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视、叮咛、握手、拥抱、目送儿女远去，父母子女间这种最普通的送别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而对赵鹏大、赵联强这对中俄“院士父子”来说，这却是父子俩一度音讯隔绝23年后最美妙的重逢。

23年间，赵鹏大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两鬓斑白的中年人，而7岁的赵联强也已到而立之年。其间，两人彼此毫无音讯，外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惟有爱，才能穿透历史，跨越万里之遥，历经23年的漫长等待，让父子俩重逢。

赵鹏大（后排中）1954年与赴苏联留学的同学合影

遇见

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著名地质勘探学家、数学地质学家……今年86岁的赵鹏大有太多为外人所熟知的头衔，而一段往事却鲜为人知。

1954年在北京地质学院工作期间，赵鹏大被公派到苏联留学。那年冬天，在一次寒假地质旅行中，他与同样对矿石感兴趣的俄罗斯姑娘伊琳娜相遇了，两人后来成为同门师兄妹。

在导师雅克仁教授的指导下，赵鹏大和伊琳娜在苏联远东地区一座钨矿进行为期3个月的地质勘探与搜集工作。

从亚欧分界线的乌拉尔山到远东的地质矿藏，野外勘探不仅见证着两人共同的志趣，也让两颗心逐渐靠近，一段浪漫的故事开始了。

1957年末，赵鹏大和伊琳娜从青葱校园走进婚姻殿堂，在苏联举行了简单但隆重的婚礼。赵鹏大回忆说，他还记得结婚时葡萄酒的醇香，那是伊琳娜的姐姐从格鲁吉亚带来的。

1958年初，赵鹏大结束在苏联的实习，返回北京。一个多月后，伊琳娜也来到中国。初来乍到，虽然语言不通，她却很快融入北京的生活，进入北京地质学院矿床教研室，承担矿石研究工作。

1959年1月27日，北京协和医院内一声响亮的啼哭宣告两人的儿子出生。赵鹏大给这个眉清目秀的男孩儿取名为“联强”，意为“他是两个强大国家联合的结晶”，象征中苏两国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小联强是在中国地质大学的家属院里长大的。他有一双澄澈的大眼睛，顽皮、淘气，和小朋友一起滑冰、游泳，心里装满了老房子里的快乐，记下了颐和园的荷花垂柳，也记下了后海荡漾的水波。

然而，一场别离正悄悄降临。

上世纪60年代，赵联强与母亲在北京游玩时合影

生离

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这个小家庭也走到时代的分岔路口，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眼看着很多苏联朋友、大批苏联专家从中国撤离，伊琳娜觉得周边的空气变得局促起来。

“你留下来吧，加入中国国籍。”

“不行，我要回去照顾我母亲，否则可能永远见不到她。”

“跟我回苏联吧。”

“我也不行，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国家正需要我。”

……

与伊琳娜在1966年的一段对话仍让赵鹏大记忆深刻。

两人促膝长谈，决定和平分手。1966年3月，伊琳娜带着7岁的儿子回到苏联。在北京火车站站台，他们挥别彼此，以为这一走就是诀别。自此之后23年里，赵鹏大再也没有了妻儿的音讯。

在儿子随母亲返回苏联之前，很多人都劝赵鹏大把儿子留下来，但他却说：“只有我知道他们母子情深；只有我知道在自己出差在外的日子里，伊琳娜是如何辛苦地把小联强带大。我不能自私地夺走孩子，那会夺了她的命。”

哪个父亲舍得孩子走？但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再不舍也只能用希望挤走生离的苦涩。

话虽笃定，但赵鹏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十分惦念自己的儿子，那仿佛是他心底最柔软的角落。看到小联强儿时的玩伴，赵鹏大就会想：自己的儿子该长多高了呢。

赵联强小时候与父亲合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转折

“你知道赵鹏大吗？

“他是搞地质的，是我的父亲。

“如果他还活着，我一定要找到他；如果他不在了，我想知道他的墓地在哪儿。”

在上世纪80年代的莫斯科医学界，一位年轻的俄罗斯医生每见到中国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

他就是赵联强。

回到苏联后，小联强上学了，成绩优秀。尽管母亲又嫁了人，他还是坚持姓“赵”。跟着外婆长大的他始终没有忘记在中国的父亲，并一直暗自寻找。外婆心疼他，对他说：“别找了，你的父亲可能早就走了。”

但他并未放弃。

随着中苏关系正常化，中国医学界1987年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到莫斯科交流，其中一位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王医生。在莫斯科第十五医院工作的赵联强又跑来问同样的问题。

赵联强手里拿着自己离开中国时，父亲送给他的乒乓球拍、集邮册、日记本、钢笔和口琴，一遍遍抚摸。被深深打动的王医生加入了帮助赵联强的行列，一遇到中国访问学者就帮忙打听赵鹏大的下落。

多方奔走之下，冥冥之中，上苍也似乎要让失散的父子俩早日团聚。一天，赵联强和王医生终于问到了一位访问学者——赵鹏大的硕士研究生池顺都。

池顺都马上给导师写信：“儿子在找您！”

赵联强儿时照

见信后，赵鹏大既激动，又不得不克制自己。这些年，他又重新组织了家庭，并有了两个女儿。思虑良久，赵鹏大回信让学生先去联强的家里看看，问问他母亲和外婆的意见。

    重逢

还有比久别的父子重逢更让人幸福的事吗？得到消息后，她们都非常高兴，支持父子俩尽快联系。

终于，1989年，赵联强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邀请函——时隔23年，他将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儿子坐着叮当作响的火车回来了。

当火车穿越乌拉尔山那个父母恋爱的地方时，赵联强又有些担心：父亲能认得我吗？我第一句话要说什么？

重逢前，细心的赵鹏大担心儿子已认不出自己，于是给儿子写信：“你出站的时候，那个左手夹着风衣的人，就是我，你的父亲。”

那是1989年4月的一天，北京，晴，风微凉。

历经5个日日夜夜，在汽笛声中，从莫斯科开往北京的国际列车缓缓进站。

站台拥挤，人来人往，赵鹏大夹着风衣，身形微抖，在静静等待。

透过列车窗口，一个面庞映入赵鹏大的眼帘。

“是他。”赵鹏大没有片刻迟疑。

车门打开，赵联强径直走来：“不用风衣，我也一眼认出他是我父亲。”

在这座23年前离别的车站，父子俩紧紧相拥……

2017年8月12日，赵联强返回俄罗斯，赵鹏大到机场送别

亲情

事非经过，不知亲情之可贵。

如今，每逢父亲生日和每年春节，赵联强都会带妻女回中国陪父亲一起度过。“过年，我们给父亲磕头，父亲会给我们红包。”赵联强笑着说。

谈及父亲对自己的影响，赵联强说：“印象最深是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态度。”

赵鹏大如今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而赵联强则是“俄罗斯工程院院士”，熟悉他们的人常叫父亲“大院士”，叫儿子“小院士”。

赵鹏大一直从事矿产普查与勘探、数学地质的教学与科研工作，1992年他获得国际数学地质最高奖——克伦宾奖章，成为获此殊荣的首位亚洲人。赵联强则在医学领域卓有建树，成为一名出色的肝脏移植专家，担任俄罗斯外科医学院副院长。

2017年8月6日，赵鹏大（右）与赵联强在哈尔滨太平机场合影 

“尽管我有俄罗斯名字，但我坚持随父亲的姓，我喜欢我的中国姓。”赵联强用中文说，他3个女儿也都姓赵，都在学习汉语，也都有非常好听的中文名字：赵佳丽、赵伊丽、赵艾丽。

谈起3个孙女，赵鹏大充满自豪：大孙女曾在浙江大学交流一年，汉语说得很溜，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中国华为俄罗斯分公司工作；二孙女是个语言天才，精通西班牙语和英语，今年开始学习汉语；小孙女小时候经常和父亲回国，母亲在一所中英双语学校读书。

“不管走多远，等多久，血缘亲情永远割舍不断。”赵鹏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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