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建国初期从苏联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中国持续60年后，现已走到尽头，其附带问题逐渐积累并日益突显，使中国“前进一步都很困难”。

在5月20日深圳举行的2012创新中国高峰论坛上，吴敬琏指出，既有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即是依靠投资和劳动力来驱动增长、支持增长。改革开放带来的新资源投入，目前也已走到尽头。政府在城市化中，依靠大量土地、劳动力资源和超发货币方式的经济投入方式已失效，未来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关键，是要把经济增长转变到依靠效率的提高上来。

吴敬琏表示，中国在建国初期引自苏联的这一经济增长模式，曾支持了中国工业化发展，但也带来很多负面问题，甚至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上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试图转变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但一直未能成功。改革开放后，1981年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即要将这种依靠投资转变到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经济增长。但因为体制原因，这一转变非常缓慢。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利用出口需求来弥补这一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内需不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这一方法在一段时间取得成效，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提出以后。”吴敬琏说。

到了21世纪初期，出口导向政策带来诸多负面问题，如资源消耗、生态环境破坏、内需不足及投资率不断上升等，甚至变成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阻力。

吴敬琏指出，“用来矫正既有模式的缺陷的出口导向政策，一方面效力在衰退，另一方面外汇存底、货币超发、通货膨胀等负面影响变得越来越严重。”

既有增长模式所带来的上述诸多问题使中国政府下决心，一定采取有力措施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吴敬琏表示，政府的决心开始体现在“六五”规划中，“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在‘六五’计划被提出，以后被不断地重申强调。”

“九五”计划正式提出两个“根本转变”，其中一个即是增长方式的转变，甚至成为延续成为“十五”、“十一五”及“十二五”规划的主线。

这么多年过去了，对“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解释也逐渐变得复杂化和模糊化，“现在报刊、课堂、政府内部干部会议上，大家都在说转变，那么到底是从哪里转到哪里呢?要转什么呢?”

纵观改革开放30年，最大变化包括了效率提高带来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引进设备、外来技术，中国技术迅速提高到一个发达国家的平均或基本的水平上，这个技术差距是几百年积累的，但在30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下得以拉平。

同时，农村低效劳动力变成城市工商业高效率劳动力、闲置或低效利用的土地资源变成城市土地得以高效率利用，但吴敬琏强调，在经过30年改革发展后，以上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也到了尽头。

他进一步提出，未来经济增长模式将主要依靠原创性创新，原创性的创新并不是说所有都要从基点、零点开始创新。但你总要有所发明，否则你很难得到由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效率提高。

他认为，目前针对原创性创新存在一些误解，不要一提到创新就想到革命性的高科技发明，或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取代原有制造业。效率的提高不一定表现为革命性的技术发明，其可以体现在对加工制造业附加值的提升、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术水平等方面。

“不在多少，不在高低，只要能够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就是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用一句话概括：不管是硅芯片还是土豆片，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吴敬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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