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沃尔科维奇还是新技术和现代生活方式的践行者。同梅德韦杰夫总统一样，他也在“推特”上有自己的微博，经常就民众关心的事务发表自己的思考和看法，对总统参加的活动也做一些简明介绍。他在微博上的言论与国内政治和经济生活基本同步，使国家事务更加透明并能够与民众进行直接沟通。

　　俄罗斯官方与半官方智囊机构

　　《环球》杂志驻莫斯科记者/谢荣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智囊机构改变了昔日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目前，俄罗斯智囊机构主要包括官方智囊库、科学院系统智囊库、独立智囊库和国际智囊库在俄开设的分支机构等几大类别。

　　1992年2月底，叶利钦亲自签署总统令成立了俄罗斯战略研究所。在学术机构、外交部、强力部门的专家和政治领导人的参与下，战略研究所对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进行形势分析，主要研究国家安全保障的宏观问题、俄罗斯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全球或地区军事政治和经济发展进程等问题。战略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以科研报告、专家评估等形式提供给总统办公厅、安全会议、联邦政府办公厅，以及议会的相应委员会。因此，在叶利钦时代，战略研究所在国家和政府对外决策方面发挥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直到今天，战略研究所依然是俄罗斯最为知名的智囊机构之一。

　　在俄罗斯活跃的智囊机构中，1992年2月成立的另外一个机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该委员会虽然号称独立研究机构，但与俄罗斯当局高层和政府机构的联系十分密切，委员会由俄罗斯著名政治家、企业家、社会和国务活动家、强力部门与军工综合体代表、媒体精英人士与学术专家组成非政府团体。自成立以来，该委员会起草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俄罗斯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研究报告。最为重要的有《俄罗斯战略》系列报告。1999年，该委员会为即将产生的新总统普京准备了题为《俄罗斯战略：总统的议事日程—2000》的报告。普京上任后，报告当即呈送给普京本人。报告中的许多思想和政策建议，都在普京后来8年的执政期间得到了反映。

　　1999年，在时任总理普京的支持下，一个名为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机构正式成立。该中心的监事会由联邦政府各部部长组成，理事会主席由后来出任政府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的格列夫担任。当时正是普京准备竞选总统的时候，该中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召集了众多主流专家和学者及高官，最终出台了厚达400页的《2010年前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后来完全体现在普京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中。为该中心研究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官员和专家学者，后来都受到了提拔和重用。其中，格列夫由副部长提升为部长，纳比乌琳娜现在担任政府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德沃尔科维奇现在是总统经济和社会政策助理。

　　俄罗斯媒体的报道认为，现在俄罗斯学术界比较活跃的现代发展研究所是现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的智库。现代发展研究所前身是信息社会发展中心，2003年改为现名。梅德韦杰夫2005年担任政府第一副总理并负责国家社会经济中长期规划发展项目的时候，现代发展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经帮助梅德韦杰夫做了许多课题研究。在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之后，他答应该机构研究人员出任研究所监事会主席。

　　81岁的国家安全战略元老

　　《环球》杂志驻新德里记者/毛晓晓

　　印度社会意见多元，很少有某一“军师”对决策有完全的影响，但印度安全和战略元老、81岁的K·苏布拉马尼亚姆则被视为印度安全政策和核政策形成的关键人物，长期是这一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难有其他人能比肩。

　　印度核安全战略的奠基者

　　苏布拉马尼亚姆不仅参与和组织了印度独立后几场战争的政府内部回顾，是印度国防部下属智库“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IDSA)”的创始人和多年所长，任印度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等多个政府要职，还是印度1998年核试验后成立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NSAB)第一任召集人并起草了印度核武器使用原则，推动印度与美国达成了民用核能协议。退休后，他常常为多个报纸撰写评论，如今印度安全与战略领域的决策人物不少都是他的学生或下属。

　　K·苏布拉马尼亚姆1929年出生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1950年获得马德拉斯大学化学系理学硕士，并在当年的印度文官高考中名列榜首。

　　在泰米尔纳德邦和国防部工作后，他于1966年被派往伦敦经济学院访问交流。回到印度后，他被任命为国防部新成立的IDSA主任，一直干到1975年。此后他继续担任多个资深的政府职务，包括1977到79年的印度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泰米尔纳德邦内政部秘书和负责军备生产的国防部秘书。

　　1980年退休后，他回到英国继续在剑桥作访问学者。这段时期他还是多个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研究组织的成员，研究印度洋、裁军和核遏制等问题，并撰写或合著了14部著作，包括《孟加拉解放战争》、《核迷思和现实》、《印度与核挑战》和《印度洋的超级对抗》等。为庆祝他75岁生日，一部由印度和美国政策专家以及学者、记者们写的关于他的文集于2004年出版。

　　遵循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传统，K·苏布拉马尼亚姆的安全政策尤其是核政策往往也被视为鹰派和强硬派。

　　他认为印度只有发展核武器才能像中国一样受到西方大国的重视和尊重，如果印度打算扮演一个全球角色和避免战争，那么它就应当发展最低的威慑力量。他强烈反对和批评《核不扩散条约》以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不平等，并以“核隔离制度”来描述5个有核武器的大国要求其他国家遵守核不扩散条约，自己拒绝减持核武器。他的主张成为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整个70年代争取进入核武器俱乐部的理论支撑。印度在1974年曾进行名为“佛陀的微笑”的核试验，但并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