿灯了-------早上一到公证处，好家伙，排着长队，我向公证员和排在第一位的事主说明了情况，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从医院太平间出来顺路正好去铁路区民政局，但办事员就是认死理，没有死者护照的俄文翻译公证就是不给办，任凭我打电话找市民政局的罗曼诺疏通也无济于事，无奈只得再走一次回头路了。在这里，我尤其想说一下这个护照译文公证的问题-------中国公民的护照中是中、英对照的，但俄罗斯不承认，要求必须翻译成俄文，因为俄罗斯的国语是俄语；而且还必须在指定的机构公证俄文译文与中文原文是相符无误的，然后才能使用这本护照办理其他手续。您想想，中国人在俄罗斯办理哪个手续不是需要护照办的，而在伯力有资质和能力办理中、俄文译文相符公证的公证处只有一家，钱的问题先不说，但就一个时间也要等上几天甚至一个星期。经过我的据理力争，总领事馆出具的这类公证书得到了俄方的认可。

    接下来的一天，我带亲属会见了彼得罗夫总经理，他说他已经得到了莫斯科保险公司的通知，并派人陪同亲属选好了棺材和灵车。最后我们回到他的办公室，他说：“虽然莫斯科保险公司的汇款还没有到我司的账上，但有总领事馆的参与，我可以冒险------灵车今晚就可以动身，明天上午九十点钟到达海参崴，我还可以先给那边的火葬场打个招呼。”由于灵车上只有两个座位而且还要走夜路，我建议亲属坐今晚的火车去海参崴，正好也是明早到达，而且应该比灵车还要早到几个小时。亲属接受这个方案后，下午，我们又去了太平间，伊丽那。费德罗夫娜的助手已经把李秀琴的尸体清洗得干干净净，李秀霞为姐姐穿上了母亲为她亲手缝制的寿衣和鞋袜。尸体被装进棺材内，灵车启动了。

    29日晨，先期抵达海参崴火葬场的我们，站在寒冷的风中迎候灵车缓慢的到来。在尸体被送进火化的高温炉之前，李秀霞又痛苦了一场，因为这是她见姐姐的最后一面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们领取了李秀琴的骨灰盒和出关证明。30日，我把亲属送上了回国的飞机。应当讲，一切都比较顺利，这或许是李秀琴前世修来的福分吧。

火眼金睛的俄罗斯边检之伪造证件非法越界

持用伪造证件出入境同样属于非法越界。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吉林省人崔希松、赵东直入境俄罗斯后，花高价买了两本俄罗斯的护照，企图从萨哈林州向日本偷渡，在南萨哈林斯克机场被查获，分别获刑两年。

俄罗斯边检人员的眼力的确相当厉害，有的人已经被中方边检人员放行出境了，可是到了俄方边检人员眼前却被拒绝入境了。中国“世纪风行”旅行社组织的赴俄旅游团一行20人飞抵海参崴机场后，18人被放行，2人被扣，就属于这种情形。原来，被扣的二人是一老一少，但这一老一少护照上的照片却是一少一老，显然是发照机关把照片给贴反了，由于是旅游团，护照由领队统一保管和办理出入境手续，当事人也没有及时发现这个差错——等发现这个差错，他们已经站在了俄罗斯边检人员的面前、等候查验过关了，只有硬着头皮试试运气“闯关”了。俄方发现这一差错后，竟然准备将二人按非法越界罪论处，旅行社无计可施只得向总领事馆求助。我在核实事实确是中方技术错误后，建议并尽力说服俄方没有必要小题大做。由于当时我们总领事馆驻海参崴领事办公室还没有开设，我只有通过打电话，发照会的方式解释和解决问题，俄方最终允许这一老一少搭乘次日飞机返回中国。

我还遇到过这样一件百年不遇的事。夏天的一个晚上，俄远东边防局边检处处长亚历山大·乌拉季米尔诺维奇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来一趟机场。我问怎么回事，他说：“有一位你们中国的市长被我们扣住了。”我立即赶到了机场，看见边检处坐着三个中国人，一女两男。经交谈得知，这位女士是H市的市长，另外两位“陪王伴驾”的男士一位是市公安局局长，一位是市旅游局局长，他们此行的目的是经伯力中转，次日上午飞莫斯科考察的。女市长的护照是公安局长亲自安排下属办的，办事员可能是因为给市长办护照他紧张，竟然忘记在护照上盖上签发机关的印章，就把护照送给了公安局长，公安局长看都没看就带上护照陪同市长出国了。弄清原委后，我开始跟亚历山大·乌拉季米尔诺维奇商量最佳的解决方案。最佳的解决方案就是我在这本护照上盖上我们总领事馆的印章——否则，市长大人就得返回中国，市长返回中国就意味着这两位陪同考察者也得返回中国。这个最佳方案还是亚历山大·乌拉季米尔诺维奇处长建议的，坦率地说，这绝对是法外开恩。既然俄方同意，考察团更是没有异议，我当即赶回总领事馆、接上葛领事、取来印章并盖好了——在一个晚上，我从城里到机场跑了两个来回，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多跑两趟倒没什么，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一向办事细心、盖章从未出过问题的葛领事却偏偏把这个章盖得有点儿模糊了。还是亚历山大·

乌拉季米尔诺维奇处长安慰我们说：“不会有问题的，有章总比没有强，而且我注意到，你们总领事馆作为证件签发机关盖在护照上的印章是一个汉字的红印，这再好不过了——莫斯科边检不认识汉字。”事实验证了他的话——市长考察团从莫斯科顺利回国后即打来电话表示感谢。

许英是我所知道的唯一逃过俄罗斯边检人员火眼金睛的人，不过，她的护照案曾几何时令我头疼不止。许英，H省K市人，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游击队做木材生意。一日，她在开车时被当地警方拦住，她的中国护照和俄罗斯驾驶证都被收走并长期扣留在游击队城市警察局副局长的手里——起初为了要回护照，我与他还曾有过笔墨的交锋。俄警方利用高科技手段鉴定认为，两本证件上的照片虽然极其相似但不是同一个人，并将鉴定结果发到了总领事馆，请求核查许英护照的真伪。我肉眼凡胎，看不出什么破绽，仔细对护照内的出入境章也是无一有误，只有向国内发照机关核查，得到的答复是：许英的护照情况属实。

由于长期没有护照、出行不便，许英将当地警察局告上了法庭。游击队城市法院判定许英胜诉，责令警察局将护照归还许英。但警察局仍扣着护照不予归还，许英请求总领事馆帮助要回护照。为解开谜团，必须面见本人才行，我驱车800公里去了游击队城。许英在进城的必经之路上等候多时了，她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200美元，说是辛苦费。我意识到问题严重，当场把钱退给了她，并让她实话实说、她哭着说：“去年我的护照快要到期之前，这里有一批10万多块钱的货急需处理，如果处理不好，我就会血本无归，所以我实在无法脱身回国办理新的护照。为了抢时间，我托人在老家找了一个长相跟我相似的“替身”，用我的名字、她的照片办妥了一本护照。生意顺利处理完后，我抽出三天的时间回国取了护照又重新回到了俄罗斯，并没有引起两国边检人员的怀疑。这件事只有一个中国人知道，就是我的合作伙伴，当然现在已经不可能合作了。是他向俄罗斯警察局告的密，出卖了我，想要把我挤出这块市场。柳领事，我发誓说的都是真话。”我思索片刻：“这样吧，我给你办一个回乡证，你回国吧。你回国可以免受俄罗斯法律的制裁，但不等于也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你去公安机关自首，应该会得到宽大处理的。”

火眼金睛的俄罗斯边检之改名换姓非法越界

上了俄罗斯黑名单的中国人，回国后改名换姓再次来俄一经查出，同样按非法越界罪论处。

那还是我在领事部前台刚开始做接待工作，一天，风风火火地来了一位中国女子，年轻俏丽，长发披肩。她是从滨海边疆区列索扎沃茨克来的，申请把因公普通护照换成因私护照，心情相当迫切，恨不得马上就能领到她想要的护照——能够感觉到，她隐隐地带有一丝恐惧。我一看她的护照，陆灵燕，1974年生人，黑龙江省穆棱市居民。我详细地向她解释了这种因公换因私的换照程序，大概需要多少天，并且询问她是否遇到了什么困难。当她明白一蹴而就换成护照已经没有可能，便起身告辞了。

两天后，一个叫阮海洋的男子找到我，他说他是陆灵燕的朋友，陆灵燕从总领事馆回到列索扎沃茨克后就被当地警方给逮捕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特来求助。我照会了解到的原因是，陆灵燕与俄联邦一通缉犯的相貌相似，该通缉犯涉嫌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首府向中国走私木材，陆灵燕已被押往该州。我正准备与不是我们总领事馆领区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联系，克州的一位女检察官已经给我打来电话并传来一份协查函。

我拿起一看，克州通缉的嫌犯名为李秀艳，1971年出生，也是黑龙江省穆棱市人。正当我等待国内公安机关答复的时候，陆灵燕国内亲属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上说陆灵燕原名李秀艳，因父母离异她由随父姓改成随母姓，改姓的同时把名字也一起改了；出生年月的改变是因为出生证上的笔误造成的。这时，克州女检察官又向我通报说，陆灵燕已经招供她就是李秀艳，对走私木材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鉴于她患有妇科病，检察院已经批准她保外就医。后来，我通过阮海洋了解到，李秀艳是在缴纳了总数近一万美元的罚款赫然保释金后才保外就医的，取保后的她已经回国了。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我还要应对滨海边疆区安全局对李秀艳涉嫌非法越界的调查。

应当讲，李秀艳摇身一变成了陆灵燕，这种改名换姓的手法确实高明，让人判断起来确实困难；而滕东林改名为滕林的手法就比较容易被人识破了，但伯力州安全局却采取了“关门打狗”的手段。滕东林，哈尔滨人氏，从事对俄贸易多年，精通俄语。我去安全局探视他时，他可以用非常流利和地道的俄语同侦查员维克多莉亚交谈——这其实是他不幸的根源，在俄罗斯的中国人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越是俄语说的好的人，越是被克格勃关押和审问的时间长，因为没有语言障碍。滕东林连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上了俄罗斯的黑名单，他是在打电话给自己的一个俄罗斯的朋友——伯力的一位议员时得知的——这段电话录音后来成为安全局起诉他的最有力证据——他已经被明确地告知，他是不受俄罗斯欢迎的人，却还要挤破头皮往俄罗斯钻。从议员朋友那得到关于自己上了黑名单的消息后，滕东林便把名字改回了早年曾使用过的腾林，把阴历生日改成了阳历，一次重新申领到了一本护照并来到了伯力。第二天他就在下榻的“国旅“宾馆被安全局拘捕了。其实，安全局的真正矛头是指向那位泄密的本国议员的，加之总领事馆出面，当了三个月“牺牲品”的滕东林被俄罗斯永远地驱逐出境了。

肖丽非法越界案同样是伯力州安全局查获的。俄方的通报是这样的；肖丽，湖北武汉人，在伯力“亚细亚”商城工作，因落地签和实际居住地不符被南区法院宣布驱逐出境，后持名为李心遥的护照涉嫌非法入境，此案正在调查之中。

接到这种关于中国公民涉嫌在俄罗斯违法犯罪被拘捕的通报，我们一般在复照时首先对俄方遵守《中俄领事条约》及时通报表示感谢——这样至少让当事人的亲属安心，知道这个人不是在国外失踪或遇害，然后向俄方索要当事人自己写的简历或护照复印件——把中国人的名字音译成俄文在译回中文，可想而知是不准确的，我们也无法向国内通报此事，最后表示一下相信俄方会秉公执法的原则立场。这种事务性的照会我一般交待给外秘奥莉亚完成，我只在旁边口授即可。谁知奥莉亚打到肖丽的名字时一愣，再一看照片，她说道：“柳先生，这个人我认识，她是我在伯力外语学院学中文时的老师。”打完照会，我给“亚细亚”商城的朱老板打了个电话，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肖丽是他们公司最好的翻译，公司刚刚把她保释出来，一会儿就带她从“第二伯力”到领事馆。肖丽来后交待说，她是在武汉街头打通了一个“办证”的电话，提交了自己的照片和两万块钱，办到了名为李心遥的护照。她后悔不已，并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哭着说不想在俄罗斯坐牢。

负责此案的侦查员正好是我认识的维克多莉亚，我给她打了电话，请她念在肖丽为中俄文化交流多少做过贡献的份上尽量宽大处理。维克多莉亚说，她知道这一情况，正是考虑到这一因素，她才同意保释的。肖丽最终没有坐牢，在缴纳了保释金半年后自动离境，五年之内再也不能入境俄罗斯。

几起案件虽然都比较妥善地解决了，但毕竟影响不佳。我们总领事馆把有的中国公民在俄罗斯违法犯罪后改名换姓再度返俄这一情况综合反映给了国内有关部门，请加强这方面的监控和管理，以维护我国家形象，此举也得到了俄方的高度评价。

      俄罗斯安全局不仅盯着中国人，对本国人的非法越界案一样明察秋毫。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伯力州安全局一个叫安德烈的侦查员，经胡加科夫处长介绍到我，请我帮他核查一个俄罗斯女子是否在总领事馆办理过赴华签证。我问他目的何在，他把那女子的护照递给他看。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名堂。他用手指甲在“出生年月”处一搓，1976年变成了1975年。他说，这个女青年用涂改液擅自篡改个人资料，并且蒙混过关，构成了非法越界的犯罪事实。我再打开贴在她的护照内的赴华签证一看，我们是按照出生年份为1976年给她发的签证，在电脑上和档案库里的资料也都是如此。我赶紧按照新的资料又对这名女子进行了一次黑名单核查，没有什么异常，我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在给安德烈出具他需要的证明的同时，我感谢他为我们的工作上了一课。他走后，我立刻召开了领事部全体会议，提请前台接证的同事一定要引以为戒，加强核查。

不明身份的“天外来客”

    在所有被遣返回国的人员中，属王玉荣的来历和命运最为神秘莫测。

    冬季里的一天，伯力南区外事警察处打来电话，请总领事馆派人协助核查一个中国公民身份。半个小时后，我走进了拥挤不堪的南区外事警察处的办公楼------那天正巧是他们的接待日，许多俄罗斯人排着长队申办出国护照。我被引进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间，原来这里只是走廊的一个凹处，后来加了一道隔断便成了一间小屋，我看把它用作仓房倒是非常合适。警察中尉维克多。康斯坦丁诺维奇向我表示了歉意，然后介绍道：“一会儿您将见到的这位公民，是我们在大街上发现的，他没有人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从被发现到现在他一言不发，好像是个哑巴，而且精神似乎受过什么严重的刺激。”

说着，一个警察把一个亚洲面孔的男子领了进来，他50岁左右的年纪，头发凌乱，身上穿着一件中国式的黄色军大衣，两手对插在袖子里，头深深地低着，就差没缩到大衣里面去了。他的确受过某种刺激，浑身颤抖，一副小孩子见到生人胆小怕事的样子。看他的外形和打扮，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哪里来了这么一个叫花子。“你叫什么名字？从哪来的？”我试着跟他交谈，但他始终似懂非懂地摇头或点头，一句中国话也说不出来。维克多·康斯坦丁诺维奇补充说：“我们对他们进行了必要的检查，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他的内衣相当干净，身上也不脏，看来是刚从什么地方离开。他的右胳膊上还有一个伤疤，是烫伤，而且明显是这两天刚刚烫的。”我这才注意到他的右臂确实有烫伤，而且看样子伤势不轻，鲜红的两大块。我问俄方是否给他吃过东西。他们说给他弄了一些面包、香肠什么的，但他什么也不吃。我又做了最后一次努力，问他想不想吃东西，胳膊上的伤食怎么回事，结果仍然是徒劳。

    “他不会是你们中国的特工吧。”维克多·康斯坦丁诺维奇半开玩笑地说道。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人有可能是中国公民，但也不排除是朝鲜公民或越南公民的可能。我们不能仅凭他穿着一件中国的军大衣就断定他是中国人，这个道理我想你是明白的。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天外来客’！把他的来历弄清楚是俄方的职责，只有有了这些基本材料并附上他的照片，总领事馆才有可能核查出他的身份。你们最好在把他送进收容所之前先带他去一下医院，除了请大夫处理一下他的烫伤，还需要对他进行全面的检查，重点是发音器官和神经系统，如果能够在致总领事馆的公函里把此内容也加以说明，我将代表这位先生对你们不胜感激。”这是我临行时向俄方提出的要求，但俄方并没有出资为此人体检。

    十几天后，维克多·康斯坦丁诺维奇再次打来电话，请我去一趟收容所，说是那个人的来历已经搞清楚了，而且他开口说中国话了。我跟娄领事走进收容所的探视室，维克多· 康斯坦丁诺维奇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他说：“这个人最初十有八九是非法越界来到俄罗斯的，他在跑到大街上之前住在大乌苏里岛（即当时中俄存有争议、俄方实际控制的黑瞎子岛）上的一个村落里，给一户人家看房子有几年了。由于他平常极少出门，所以没有人知道村子里还有一个中国人。他可能是因为冬天缺少食物而独自出来买面包，被村民发现后报了警。大乌苏里岛是军事禁区，没有民警，只有军警，他们跟岛上的驻军联系，用直升机把他送到了伯力，谁知道他趁人不备逃走了。南区警察在大街上发现他时还不知道这些情况，这些信息都是军方后来提供的。关进收容所后，他的精神状态有所恢复，我们的翻译跟他交谈了多次，他已经可以说出一些中国的单词，还用纸写出了自己的名字。”说着，他把一页纸递给了我们。我们半信半疑，接过纸一看，上面写着“王玉荣，黑龙江，哈尔滨”字迹清秀、工整，应该是出自有文化人的手笔，这与他白皙的皮肤倒是有些般配、我跟娄领事对视了一下：“还是请王玉荣进来谈谈吧。”几分钟后，王玉荣被带了进来，他的精神状态确实比上次见好了许多。我问他还记得我吗，他点了点头。他说话仍然是个问题，只能简单地说我”、“是”、“不是”等极有限的几个字。在维克多·康斯坦丁诺维奇的建议下，我只好用写字的方式与他交流。我写你姓什么，他写一个王字，我写家在中国什么地方，他写哈尔滨，笔体与俄方给我们的那张纸上的是同一个。我再写其他的问题，他却停笔不写了，要求回到号房去。利用身体的掩护，我迅速地在纸上写了一个“安”字，递到他的眼，他毫无表情，坚持要求回去。我把纸装进皮包里，转身站起来对俄方说道“维克多·康斯坦丁诺维奇，希望您把您刚才所讲述的内容以书面形式发至总领事馆，我们将在研究后做出答复。”

    俄方很快便把公函发来了。我们向国内有关部门核查王玉荣的身份没有结果是自然的，因为资料实在太简单了。后来，经请示上级批准，总领事馆为王玉蓉办理了回国证件。一个月后，俄方出车把他拉到了饶河口岸，移交给了中方边检人员。维克多·康斯坦丁诺维奇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

    另一位流落街头、受尽磨难才回到祖国的来客叫金昌洙，但他初次来领事部的时候，你却很难判断出来他是中国公民。他是朝鲜族，不到30岁的年纪，短发，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却操着一口比较流利的俄语。我只好用俄语跟他交谈。我问他是哪国人，他说是中国人，家市吉林省。我请他讲一下个人经历。他说，他不到18岁就随父母从满洲里出国来到了俄罗斯，在后贝加尔斯克经商。后来他因与人打架被判五年徒刑，出狱后与父母失去了联系，在一个俄罗斯狱友的帮助下找了一份工作，积攒了几千卢布来到了伯力，想办个证件回中国老家。那一段时间正好是对朝鲜“脱北着”严格查控的时期，我不敢掉以轻心。我给他一份表格，请他从排队办证的队伍里找一个懂汉语的朝鲜族同胞------每一个接待日这样的申请人少则几位多则几十位-------请他们帮助他把表格填写清楚，以便我们向国内户口所在地核查。结束了一上午的紧张接待工作后，我再也没见到这个青年。出去一问，保安说他已经走了。

一个星期后，他又出现在了领事部，不过这次短发已经变成了光头。我问他那天为什么不辞而别。他说，去市场找人帮他填表去了，还去照了相。我接过表格一看：金昌洙，吉林省龙井市人，家庭地址、父母姓名等资料都填得比较详细。我说，我们会尽快帮他核查身份，请他回去等信。谁承想，就在等候核查结果期间，金昌洙哭着来找我了。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的钱快用完了，就去火车站跟俄罗斯人一起当装卸工，那些人喝醉酒把他给他了。他的门牙被打掉了两颗，严重影响到吃饭和说话，他的俄语也不如第一天来领事部讲得那么流利了。我见状，真是心如刀绞-------我已经相信了，这不会是他以牺牲自己的门牙为代价来施行的苦肉计。但核查是有程序和期限的，我安慰他再坚持忍耐一两天。经催询，第二天核查结果就出来了：金昌洙身份属实。我们用最快的速度为他办妥了证件并资助了他一部分路费，总算使这个可怜的青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穿警服的盘剥者
 
伯力市火车站，这个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地方，却是中国人最望而生畏、怨声载道的地方。这是因为，在这个中国人来往的必经之地，火车站内及其周边的不少穿警服的人竟然把检查中国人的护照当做家常便饭和生财之道。俄罗斯警察检查中国人的护照经常是这样一幅画面：见到中国人下车出站或准备进站上车，他要求你出示护照，对于那些没有护照的，他就要把你带到火车站旁边的警察局，在去警察局的路上他说要买盒烟或其他什么东西，你替他交了钱再偷偷塞给他几百卢布就“自由”了；对于那些有护照的，他捏着你的护照，眼看车快开了也不还给你，你语言不通又着急赶路，哪能跟他耗得起呀，最终也只得破财免灾、用钱开路。时间久了，连铁路员工都看出了道道儿——中国人真有钱，一见到警察就掏钱，于是，有的铁路员工下班后干脆也穿起假警服在火车站周围“守株待兔”。在这里，经常上演名副其实的猫捉老鼠的游戏，想躲都躲不开，因为火车站就那么两三个进出口，都被警察把守的相当严密。别说普通的中国人了，就连我们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和家属也不时受到这种“礼遇”。我曾被检查过两次——因为我是总领事馆里出差最多的人，近一点儿的城市坐汽车去，远一点儿的城市坐飞机去，不近不远的城市就坐火车去，有时还要去火车站接送人——用警察的话说“你的脸上又没写着你是领事”。一些中国人千里迢迢来伯力，就是因为丢了护照才来总领事馆的，经常遭遇这种情况。

俄境多年潜伏，真假间谍难辨！

这是我刚到伯力工作不后不久参与处理的一起案件。

一天晚饭后，我坐下来看电视。一般我关注联邦频道多一些，只有到整点新闻时才看一看伯力地方频道。但那天在调台的过程中，我在伯力地方频道偶然看到了这样的一幕：20世纪80年代，伯力州安全机关破获了一起中国“间谍”案。这个“间谍”的名字叫肖铮——当时根据电视解说只能音译，后来才知道这两个字的准确写法。他利用喜欢照相为掩护在伯力四处活动，窃取包括军事在内的各方面情报——画面上出现一个穿白衬衫、戴眼镜的瘦瘦的中国男子的镜头……整个节目中的历史镜头全是黑白的，原来这是一部纪念伯力州安全局成立80周年纪录片的重放。

没过几天，一位俄罗斯妇女来到了总领事馆，叫肖娜拉，将近50岁的年纪。可以感觉到，她的精神受过严重的刺激，说话就跟打架似的，而且喋喋不休，根本不让你有插话的机会。她说，她的丈夫不是间谍，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照相，那部照相机是他们家唯一值钱的东西。她还告诉我们，肖铮已于三年前去世了，但自从电视不止一次地播放了那个诋毁她丈夫名誉的纪录片之后，她的邻居开始对她翻白眼，她丈夫的墓碑也不知被谁给推倒了，就差没把坟给刨开了。她的生活本来就很拮据，所住的平房还发生了失窃，她怀疑要么是克格勃干的，要么就是仇视中国的光头党干的，也不排除她家邻居的可能。她已经无法忍受了，准备到法院去控告伯力州安全局和电视台。为了能胜诉并为自己的丈夫恢复名誉，她希望总领事馆出具一份关于肖铮不是中国间谍的证明。

我们对她的境遇表示了同情和安慰，并向她解释说，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她的问题是每个俄罗斯公民的权利，但总领事馆从来没有过出具谁是中国间谍或谁不是中国间谍的证明的做法。我们还善意地提示她：“您可以在法庭上要求俄安全机关拿出证据来，要是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嘛。”她对我们的答复很不满意，而且向我们发起火来，最后连个联系电话也没有留下就走了。她到底去没去法院，是否为恢复她丈夫的名誉而做出什么努力，我们也不得而知了。

但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到此为止。利用每年农历小年这一天总领事馆为领区内华侨华人代表举行春节招待会的机会，以及每年走访慰问贫困华侨的机会，我们向当地几位老华侨华人了解了一下肖铮的情况。据肖铮的生前好友陆德林、李泽华介绍：肖铮祖籍四川省，20世纪60年代因饥饿自新疆逃至苏联境内，起初被安置在伊尔库茨克一家工厂工作，后来被调到伯力，70年代获苏联国籍。那时因中苏关系恶化，两军对垒，肖、陆等人因中国血统虽被免除了兵役，但需定期去克格勃报到，有时还接受一些作训，比如识别地图、野外生存训练等。说到这，从这份简历中可以看出，不是肖铮对付中国间谍的问题，而是克格勃曾计划用他们这些中国人来做对付中国的间谍倒是真的。80年代，肖、陆二人因生活来源问题，开始合伙贩卖中国白酒的生意，结果被冠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分别被判了三年的徒刑。“这样一个有违法前科的人怎么会是中国的间谍呢。”陆德林认为说肖铮是间谍纯属无稽之谈。半天没说话的李泽华最后补充说道，就肖铮的外貌、体格而言，高度的近视和瘦小的身材都不具备间谍的基本素质。

说到这，陆德林冲我开了一句玩笑：“柳领事，我看你才具备间谍的素质。”我当时只把它当做一句玩笑，没往心里去，后来反思才明白这个陷阱有多深。

陆德林60来岁的年纪，满头白发，满面红光，体态略胖，相当硬朗。他说话从来不忌讳和胆怯，尤其是在抨击俄罗斯的种种弊端和对中国人的不公正待遇时——虽然他的国籍早已不是中国。随着我接手侨务工作，与这个号称“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头的接触也逐渐多了起来。他所表现出来的正义感还是令我十分钦佩的：“养猪大王”卢义被绑架时遣送回国后，陆德林挺身而出，主动要求照料猪场剩下的奄奄一息的猪仔；在总领事邀请伯力州移民局官员为中国公民举办的法律讲座上，陆德林第一个锋芒毕露地举手提问“中国人被遣送了，他留在俄罗斯的财产怎么办？你们俄罗斯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看到伯力的侨团、商会在克格勃的“白色恐怖”下名存实亡、无所作为，陆德林振臂一呼，计划联络一些老人重建一个中国人的组织，颇有扶大厦于将倾之势；当200多名中国劳工遭伊尔库茨克特警殴打的消息传到伯力，还是陆德林奔走呼号为受伤的同胞募捐。

跟所有的普通人一样，陆德林也有他普通的一面。一次，他来找我，询问能不能给他的小儿子在总领事馆安排一份开车的工作。当时是没有这种可能的，我出任领事部主任不久，正好总领事馆出现了一个司机的空缺，经馆务会同意我打电话把这个信息告诉了陆德林。第二天，他就来总领事馆了，受办公室主任霍姐的委托，我在会客室向他介绍了所需司机的职责和工资等情况。他说，他的儿子现在在一家运输公司开车，对工资和待遇都比较满意，他主要是来向我表示感谢的——事情过去一年了，我居然还记着这个请求。

说完话，我送他走出会客室。他说年纪大了需要方便一下，我就把他领到了卫生间的门口。他突然一把把我也拉进了卫生间，把门从里面反锁上，然后把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塞到我的手里，说：“柳领事，你看看这个，有用你就留着，没用你就扔了。”这一切发生的突如其来，我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他已经打开门告辞走了。

我回到办公室打开一看，不禁目瞪口呆。大约100页A4纸，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苏27飞机的应用技术资料，不到20页；另一部分全是地形图，我再仔细一看，是俄罗斯所有大中城市的民用机场的地形图——要知道，这些民用机场当年曾起降过军用飞机或是军转民的，如哪一天发生战争，仍然可以改作军用机场的。这些东西虽然相对陈旧了些，但也绝对不是公开的资料。我马上向樊总领事做了报告。刚刚到任履新而又年轻的樊总领事指示说：“我们又不是特工，不用理会它。把它锁在你的保险柜里，过一段时间销毁就是了。”我按照他的话做了，半年后我把这些东西用碎纸机一页一页地销毁了。

其实，最正确的处理办法是把它原封不动的立刻退还给陆老头，但可惜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一层，所以时到今日我还后悔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