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处境有着相似之处，美国及其盟友采取军事威胁，不断给中俄安全制造麻烦。面对共同的威胁，中俄两国确实存在战略合作的基础。但是，简单的逻辑往往低估问题的复杂性，中俄的战略合作前景是否如预期的乐观？
 
　　中国与俄罗斯在地缘安全方面存在共同的利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西部地缘政治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对北约东扩焦虑不安。在亚太地区，美国及其盟国也对俄罗斯形成遏制之势，使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中国的安全战略也面对来自多方向的挑战。由于中国崛起给邻国造成的刺激，以及美国亚太包围圈的收紧，使得中国周边外交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可以说，中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处境有着相似之处，美国及其盟友采取军事威胁，不断给中俄安全制造麻烦。面对共同的威胁，中俄两国确实存在战略合作的基础。但是，简单的逻辑往往低估问题的复杂性，中俄的战略合作前景是否如预期的乐观？ 

　　这一问题，不仅要静态分析中俄两国的国情差异和国家战略目标，还要充分估计合作因素的动态变化。没有永远的朋友，这句箴言暗示了国家间合作是如何随着权力与利益的变动而改变的。国际关系学大师罗伯特·基欧汉在其著作《权力与相互依赖》中，着重强调了国家间相互依赖的重要性及其影响。从国际现实来看，国家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决定了合作的稳定性。例如历史上美英特殊关系的形成，是两国间军事经济等领域相互依赖的结果，而这一依赖程度显然超过美国与德法等国的关系。一般来说，相互依赖程度越高，合作的可能性与稳定性就越大。大国间的战略合作无不建立在共同利益即相互依赖的基础之上的。但是，相互依赖关系并不总是对称的，更多的是非对称型相互依赖。二战前期，美国对日本的钢铁等战略资源实行严格禁运，给日本军事能力造成重大打击，日本海军被迫选择军事冒险并偷袭珍珠港。珍珠港事件之前，美日两国就属于非对称型相互依赖，日本对美国钢铁等战略资源的依赖程度要高的多。 

　　因此判断两国间的合作前景，需要分析相互依赖的程度，并进行动态分析。因为国家实力以及彼此依赖程度总是不断变化的，以一种静止的观点去衡量将导致战略被动。国家间的战略合作，离不开收益-成本的计算，当合作成本大于收益，合作的前景就会黯淡，形成不牢靠的脆弱关系。苏联后期，面对国内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美国强大的压力，不得不采取收缩战略，逐渐退出地区热点，减少对盟友的无谓援助。可见成本-收益核算是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现实需要。 

　　俄罗斯的传统外交战略有着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精明的成本-收益计算是俄罗斯现实主义外交的特色。普京的战略调整体现了冷峻的现实主义理性。诚然，中俄两国彼此接壤且面对着相似的外部压力，但是中俄之间亦存在历史矛盾及安全困境。大国政治中维持地区均势经常是重要的考虑，中俄作为彼此接壤的大国本能的会对破坏均势的一方抱有警惕。从历史来看，俄罗斯潜意识中的不安全感和大国意识，使得俄罗斯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持有怀疑和警觉态度。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事力量和国际影响力显著下降。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步伐加快，缩小了与世界军事强国的差距。一方面俄罗斯需要与中国合作以发展本国经济，保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国家战略，也必定对中国力量的崛起感到压力。这种矛盾的态度使俄罗斯执行对中国友好外交基础上显示出摇摆的迹象。 

　　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在美国重返亚太，构筑对中国的遏制圈时，俄罗斯将会持有何种立场和策略？中俄是否存在深层战略合作的可能性，以突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本文认为，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抓住现阶段中美俄三方的现实情况，并考虑战略选择的时机问题。美伊战争至今，美国陷入战争泥潭给本国乃至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三万亿美元战争》中指出，美国的战争政策给美国经济带来长远的难以弥补的损害，甚至推动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巨大的战争成本削弱了美国的实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美国影响力的下降并没有带来美国力量的收缩，而是进行了战略调整，向亚太地区倾斜。实际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由来已久，所谓的重返亚太战略不过是一种姿态，目的主要是针对中国。因此，在南海争端和中日钓鱼岛问题上，处处都有美国的身影。表面看来美国对争端采取中立态度，但是中菲南海问题的复杂化却使得美国意图昭然若揭。 

　　可见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也在加速进行。希拉里的外交活动唯独绕过中国，力图使中国的周边国家加入到美国的封锁圈里面，中国的外交环境不得不面对艰巨的挑战。从战后美国外交史来看，美国的全球战略往往设定一个头号对手，然后尽全力进行遏制，冷战时期苏联首当其冲。设定头号对手的同时，美国外交政策又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以拉拢和扩大反苏联盟。例如，对待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国，美国就超越了简单的意识形态对立，以一种灵活的策略给予反苏力量援助。说明在全球战略方面美国目标明确毫不松懈，但是在局部问题上又能够做出灵活的调整甚至让步，以服务于整体战略。在冷战时期，美国能够暂时放下意识形态分歧与中国和解，就是整体僵硬局部灵活战略的典型事例。不断升温的中国威胁论，实际反映了美国对中国力量崛起的担忧和敌意。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高，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对手不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首先，与俄罗斯相比，中国有着更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潜力，高速的经济发展为军事力量的更新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与俄罗斯的有限的经济力量和日渐萎缩的军力形成鲜明反差。其次，美国的冷战思维和霸权意识，无法容忍中国这样一个综合性大国的崛起，中国被认为是对美国地位的最大挑战。同时美国的战略决策仍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色，与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未曾停止。这与冷战后美俄的竞争又有不同。冷战后美国对俄罗斯的防范和挤压，更主要的是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和军事安全以及全球影响力的扩大。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重要考量，意识形态的主要对手已经由苏联变为中国。最后，美国对俄罗斯的长期遏制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已经大大缩小，不对等的核裁军也使得俄罗斯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减轻。另外普京的现实主义外交执行了更为理性和务实的策略，因此美国对俄罗斯的进一步压制已经不再迫切。并且出于遏制中国崛起的考虑，甚至会放松对俄罗斯的压力，以换取俄罗斯的合作或者中立。所以从硬实力方面考虑，中国的经济军事潜力都被认为是美国未来的最大威胁，而意识形态的对立也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敌意，美国把中国作为首要对手不足为奇。美国也事实上利用了南海争端，拉拢了中国周边一些小国制造争端并增加地区紧张局势，以进一步加强小国对美国的依赖，巩固亚太包围圈。 

　　既然美国把中国作为头号对手，对俄罗斯的策略调整就会显示出一定的灵活性。正如尼克松时期的对华和解，俄罗斯未来可能面临同样的机遇。拉拢盟友孤立主要对手，是美国原则中的首要原则。正如丘吉尔所言，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指苏联），他也会为魔鬼说好话。如此一来俄罗斯就处于一种微妙的位置上，成为地区均势的重要砝码。俄罗斯应该会抓住这一敏感时期的机会，为自身谋求更大利益，这也符合俄罗斯的外交传统。最近发生的俄罗斯炮击中国渔船事件，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对中国关系的不确定性，至少不如中国对俄罗斯那般审慎。这种不对等的关系，是否说明了俄罗斯的战略摇摆或待价而沽以获得更大利益呢。由于美国重返亚太并加紧遏制中国，中美两国间的博弈事实上提升了俄罗斯的战略地位，使其增加了更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成为博弈双方都能失去的合作者。毕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俄罗斯是极重要的一环，同时也是中国能够获得的战略支撑，绝对不容小视。因此在这一微妙的博弈过程中，俄罗斯的地位的提高使其有能力争取更大的利益。美国拉拢俄罗斯以联手遏制中国，以及俄罗斯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迫使我们必须采用更加务实的灵活策略，以避免大国交易的重新上演，毕竟在东北亚地区这种交易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12年8月俄罗斯正式加入WTO，客观上反映了西方对俄罗斯关系的缓和，这种缓和持续下去将会对俄罗斯的战略选择造成影响，俄罗斯无论倒向那一边都会对地区均势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和平崛起需要安定的地区环境，美国把中国视为主要对手的同时将会拉拢俄罗斯。对中国而言，保证与俄罗斯的合作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未来中美博弈加剧，中俄两国的相互依赖关系将呈现非对称性，中国对俄罗斯的依赖程度相对加深，外交策略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判断美国拉拢俄罗斯来遏制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战略时机的选择。抛开不必要的分歧，选择战略时机就是指“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活动的增加，表现出美国战略时机的选择特点。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正经历转型期，面临下行压力，处于软着陆的关键时刻。美国趁人之危，在中国经济的关键时期拉拢其他国家制造南海争端，目的无非是给中国的转型及崛起增加困难。这一战略时机的选择具有更大的攻击性，因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往往受制于国内环境，中国不得不考虑更多的国内因素而牵制了外交策略的施展。在中国经济面临挑战的时刻增加外交困难，进行战略围堵，显示出了美国咄咄逼人的霸权意图。总之美国未来对俄罗斯的策略性缓和，及对中国转型时期的进攻性政策，使我们必须更审慎的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因为俄罗斯既是维持亚太地区均势和稳定的大国，也是中国不能失去的重要战略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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