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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时代内容和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为分期，苏联解体24年以来俄罗斯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普京时期的治国理念和举措被统称为“普京主义”。“普京主义”所呈现出来的观念与制度特点引发了西方与俄罗斯国内关于国家治理和发展道路问题的争论，两者对于“普京主义”的阐释不尽相同。“普京主义”具有清晰的内在逻辑，与俄罗斯国家特征和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传统一脉相承，其内涵可以概括为政治的控制性、经济的政治性和外交的外延性。究其实质，“普京主义”是普京为了解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转型与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战略调整和适应，它对世界局势和俄罗斯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本文作者 庞大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一 引言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转型与发展已历经24年。现在一提起俄罗斯，人们想到的首先是普京，以至于2014年10月，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会议上，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沃洛金提出“没有普京,就没有俄罗斯”。提炼概括普京治国理政观念与制度的“普京主义”（俄文为путинизм,英文为Putinism或 The Putin Doctrine）也已成为研究俄罗斯问题的核心词汇。

    笔者最早接触到的不是“普京主义”，而是“普京现象”（俄文为феноменПутина）。2000年普京上台执政，他提出的“俄罗斯新思想”和“强国战略”让俄罗斯国内外耳目一新。2001年前后，俄罗斯国内就有学者指出：俄罗斯出现了罕见的“普京现象”。“普京现象”的内涵是，虽然俄罗斯国内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丰衣足食迹象，但是民众肯定和支持普京的理念和举措，对普京的信任与日俱增，并重新相信总统这个职位。俄罗斯政治基金会主任维·尼科诺夫认为，普京的思想是一种戴高乐式的保守主义，它是自由主义经济和强硬政权的组合，这种政权以力量为依托，坚持爱国主义，信奉开放的但却是独立的、积极的大国外交政策。俄罗斯政治理论家费·布尔拉茨基认为，崇拜普京个人，与俄罗斯这种传统的信念相连，就是期待强硬的管理者，期待大胆纠正所有社会弊端的人；在俄罗斯陷入危机毫无出路的时刻，普京作为个人出奇地适应了人民的期待。

    2003年尤科斯事件尤其是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权力的政治举措。“普京主义”这个词汇出现了。2003年年底，俄罗斯卡内基中心主任德·特列宁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原地打转和优先次序——提炼普京主义》一文，这是笔者最早接触到的一篇明确以“普京主义”为主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分析了“普京主义”的内涵及面临的挑战，认为“普京主义”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俄罗斯资本主义的性质，而不是俄罗斯民主改革的质量。联邦主体行政长官任命方式的改变彻底腐蚀了俄罗斯原本脆弱的民主制度。自此，“普京主义”这个词汇一直存在于分析俄罗斯问题的文献中。

    普京从来没有提过“普京主义”一词。俄罗斯国内一般也只有自由派学者使用“普京主义”这个词汇。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研究俄罗斯视野中的“普京主义”。笔者认为，“普京主义”是认识和理解俄罗斯的一个视角、一种表述和一个平台。什么是俄罗斯？俄罗斯何以为俄罗斯？这是我们研究俄罗斯的终极目标。通过对西方眼中的“普京主义”与俄罗斯官方意识形态“俄罗斯保守主义”的辨析，我们可拓宽视野，较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俄罗斯。

    二 “普京主义”辨析

    当前，要理解俄罗斯，研究俄罗斯向何处去，首先要了解普京，了解普京的治国理念与举措，“普京主义”则是认识俄罗斯的一把钥匙。

    (一)西方视野中的“普京主义”

    西方视野中的“普京主义”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2003年尤科斯事件后，普京打压寡头资本，2003年底独联体地区“颜色革命”后，普京加紧政治控制，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收回地方行政长官直选权，这些举措对俄发展道路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普京采取了有别于叶利钦时代的改革举措。西方认为，俄罗斯民主在2004年加速衰落的标志性事件比比皆是。2004年美国的民主评议机构“自由之家”在年度报告中将俄罗斯列为“不自由的国家”，这在苏联解体后是第一次。从舆论影响上，西方学者开始用“普京主义”取代“可控民主”，评论普京政策。这一时期“普京主义”主要是指西方所不乐见的俄罗斯政治改革举措。

    2008年普京总统任期结束，俄罗斯出现“梅普组合”的权力配置，普京依然处于权力核心。西方学者再次热议“普京主义”，以“普京计划的实质是普京主义及其政治路线”为主题评论普京执政8年的政策，认为“普京主义”是一种伪装成自由民主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统治方式，其核心是反西方外交。

    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舆论第三次出现集中热议“普京主义”的现象。西方学者认为，普京复任总统后俄罗斯大国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恢复1991年苏联失去的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优势。乌克兰危机后“普京主义”的核心是根据“俄罗斯历史遗产”确保俄罗斯在其合理势力范围内的安全需要。西方这次造势的主题是，“普京主义”不仅不利于俄罗斯的发展，还对当前全球稳定构成了威胁。

    从现有材料看，西方先后在三个时期出现集中热议“普京主义”的现象：2004年是俄罗斯发展道路调整的关键时刻，2008年是普京前8年形成的行之有效的举措能否延续的关键时刻，2013年以来是俄罗斯能否确保欧亚战略顺利实施以实现大国崛起的关键时期。每当俄罗斯处于战略抉择的关键时期，西方必然会出现对俄罗斯政策评论与干预的声音。“普京主义”是这种声音的汇合点。

    西方视野中的“普京主义”主要包括三点内涵：

    一是反西方主义。在西方看来，当代俄罗斯的反西方主义是一种新现实主义的体现，它既延袭了俄罗斯的实力政策传统，又承认互相依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在这种新现实主义的框架之内，普京谋求制定一种使俄罗斯融入世界同时又保障国家利益的政策，既想融入西方，又拒绝被“同化”。俄罗斯想按自己的方式成为西方的一部分。事实证明，这种摇摆不定的中间状况最终是无法保持下去的。其中存在两种主要的结构性障碍：首先是俄罗斯自身问题，包括官僚政治权力的腐败问题以及垄断型经济制度的低效问题等；第二是由于俄罗斯的历史因素及现实原因抗拒西方体制，只有当俄罗斯在国民心态及传统文化等方面经历综合性社会改革后，它才会融入西方世界。

    二是帝国思维。在后苏联空间其他国家眼里，俄罗斯作为帝国被感觉和认知。俄罗斯作为这些国家的他者，促使它们沿着去俄化的主线构建自身的身份认同，通过在政治文化结构上向西方看齐而试图摆脱俄罗斯的控制。但是对俄罗斯而言，构建其内外空间观却缺乏一个可以与其现代国家身份相匹配的认知上的他者。这与俄罗斯的地理空间、历史文化与现实政治等因素密切相关。俄罗斯的国家特性决定了俄罗斯虽然放弃要成为一个替代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体系的意识形态领导者或者另一种军事与政治集团的地缘政治领导者的想法，但却没有放弃其作为文明国家的身份和成为全球领导者的愿望。对于俄罗斯而言，历史遗产也恰恰是其国家特性难以磨灭的一个基因：由俄罗斯帝国和苏联部分遗留下来的在世界上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对俄罗斯近三百年来大国地位的回忆。这种历史回忆即使在国力衰退的时候，也有助于维护大国地位。美国认为俄罗斯在独联体事务中有恢复帝国的倾向。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俄罗斯向建设一个没有帝国野心和最终完全民主的国家转变的进程是缓慢且极不平坦的。俄罗斯应该最终成为一个既民主又没有帝国野心、既与其民族国家的新地位相符又能与欧洲邻国理顺关系的国家。美国认为，俄罗斯不仅想恢复帝国，而且想重新获得超级大国地位。俄罗斯显然无法凭借经济手段达到这一目标。美国担心俄罗斯仍然依靠军事能力实现其世界强国的目标。

    三是集权体制。西方从民主制度的层面看待普京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举措，认为别斯兰人质事件后的普京政权具有掠夺性。美国重新开始关注俄罗斯集权体制复活的可能性，担心普京寻求类似苏联时期对政治的重新控制。美国企业研究所俄罗斯研究室主任利昂·阿伦的文章《普京主义：俄罗斯寻求重塑苏联的辉煌》集中代表了西方的看法。该文认为，“普京主义”的根本目标是恢复国家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这必然会导致威权主义。俄罗斯威权主义的复兴已迫使普京在对外关系上寻求政权的合法性。因此，普京政权一直在宣扬所谓外部威胁的严重性。这种寻找合理性的模式可被称为“围城战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国际事务、外交与重大策略研究中心教授菲利普·罗曼和《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在《普京主义：意识形态》一文中提出普京在俄罗斯建立的制度与克格勃的文化氛围有紧密联系，兼具“操纵的民主”和“公司资本主义”两个特点。“普京主义”最核心元素是被精心操纵的选举过程、参与这个过程的政党及选举结果，另一个组成部分则是被操纵的新闻界。普京集团出于意识形态和在国内外保持合法性的考虑，竭力维持表面上的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对西方及亲西方的邻国进行严厉的口头攻击。

    （二）俄罗斯视野中的“普京主义”

    在俄罗斯学者看来，“普京主义”主要是西方学者的提法，而且带有贬义，是对普京执政以来路线、方针与政策的负面评价。俄罗斯学者很少用“普京主义”这一提法，即使有少量文章，也多为自由派所写。比如，俄罗斯国家杜马前第一副主席、人民自由党两主席之一弗·雷日科夫在《莫斯科时报》发表题为《新普京主义》的文章，认为吞并克里米亚不仅表明俄罗斯外交政策已发生剧变，而且也标志着新普京主义的诞生。普京成功攫取克里米亚的土地或许反映了一股更宏大潮流的开启，即莫斯科也会吞并其他地区。雷日科夫认为新普京主义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不再视西方为可靠伙伴；俄罗斯不再认为自身是欧洲，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文明的一部分；国际法不再是一套规则体系或参考依据；新普京主义适用于原苏联的全部领土；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现在仅适用于最强大的国家；像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欧洲理事会这样的国际组织现在所扮演的角色地位大幅下降；新普京主义是建立在世界力量的全新平衡之上的。“普京主义”容易让人联想到“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提法，俄罗斯学者认为这是西方鼓噪的概念；既然西方对普京国家治理模式不认可，那么俄罗斯学者对“普京主义”的反感自然可以理解。

    俄罗斯国内一般以“俄罗斯保守主义”指代普京治国理政的观念与制度。“俄罗斯保守主义”是俄罗斯官方提法，写入“统一俄罗斯”党党章。2013年12月12日，普京在复任总统后的首次国情咨文中明确表示，俄罗斯坚持保守主义立场，尊重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的独特性。

    俄罗斯保守主义的提出是普京治国理念形成与发展的自然结果。

    普京治国理念形成于“俄罗斯新思想”。以1999年12月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2000年2月的《致选民的公开信》和2000年7月的国情咨文这三份重要政治文献为标志，普京提出了“俄罗斯新思想”。普京的“俄罗斯新思想”指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权威和社会互助精神，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俄罗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潮的拨乱反正，即主要针对“民主派”奉行的使俄罗斯尽快融入“西方文明世界大家庭”的大西洋主义。这一时期形成了普京执政的思想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国战略，也逐渐形成了普京特色的发展模式。

    普京治国理念成熟于“主权民主”思想。“主权民主”思想的产生与普京第一任期后期抵御颜色革命，消除政治压力，确保发展道路延续等历史背景密切相关。2005年2月24日，在布拉迪斯拉发的俄美首脑会晤中，布什要求普京在治国过程中遵循民主原则；美国对俄罗斯内政现状感到担忧。普京则回应说，俄罗斯要让民主适应本国的特定条件，而且不能容忍他国利用民主问题谋求利益。普京还表示：“民主制度与原则也必须适合俄罗斯，适合俄罗斯的发展现状和阶段，适合俄罗斯的历史与传统。”普京进一步强调说：“民主原则的贯彻不应以国家的解体或者人民的贫穷为代价。我们认为，而且我个人认为，在俄罗斯土地上实施并加强民主不应危及民主理念。它应当使国家更加安定团结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俄罗斯将沿着这一方向采取行动。”2005年4月25日，普京发表了2005年总统国情咨文。此次国情咨文开篇就直截了当地表示：“这次国情咨文涉及俄罗斯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在俄罗斯当前的发展阶段明确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俄罗斯最主要的思想政治问题是俄罗斯要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发展问题。”国情咨文发表后，激起了俄罗斯政治精英的热烈讨论。4月28日，《独立报》前总主编特列季亚科夫在《俄罗斯报》发表文章《主权民主：普京的政治哲学》，首先提出了“主权民主”的概念。实际上早在2002年10月，特列季亚科夫就以“自由的保守者”为题全面解析过普京的理念。他认为，普京首先关心的是，俄罗斯能否继续存在，它的政治制度是否是独立的、有影响的，然后才关心俄罗斯将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民主只是作为振兴俄罗斯的手段时才更有效。“主权民主”思想的提出，其目的是试图从理论上回答这些迫切的现实问题：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俄罗斯将走向何方？是“融入西方”还是“从民主倒退，走向独裁”？普京的回答是：俄罗斯是主权的和民主的国家，既不是过去的苏联，也不是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主权民主”是总结俄罗斯现代发展史正反两方面经验的产物。

    普京治国理念定型于“俄罗斯保守主义”。在2008年总统大选后，普京团队出于对政治发展全局的考虑，将主权民主思想官方意识形态化，其符号就是保守主义。2008年11月，俄罗斯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时任最高委员会主席的格雷兹洛夫明确表示：“统一俄罗斯”党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保守主义。2009年11月，“统一俄罗斯”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纲，规定“俄罗斯保守主义”是“统一俄罗斯”党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的政治实质是2005年以来被俄罗斯官方深入论述的“主权民主”思想。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促使俄罗斯社会深刻反思发展道路的选择。2009年9月，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发表《前进，俄罗斯！》一文，提出了“新政治战略”的概念。同年11月，梅德韦杰夫在总统国情咨文中在新政治战略概念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全面现代化”的理念。这种以自由主义为标签的新政治战略与全面现代化理念在本质上有别于普京的保守主义。梅德韦杰夫和普京虽然强国目标一致，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政治理念上显现了差异。这一差异对俄罗斯政治生态产生了影响。2012年普京复任总统后，他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应对政治生态出现的新变化。在通过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后，俄罗斯政局实现了稳定。此后，普京需要弥合“梅普组合”时期产生的社会思潮与精英理念的分歧。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举办“瓦尔代”会议，普京团队开始有意识地提出国家意识形态问题，目的是在观念上通过主流政治价值观的引导实现社会情绪的稳定，这样政权才能进一步巩固。“俄罗斯保守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提出的。

    俄罗斯视野中的“普京主义”主要包括三方面内涵：

    一是关于主权与民主。其一，俄罗斯选择民主的发展道路，认为自由、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其二，俄罗斯是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内外政策，不接受外来干涉；其三，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和原则，必须适应俄罗斯现状和发展阶段，必须适应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其四，民主化是一个过程，俄罗斯的民主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

    二是关于传统与现代。“俄罗斯保守主义”实现了俄罗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在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没有贬义，是俄罗斯坚持传统价值观的体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出现了意识形态的虚无主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存在形成全社会主流政治价值观的条件。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没有团结全社会的价值观。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社会已饱受缺少主流政治价值观的痛楚，加上苏联解体后新的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客观上需要统一全社会的思想。“俄罗斯保守主义”是应运而生的产物。俄罗斯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观念，是与极权主义思想和激进自由主义相对立的。俄罗斯保守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反对一切激进的革命，主张以妥协手段调和各种社会势力的利益冲突。

    三是关于观念与制度。俄罗斯保守主义的本质与俄罗斯制度变迁的独特性相互匹配。俄罗斯制度变迁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俄罗斯是以国家而不是以社会为中心的转型；垄断型经济结构与政府主导的集中管理模式之间互为联系；对内集中管理、对外建立安全缓冲区的国家特性对转型有深刻影响。制度变迁的上述三大基因与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内核完全吻合，即国家主义、救世思想和以东正教为基础的传统主义。

    （三）西方与俄罗斯对“普京主义”认知存在差异的原因

    实际上，西方学者对俄罗斯的发展脉络有较为准确的认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俄罗斯问题研究权威库钦斯就指出，普京主义是要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增进人民的福祉。普京提出俄罗斯要想改变命运和实现该目标，首先需要社会内部团结和凝聚力，即以政治稳定保证经济振兴，以经济振兴改善人民生活。其次是寻求外部稳定。普京坚信，一个国家只有独立把握自己的命运才能为未来制定有意义的计划，这就是政治上的主权民主。随着世界油价飙升，俄罗斯开始重建其国际政治主权。俄罗斯认为其在经济疲软阶段发展形成的许多国际体系元素是不合理的，西方国家一直都把俄罗斯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而美国单边政策根本没有能力维持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国家资本主义、主权民主、务实外交政策构成的“普京主义”可以确保俄罗斯以强国的身份继续存在。2007年12月19日，普京还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7年年度人物。《时代》周刊认为，普京以非凡的领导手腕把陷于混乱的俄罗斯重新带回了强国之列。

    西方学者的上述分析基本符合俄罗斯发展的实际情况。但是，尽管对俄罗斯发展脉络有准确判断，西方却依然严厉指责普京政策。对于同样的政策内容，俄罗斯官方和学者以“俄罗斯保守主义”加以概括，认为普京执政以来的战略与政策符合俄罗斯实际，是俄罗斯传统与现实的有机结合。那么，为什么西方与俄罗斯对“普京主义”的评价不尽相同？

    首先，这与两者的价值观不同密切相关。美国俄罗斯问题专家法里德·扎卡里亚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普京主义的崛起》一文，认为“普京主义”的重要元素是民族主义、宗教、社会保守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政府对媒体的主导，它们都以某种方式不同于西方提倡的价值观，甚至敌视西方价值观。

    其次，这与两者对于地缘政治的看法不同密切相关。苏联解体导致俄罗斯失去了在东欧的势力范围，领土重回彼得一世扩张前的范围。在国际关系领域，俄罗斯失去了作为美国主要竞争对手的地位，在就巴尔干局势、北约扩大等直接关系到俄罗斯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时，俄罗斯的意见常常被忽略。这种反差让俄罗斯人感到屈辱。在普京上台执政的最初几年，俄罗斯致力于政治稳定，自我意识的重要性退居次要位置。随着经济实力的恢复，政治局势得到稳定，俄罗斯开始思考自身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努力确立对独联体国家的控制权，构建俄罗斯的欧亚战略。正如俄罗斯欧亚社会政治运动领导人杜金所指出的，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体系中，俄罗斯对外政策有西方化、苏联化和欧亚战略三种选择。西方化指俄罗斯加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用地缘政治主权的让步换取其他方面的优厚条件。但是，这条路实质上否认了俄罗斯的大国外交战略，导致俄罗斯国际地位下降。苏联化指建立一个封闭体系，苏联式的对外政策卷土重来，这种立场在全球化的当今时代无异于自我倒退。因此，俄罗斯需要选择欧亚战略，这一战略着眼的是多极世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然而，西方竭力使苏联解体的现状巩固下来，积极向独联体渗透，扶持反俄国家，力求将俄罗斯的势力遏制在现有边界之内。普京对此采取针锋相对的举措，西方当然难以接受，对“普京主义”持否定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再次，这与两者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看法不同密切相关。叶利钦时代形成的俄罗斯宪政制度的基础并没有变，变的只是普京时代宪政制度框架下的国家治理模式。也就是说，叶利钦时代完成了从议行合一苏维埃制度到三权分立宪政制度的转变，普京时代则完成了新权威主义原则指导下对宪政制度的完善和巩固，这是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变化。更进一步说，是普京使宪政制度框架下的发展道路越来越俄罗斯化，让俄罗斯重新走上了它所熟悉的发展道路：东正教带给执政者的使命感，专制文化传统带来的强人政治心理，以及人民性带来的政权效应。而这正是俄罗斯与西方矛盾关系的核心所在，即西方难以忍受普京走上一条越来越俄罗斯化的发展道路。

    三 “普京主义”论析

    “普京主义”集中反映了俄罗斯精英阶层对俄罗斯发展之路的探索，意在回答俄罗斯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和运行体制以更好地实现国家的复兴与崛起。在对“普京主义”辨析的基础上，笔者根据研究体会，对“普京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基本内涵提出几点粗浅看法。

    （一）“普京主义”的背景

    “普京主义”是时代的产物。苏联解体后，俄罗斯24年来的发展进程可以分为四个特点鲜明的阶段：叶利钦时期是大破、大立和大动荡的时期，普京前8年是调整、恢复和实现稳定的时期，“梅普组合”时期是应对经济危机、开启全面现代化进程的时期，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可说是普京新时期。从时代内容和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来看，24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国家总体战略是实行“全盘西化”和全面改革，使俄罗斯在最短时间内融入“西方文明世界大家庭”。这个过程并不顺利。俄罗斯为了新的国家构建付出了很大代价，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多发，国际地位严重下降。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俄罗斯已不属于代表着当代世界最高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俄罗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的危险，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

    普京执政前8年完成了三件大事：第一，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建设强大的俄罗斯。第二，重建国家的权威和垂直权力体系，实现国家政治和法律的统一。第三，把经济命脉重新掌握在国家手中，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国家资本主义。通过这三项有的放矢的国家治理措施，俄罗斯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经济快速恢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强国姿态重返世界舞台。“梅普组合”时期，普京事实上继续掌权，应对金融危机，实施从“普京计划”到梅德韦杰夫“新政治战略”的转变，开启现代化战略，宣称现代化是全面的，包括人的现代化，力求打破俄罗斯社会广泛存在的家长式作风。

    普京新时期有新特点。2012年1月16日，普京在《消息报》头版头条发表竞选文章——《俄罗斯集中精力：我们要应对的各种挑战》。文章明确提出了一个影响俄罗斯未来发展全局的政治概念——“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新阶段的出现首先与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后形成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俄罗斯社会政治改革呼声之大，势头之猛前所未有。普京执政当局的根本应对之策就是顺应这种发展，其本质在于加强政治竞争性，同时保持政治稳定。这就是新阶段的新特点。普京新时期政治稳定除了要适应新阶段新特点及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外，还先后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及乌克兰危机后与外部世界关系调整的挑战。

    总的来看，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继续坚持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虽然是不完善的，同时也是不可逆转的。与此同时，俄罗斯面临严重的困难和潜在的危机，从经济结构、管理效率、技术装备、腐败治理等指标来看，俄罗斯形势没有好转，反而在恶化。

    当前，俄罗斯面临西方制裁、经济停滞、油价低位徘徊等诸多挑战，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困境，普京2012年上台之初制定的发展规划难以落实，按照一般的认识逻辑，普京的民意应该下滑，民望应该处于低潮，但是，俄罗斯社会反而出现了所谓“后克里米亚共识”的社会情绪。“后克里米亚共识”是指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收回克里米亚成为促进政治稳定的新因素。正如俄罗斯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布宁所指出的：普京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克里米亚就并入了俄罗斯，这唤起了俄罗斯民众心中的帝国情怀。普京的支持率攀升到难以企及的高度，而且还将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为实现强国梦，恢复昔日超级大国的荣耀，俄罗斯民众宁可忍受经济上的困难，“我不在乎禁令。我不害怕。二战都熬过来了，我们能渡过这一难关。”笔者认为，西方唱衰俄罗斯，正是因为低估了俄罗斯民众的忍耐力。“后克里米亚共识”已经对俄罗斯社会产生多重影响。比如，利莫诺夫领导的“战略31党”在俄罗斯代表一种反普京的情绪，但是该党因为是否支持克里米亚问题而分裂，这极好地说明了俄罗斯当前的社会情绪。一个政党内部因为是否支持后克里米亚共识和普京都能够产生分裂，普京理念与举措对政治生态的影响力可见一斑。普京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政治思潮和社会情绪均受该共识的引导。后克里米亚共识实际上反映了当前俄罗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社会现象，其实质是俄罗斯社会对普京治国理念和举措的高度支持。

    总之，普京执政15年，俄罗斯从全盘西化向传统回归，在继承叶利钦改革成果的同时，强调在俄罗斯历史、文化和精神的基础上保持俄罗斯特色并实现国家现代化。

    （二）“普京主义”的内涵

    “普京主义”不仅是时代的产物，具有清晰的内在逻辑，而且与俄罗斯的国家特征和俄罗斯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传统一脉相承，其内涵可以概括为俄罗斯政治的控制性、俄罗斯经济的政治性和俄罗斯外交的外延性。

    第一，俄罗斯政治的控制性。

    我们可以从普京新时期的政治举措观察俄罗斯政治的控制性。普京再次就任总统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扩大政治参与、增强政治竞争性的改革措施，但是国家权力结构没有出现实质性变化，政党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联邦制度这四项国家治理指标均未发生变化。

    在政党制度上，降低建党门槛，但不允许成立政党选举联盟，这实际上分散了反对派的力量，而且还保留了法律审查的终止注册机制。在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上，国家杜马议员的选举从比例代表制恢复为混合选举制，但是又在2013年6月将全俄人民阵线改组为社会运动，联合1 000多个社会组织，意在争夺未来单一选区的名额。联邦委员会议员的选举实行直选，但是又规定直选与地方行政长官选举相结合。每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可以推举3名人选，选举中获胜的行政长官候选人从自己所推举的人选中选择1人，将其派往联邦委员会。由于在地方选举中基本都是“统俄党”获胜，因此联邦委员会基本上也由亲政府的代表组成，这实际上加强了对普京政权的支持力度。在联邦制度上，允许地方行政长官直选，但又规定需要总统审查。2013年又提出由进入地方议会的政党推荐人选，总统从中确定三人，再由议会从三人中选举产生地方行政长官，这进一步加大了对地方的控制力，等于是设置了总统和议会双重过滤机制。

    通过上述政治领域的国家治理措施，普京政权牢牢掌控政治局势，反对派影响力日渐式微。政治领域国家治理的特点是表面上的竞争性，实质上的控制性。

    我们还可以从社会领域的管控性进一步论证这一命题。2011～2012年大规模的“为了诚实的选举运动”标志着苏联解体20年后俄罗斯的社会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最大的不同在于政治反对派的组织和动员机制发生变化，非营利组织和互联网成为社会运动组织和动员的重要工具。

    普京政权对非营利组织、网络公共领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管控。第一，关于非营利性组织。2012年颁布“外国代理人法”，开始严控境外资金；2015年5月，普京签署了“不受欢迎组织法”，规定可以不通过法院判决让外国和国际组织在俄罗斯停止活动。第二，关于网络公共空间。2012年至今，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管理网络空间的法案，从“网络黑名单法”“反盗版法”“封闭极端主义网站法案”到“博主法案”。网络监察制度的法律基础建立起来了，管控力度比电视、广播和报纸等传统媒体要大。俄罗斯反对派就此猛烈攻击普京：俄罗斯对互联网的管控越来越严格，声称普京建立了新型的书报检查制度。但是，普京正是通过上述社会领域的国家治理措施，把反对派通过非营利性组织和网络空间动员民众、发挥影响力的途径基本堵死，反对派陷入有劲使不出来的窘境。

    苏联时期俄罗斯社会被称为全能主义社会，社会体系国家化，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重要资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是弱国家强社会的模式，这种自发性的特点一直持续到独联体一些国家爆发颜色革命。2005年开始，受到颜色革命影响，普京政府开始修改非营利组织法，限制非营利组织的发展。2012年以后，国家权力进一步实现了对政治公共空间的掌控，在社会领域，国家治理的特点从自发性转向了管控性。

    第二，俄罗斯经济的政治性。

    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政治问题统帅全局。政治性是俄罗斯经济的内在特征。综观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经济治理的发展进程，叶利钦时代发展道路的选择要求打破寡头经济垄断，普京时期国家经济垄断受制于政治稳定的需要，经济发展模式又成为政治理念之争的缘由。凡此种种，俄罗斯经济治理的政治性显现无遗。

    普京执政以后大力整肃金融寡头，金融寡头的倒台表明政治权力取得了对资本权力的胜利，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体现为国有化程度的加强以及某种意义上的国家垄断。但是，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其经济效果不尽如人意。俄罗斯经济有增长，但是还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

    造成俄罗斯国家经济垄断的因素体现在以下政治问题上：一是苏联时期留下的三百多座单一城市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难以适应市场的变化，而这些城市又集中了近2 000万的就业人口，只能由政府集中管理，才能维护社会稳定，因此政府难以做到不干预经济；二是俄罗斯地方发展不平衡，事实上的单一制和形式上的联邦制与绝大多数联邦主体不能自给自足密切相关；三是俄罗斯面临再工业化，首要任务是基础设施更新，需要2万亿美元的投资；四是能源与军工企业的支柱地位难以改变，每年7 700亿美元的军费如果没有政府主导便难以实现。上述问题在客观上决定了俄罗斯需要垄断型经济模式。

    俄罗斯经济问题一向依附于政治问题，这也体现在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上。俄罗斯权力与资本的演化方向与西方其他国家完全不同。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后逐渐出现了以城市为根据地，在反对贵族、高级教士乃至君主的过程中有效行事的新兴商人阶层。西方商人阶层出现后即拥有自治权。但是，俄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一个传统是财富和权力都集中在统治阶层，资本依附权力，资本离开权力难以发展。

    2015年9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报》上发表题为《新现实：俄罗斯与全球挑战》的文章，其中提到，俄罗斯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低效的，这一问题远非近几年甚至是近十年才出现的，先是以国家为绝对主体、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而后是原料经济模式造成的。梅德韦杰夫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例，试图说明俄罗斯也可以打破所谓的“空间诅咒”，关键是要在制度上进行改革，建立进一步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发展模式。然而，在原料商品价格如此之低的当下，进行经济改革更需反复权衡，谨慎为之，不仅需要考虑改革会对民众产生怎样的影响，更要周全考量政治因素——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总之，在经济领域国家治理的特点是“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抵不过“政治侧”。

    第三，俄罗斯外交的外延性。

    外延性，指俄罗斯外交所涉及的问题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一国外交问题，不仅涉及俄罗斯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现代化、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等很多根本性问题，实际上也与俄罗斯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紧密相关。

    苏联解体后，作为转型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需要重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一个内部进程和外部变化落差日益扩大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过程与内部政治秩序的变化互为影响。由于北约东扩、波黑战争、政治生态及车臣战争等关键因素，俄罗斯仍未能融入西方体系。时至今日，俄罗斯未能实现与外部世界融入与并立之间的平衡。

    乌克兰危机为分析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俄罗斯同外部世界互联互动的特点大体可以概括为融为一体、平等并立和孤立主义。事实上，无论是融入、并立还是孤立都是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空前紧密的外在表现。

    国家利益取决于国家特性。必须首先了解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知道俄罗斯的利益所在。但俄罗斯国内对国家的性质难以取得共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

    俄罗斯执政精英认为，西方社会不是共同家园，俄罗斯无法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一方面西方是俄罗斯现代化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也是地缘政治挑战的源头。西方既是俄罗斯榜样又是挑战，这是所谓“新孤立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基础。俄罗斯精英的反美情绪十分强烈，“反欧盟”情绪也在滋生。

    影响俄罗斯领导人思想的还有在冷战结束以后的俄美关系中，俄受到美国不公正对待，甚至背信弃义的教训。比如，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1995年以后俄罗斯与外部世界关系正常化的机会在1999年美国轰炸南联盟后消失。虽然普京在九一一事件后再次试图恢复对美关系，但没有成功，随之而来的是新一波北约扩张和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即使2009年俄美关系试图重启，也在利比亚事件后功亏一篑。

    美国对俄罗斯的接触制衡政策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在美国和国际社会关注的战略稳定及反恐等广泛问题上，促使俄罗斯与美国合作；二是通过一些手段影响俄罗斯政治，使俄罗斯朝着政治多元化和符合国际贸易准则的市场经济方向转型；三是把俄罗斯作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融入国际战略秩序中。但是，在俄罗斯精英看来，俄罗斯本来应该在欧洲及全球政治中占据的地位，却遭到西方的贬抑。西方一直在推行所谓的胜利者政策，采取综合性手段，挤压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和商品市场，通过北约东扩来延展自身的政治及军事控制区，并借欧盟的扩大实现政治影响的壮大。因此，在俄罗斯学者看来，尽管代价高昂，俄罗斯应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相当成功。兼并克里米亚激发了俄罗斯民族自尊和爱国主义，可感知的现实威胁把社会大众和克里姆林宫精英团结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反西方政策由过去的消极被动变得积极主动。

    尽管如此，俄罗斯受到孤立并走向孤立的最大威胁还是来自自身，来自内部。如果以反西方为基础建立动员模式，俄罗斯将进一步深陷孤立境地。以反西方为基础发起动员的诱惑力，在俄罗斯政治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部分源自政界人士中那些极端民族主义派别和极左的传统派。

    在研究国家领袖的个性如何造就周边现实的过程中，研究者经常假设如果不是普京执政，那么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将会是另外一个版本。其实，更应该反过来研究客观条件如何影响国家领袖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即便不是前后连贯，至少也是一个整体。叶利钦时期，新生的俄罗斯政权必须尽快解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苏联的法律继承问题（即俄罗斯在世界上的法律地位问题），俄罗斯境内外的核武器问题，与邻国建立关系的问题。俄罗斯虽然继承了苏联的大国地位，但对于充当国际体系中的一极却是有心无力。而这恰恰构成了叶利钦总统任期内的外交内涵：避免大国地位的彻底丧失。普京在当政期间则需要把表面上的大国地位转换成国际实力。在这种情况下，普京通过整合内政外交各种资源实现国家战略的调整是合理的选择。不过，普京对西方积累起来的负面情绪自2005年提出“主权民主”思想爆发，2008年的俄格战争则反映了俄罗斯对近20年来地缘政治战略收缩的复仇心理，也表明俄罗斯要克服苏联解体遗留的种种困难的决心。在客观条件影响下，俄罗斯总统的公众形象与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是基本吻合的。

    结 语

    从以上论证不难看出，“普京主义”的内涵与俄罗斯国家特征和历史上的治理路径一脉相承。俄罗斯的国家特征是对内集中管理、对外建立安全缓冲区，具有国家性和聚合性。对内集中管理，就是集中优化一切政治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建立大国和强国，这是俄罗斯国家性的体现。对外建立安全缓冲区的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安全。普京时期提出的欧亚战略，实际上体现了俄罗斯的聚合性特点。国家性和聚合性的结合，形成了普京治国理政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以大国主义、强国思想、国家作用和主权民主为内核的俄罗斯保守主义成为观念共识，二是以动员型模式实现追赶型发展成为路径依赖。

    苏联原本是两极体系中的一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实施经济和政治变革时，其地缘政治影响也在快速衰退。作为这一变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俄罗斯试图与外部世界建立一种新关系，但时至今日俄罗斯在融入、并立与孤立之间仍未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平衡。在西方看来，主要挑战是如何将俄罗斯纳入新的国际秩序。而俄罗斯要融入新的国际秩序也要面对重重困难。当然，俄罗斯的新角色伴随着内部政治秩序的根本变化，而且这个变化过程还远没有结束。国际政治中重大问题的解决都与对俄罗斯国内状况的评估交织在一起。

    一般而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内政决定外交。例如，俄罗斯在90年代的衰弱不是外部压力造成的，而是新的国家体制不完善，政治阶层不成熟，最高领导层缺乏政治意志造成的。如果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角度看，俄罗斯主要国内问题是对国家在世界上的定位不明确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还没有到位。1994年以前是重塑俄罗斯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关键时刻，当时有非常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因为没能制定实现经济增长以及政治复兴的战略，国家无力摆脱持续的经济危机，执行权力机关也软弱无力和腐败。这种危机造成国内局势动荡，反过来导致对外政策的强硬。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看，外部因素有时起决定性作用。如果说俄罗斯的经济是政治的人质，那么政治就是对外战略目标的人质。西方国家期望俄罗斯彻底放弃目前在独联体的利益范围要求，变成一个满足于周边睦邻关系的内向型国家是不可能的。俄罗斯实现复兴的根本目标，如力争成为欧亚国家、坚持走符合俄罗斯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守地缘战略底线不动摇等等，都与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存在着潜在的结构性冲突有关。这种基于国家特性的结构性矛盾压过了民主化政治发展的需求。只要俄罗斯坚持以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的方式实现崛起，就与西方存在本质性矛盾。

    理解俄罗斯，认识俄罗斯的发展道路，是研究俄罗斯的前提。当然，这并不等于我们这些局外人认可这条发展道路。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评价是两个问题。俄罗斯一旦走上它熟悉的发展轨迹，是不是就更有可能再次出现俄罗斯历史上的钟摆式发展的兴衰规律？

    当前，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和社会内部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结，将保证普京政府维持政局的基本稳定，但是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教训比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更为深刻，并促使普京团队更深入地思考发展道路问题。可以预测，2016年的国家杜马选举和2018年总统大选的主题依然是以“普京主义”为核心的发展道路之争。

    什么是俄罗斯？俄罗斯何以为俄罗斯？这依然是我们需要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本源性问题，而对“普京主义”的分析和研究注定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俄罗斯的一个阶段而已。不能用固有的思维认识俄罗斯，比如发展是中国的硬道理，但安全才是俄罗斯的硬道理。丘吉尔说：“俄罗斯是谜中之谜”。希望通过对“普京主义”的研究能够更好地认识俄罗斯，更好地解读俄罗斯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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