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以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多视角、多方法的探讨和研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中国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在外交部工作期间，曾利用各种时机向不下30位外国领导人请教过苏联解体的原因，得到的回答不少于30种，涉及上层腐败、信仰异化、言行不一、法制不健全、经济体制僵化、贫富悬殊、改革太急、与美争霸失利，等等。”经笔者梳理，大体上有以下主要观点。

　　“三大垄断”说

　　以前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久加诺夫为代表的部分政治家和专家学者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苏共长期推行的“三垄断”制度，即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久加诺夫说：“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国内部分学者也支持这一观点。如周淑真认为，“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实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共产党以为自己想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没有不可以做到的特权——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三垄断’从社会的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揭示了苏联一党制的弊端和苏共领导层制度性的腐败，可以说是要言不烦，力透纸背，发人深思。”李凌认为，“苏共‘三垄断’终于把自己葬送了”。

　　体制弊端说

　　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许多人士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的体制性弊端。制度以及体现制度的体制，在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如果体制本身存在问题，那么个人因素和具体政策因素的作用再大，也扭转不了大局。因而，苏联灭亡是整个体制造成的。阎明复在《苏联真相》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本书在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一重要问题时，以邓小平‘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明确指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党的问题也只有从制度中去考察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因为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认为，以制度与体现制度的体制作为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王立新认为，苏共“亡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诸多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在众多因素中，党的组织制度的衰败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苏共制定的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建立高度集权的执政方式，根源在于高度集权的党内组织制度。”

　　改革失败说

　　有许多人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失败所致。这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认为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改革”路线的错误和失败，即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国家引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其二，认为是经济体制改革失败所致，即苏联剧变中首要的决定因素是现存社会主义在同西方经济的竞赛中失败了，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期间，苏联的中央集权经济不能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并驾齐驱;其三，认为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改革”派，和以苏共“二把手”利加乔夫的各层特权官僚保守派相互呼应，自始至终阻碍着苏联的改革进程，各项改革措施被层层“克扣”，或者阳奉阴违，干脆不得落实。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纪念前苏联“8·19”事件10周年时表示，自己在担任前苏联主要领导人时未能及时进行改革，导致了政策上的失误。苏联当年若能及时实行改革，那局面定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而结果也会截然不同。墨西哥《改革周刊》援引戈尔巴乔夫的话说，前苏联国内和党内改革的延误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蜕化变质说

　　有的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的蜕化变质，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违背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认为，“苏联的问题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提出了一系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恶性发展，形成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路线，结果造成了亡党亡国的悲剧”。张全景、周新城、张旭等认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李慎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和《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中剖析了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认为:“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精英叛变说

　　有的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真正原因是来自苏共内部上层精英的变节，“是苏共的上层精英在对苏联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所做出的决策结果”，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原苏联总统助理、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认为，“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大卫·科兹教授认为，“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调查显示，截至1995年，在俄罗斯总统周围和政府部门任职的政治精英中，有74%—75%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而那些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则有61%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特别是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

　　党群疏离说

　　这种观点认为，苏共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逐渐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抛弃了对人民的承诺和依靠，异化了党群干群关系，“最大的政治优势”变成最大的疏离，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不断丧失，以致在宣布非党化、党非法化、苏共解散、国旗降落之时群众均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出来捍卫自己的国家”。肖德甫指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终极原因、根本原因、决定性因素，在于执政党——执政党的思想路线、执政党的政治路线、执政党的领导方式、执政党的作风形象、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党的领袖集团;在于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是认同，还是拒绝;是拥护，还是反对;是得民心，还是失民心。对大多数人心灵的缺失和拥有，才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生死存亡、兴盛衰落的决定因素。”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1990年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

　　腐败亡党说

　　有些政治家和专家学者认为，腐败是执政党和平时期最大的危险，搞垮苏联的不是反共分子，不是外国敌对势力，而是苏共的党内腐败。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中指出：“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年4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结果，一个奋起实行改革的国家就这样失去了平衡，受到动摇，现在已坠入深渊。”黄苇町认为，“在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内部，特别是在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腐败现象。这种腐败现象的基础在造成苏联长期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便已形成了。”因而，“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