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自然地理环境对俄罗斯精神的生成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其精神特征的形成，则取决于俄罗斯人的历史实践。实际上，在俄罗斯历史上，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两种因素一直在相互角力，俄罗斯则在这两股世界历史潮流的角力中不断选择着、摇摆着。在这种选择和动摇中，二者有时和谐、融会，有时又尖锐对立，反映着俄罗斯精神兼容东西方文明的实质和存在于其中的两种文明的悖论性、矛盾性。 

　　从叶利钦的“大西洋主义”到普京的“新欧亚主义” 

　　苏联刚刚解体后，很多急于“告别过去”的俄罗斯人一心向往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和“大西洋主义”来势汹汹。那时，叶利钦颇为信任的俄“自由化之父”盖达尔曾声称，“俄面向西方是唯一理智的选择”，并“要用最资本主义的方式改造俄罗斯”。当时，俄罗斯奉行“一边倒”外交战略，把本国外交重点完全放在西方，却西方的经济援助却口惠而实不至，俄罗斯人在失望之余开始反思和批评“大西洋主义”。 

　　随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政坛上，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在俄罗斯流行，其领导的“自由民主党”在1993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成为了“一匹黑马”，这表明俄百姓已厌倦了曾经盛行一时的“大西洋主义”。日里诺夫斯基虽为打出“斯拉夫主义”的旗号，但其提出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对外扩大的种种“本土化”主张显然是“斯拉夫主义”的变种。但这种思潮虽然符合一部分社会情绪，但俄领导层并未真正完全接受这一思潮。 

　　终于在“向西”受挫后，叶利钦在“欧亚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开始调整其外交战略，开始推行“双头鹰”外交，并任命“东方学家”普里马科夫出任外长，实施“全方位外交战略”。俄开始强调，自己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应把俄美、俄欧和俄中关系放在同等的优先地位。 

　　而普京自1999年12月31日从叶利钦手中接过俄罗斯的权杖之后对上述三大社会思潮采取了“兼收并蓄”的做法，推出了“普氏外交风格”。普京吸收了“大西洋主义”、“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的合理因素，但又超越了上述三大社会思潮的特点，最终形成了“普京氏的实用主义外交”，普京确认俄罗斯是“欧亚国家”，强调俄罗斯属于“欧洲文明”，但坚持“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价值观”，其核心就是把俄罗斯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力图重振俄罗斯大国地位。 

　　在“9·11事件”后对小布什示好受挫、让梅德韦杰夫与奥巴马搞“关系重启”几近搁浅之后，普京再次把目前真正地投向了东方，投向了亚太地区。在7月9日的讲话中，普京再次强调，“俄罗斯将会继续巩固本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我相信，俄参与亚太地区的快速一体化进程，将会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影响。” 

　　而回想起普京2011年10月4日在俄《消息报》上亲自撰文所说的“欧亚联盟”，则更能说明普京的“新欧亚主义雄心”了。他在文章中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的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将成为“欧亚联盟”的基础。普京称，于2012年启动的俄白哈统一经济空间“不仅对这三国，而且对前苏联地区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很明显，普京在重返克里姆林宫之后把打造“欧亚联盟”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杠杆。对普京的这一举动，俄政治经济学家拉祖瓦耶夫称，“其实，新欧亚主义是唯一一个能够团结原苏联空间的统一概念。要不了多长时间，俄罗斯将通过欧亚主义最终实现普京的强国梦。”但不知，普京的这个“新欧亚主义”能不能帮俄罗斯人彻底从对东方和西方的纠结中最终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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