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在根本性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摇摆甚至背离，放弃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放任意识形态多元化，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甚嚣尘上，这是苏联解体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哲学领域大是大非之错：抽象人道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致苏共的指导思想和性质的改变、动摇和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出现了哲学人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是在赫鲁晓夫提出的抽象人道主义的政治纲领的鼓舞下出现的。它的出现同时又适应了为纲领进一步提供理论依据的需要，因此发展甚为迅速。到上世纪80年代所谓“改革”时期，抽象人道主义逐渐成为得到官方支持的哲学主流。这种思潮还通过各种渠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推动着苏联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演变。

    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就以抽象的人道主义作为他推行“全面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为了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大力鼓吹和推行利益多元化、意见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通过鼓吹利益多元化，否定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民族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强调意见多元化，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行政治多元化，取消党的一元化领导而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结果，导致了改变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动摇和取消党的领导地位，并使党产生混乱和分裂；改变了党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政治反对派势力的得势及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加重了国家的经济困难和社会矛盾，党和政府威信下降，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很快地使得全国政治、经济、民族、社会各方面的危机加深，最后导致苏共先被取缔后解散，联盟政府被先夺权后取消，最终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宣告了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彻底破产，也表明了抽象的人道主义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唯心史观。

    经济建设领域大是大非之错：新自由主义观点动摇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经济改革背离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路径

    20世纪50年代开始，苏联社会经济建设中出现了生产下降、供应紧张、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经济学界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所谓“苏联模式”展开了争论，争论中许多经济学家逐渐接受了被西方国家宣扬为“规范的经济理论”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到上世纪80年代，苏联许多经济学家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以“反思”为名，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界限，鼓吹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转变。他们论证了实行私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们认为经济状况不佳的根本原因是国有制的垄断性。这些舆论造成了思想混乱，动摇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在上述舆论的影响下，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完全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并以新自由主义为指针，推行经济改革。苏联的经济改革已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引下使几代人为之奋斗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事业付诸东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直接地在经济领域促进了苏联的解体。

    政治领域大是大非之错：“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推行使苏共在思想上组织上一片混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和苏共的领导作用被主动放弃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日益滋长。上世纪50年代中期掀起的“非斯大林化”过程中，民主社会主义的“纯粹民主论”、“民主与专政对立论”等纷纷登场，借以全盘否定斯大林，恶毒地谩骂诬蔑斯大林。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戈尔巴乔夫公然用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进行改革。在民主社会主义翻版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戈尔巴乔夫大肆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大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先是把权力中心从党转移到苏维埃，取消党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直接领导，使苏共由“领导核心”变成“政治先锋队”。同时鼓吹“党的民主化”，要求苏共起到议会党的作用，使之成为“自治的社会主义政治组织”。1990年3月，苏联人代会修改宪法第六条，正式取消党的法定领导地位，确定了实行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多党制和总统制。其后，在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的鼓动下和多党制的实行下，大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被召唤和集合起来，组成形形色色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非正式组织和党派。

    由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推行、苏共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改变，使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一片混乱；多党制的推行，政治反对派势力迅速扩大，逐渐与中央分庭抗争；经济改革无任何见效，国家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社会矛盾加深和民族冲突不断，民族分裂主义情绪上涨。1991年12月21日，苏联宣告正式解体。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泛滥和实践的必然结果。

    史学领域大是大非之错：全盘否定苏共历史，造成苏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

    史学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断地得到扩大发展。这股思潮发端于“非斯大林化”过程中，史学界有人以所谓“重新评价历史”为名，把抽象人道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作为依据和出发点，肆意歪曲和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所谓“公开性”、“恢复历史真相”、“填补历史空白点”等口号的鼓动下，史学界掀起了强劲的历史虚无主义浪潮，不仅进一步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进一步否定列宁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否定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工业化建设、农业集体化运动、上世纪30年代的肃反、卫国战争等，几乎把苏联的整个历史全部抹黑。与此同时，许多人在美化旧俄罗斯的历史，肯定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赞扬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白军将领，把20世纪俄罗斯的历史完全颠倒了过来。由于否定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和必要性，造成了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也就为苏联解体做好了舆论准备。

    文学领域大是大非之错：文学领域自由主义批判主义浪潮在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舆论、推动苏联解体方面起了打头阵的作用

    在文学领域，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文艺政策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出现了所谓的“解冻文学”、“劳改营文学”现象。到上世纪80年代，在“民主化”、“公开性”口号的鼓动下，要求文学为政治路线服务，文学领域出现了一股新的自由主义批判主义浪潮，形成了“政论文热”、暴露文学和“回归文学”的浊流。这三个方面的作品汇成的新批判浪潮几乎淹没了整个文学界，对群众的意识起了极大的毒害作用。可以说，文学领域自由主义批判主义浪潮在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舆论、推动苏联解体方面起了打头阵的作用。

    苏联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种种动摇与错误，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深刻的启示：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必须掌握好各种舆论工具，充分发挥舆论工具正确的导向作用；必须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保持高度的警惕并采取有效的对策；必须加强对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教育，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提高抵制外来不良影响的能力和自觉性。要以强有力的思想意识形态工作凝聚党心、民心、军心，朝着既定的理想、目标阔步前进。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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