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关健斌

    俄罗斯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融入全球进程呢？俄罗斯算东方还是算西方，算欧洲还是算亚洲，是融入欧洲还是走向亚太，俄罗斯的外交是向东还是向西？俄罗斯外交走向是大西洋主义还是斯拉夫主义，抑或是欧亚主义？——这不仅是俄罗斯高层多年来经常思考的问题，也是时常让俄精英层和民众纠结的话题。

    俄各界再次热议“路在何方？”

    不久前，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的“每日一问”专栏提出的问题就是“俄罗斯的未来——是与西方结盟，还是与东方交好？”
    对于这个问题，俄罗斯各界人士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俄罗斯诗人、作家德米特里·贝科夫说，“当我们停止向自己追问这个问题时，我们就开始拥有了未来。这里重要的不是地理概念，而是审美和法律上的概念……东方和西方在俄罗斯早已融入为一体了。要在东方和西方之间作选择的做法本身就是天真的，这犹如在左腿和右腿之间作选择。”
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兹洛宾说，“俄罗斯是曲折前行的。开始往西方看，然后是失望。再往后转向东方，但它又不喜欢那里。估计俄罗斯要花一代人的时间来改变自己的道路。似乎，这种不确定性可以被称为俄罗斯特色之路。这就是俄罗斯的苦难……”
    莫斯科大学的教授、文化学者弗拉基米尔·叶利斯特拉托夫说，“近几年来，我们领导人所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组建俄、白、哈关税同盟。让我们看看，欧盟现在在走苏联的道路，他们在建经济联盟。而我们应该向东方看。”而俄罗斯功勋赏鲍利斯·斯莫尔金则说，“我更亲近于西方，西方代表文明。虽然不能说它是最理想的，但这是一个发展方向。”
    而俄罗斯战略分析师伊戈尔·尼科拉耶夫则称，“俄罗斯的未来在北方，就是说介于西方和东方之间。我们应该从西方拿来先进的市场经济工具，从东方拿来进行经济改革的专业性和责任感。然后，再在其中加入我们自己的东西。”
    俄《共青团真理报》特约记者德米特里·斯杰申说，“我们没必要在过去的历史中寻找俄罗斯的未来。俄罗斯目前没有能力改变国际格局，所以应学会利用现有的国际规则来保护俄罗斯的利益和外交方向。”一位叫玛利娜的俄网友则称，“为何总纠缠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到这里，让其他国家主动来找我们吧！然后，我们自由地在他们中间选择伙伴！”

    俄始终纠结于东西和欧亚之间

    其实，“我是谁？”、“俄罗斯应向何处去？”这些问题几百年来一直在困扰着俄学术界和外交界。从罗斯受洗到蒙古入侵、从彼得一世改革到十革命爆发再到苏联解体，俄罗斯历史上曾经历过5个重大历史事件，每一次都让俄罗斯自觉或不自觉对自己做出新的文化定位和选择。
    有人喜欢拿出俄罗斯国徽来形容俄外交走向，国徽上的双头鹰分别雄视东西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蕴涵着俄罗斯国家兼有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反映着这个民族丰富的、矛盾的品格。俄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自己的《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曾这样描述俄罗斯民族：俄罗斯人很早就具有一种感觉——比意识更敏锐的感觉——这就是：俄罗斯有着特殊的使命，俄罗斯民族是特殊的民族。俄罗斯地跨欧亚两大洲，俄罗斯民族既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但它却把亚欧民族的性格结合在一起，因而形成俄罗斯民族的两重性——这也是俄罗斯人性格的独到之处。
也有人喜欢摊开俄罗斯地图来解读俄罗斯人性格，地跨欧亚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俄罗斯“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亚洲人认为俄罗斯是西方国家,因为其发源地、政治文化中心和领土重心都在欧洲；在西欧人眼中,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是“非西方”国家,因为其领土在西欧的东部,尤其是它的版图占亚洲1/3的陆地。正如恰达耶夫在《俄罗斯思想文集•箴言集》中说到，“有一个事实,它凌驾在我们的历史运动之上,它像一根红线贯穿着我们全部的历史……它同时是我们政治伟大之重要的因素和我们精神软弱之真正的原因,这一事实,就是地理的事实”。
    尽管自然地理环境对俄罗斯精神的生成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其精神特征的形成，则取决于俄罗斯人的历史实践。实际上，在俄罗斯历史上，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两种因素一直在相互角力，俄罗斯则在这两股世界历史潮流的角力中不断选择着、摇摆着。在这种选择和动摇中，二者有时和谐、融会，有时又尖锐对立，反映着俄罗斯精神兼容东西方文明的实质和存在于其中的两种文明的悖论性、矛盾性。

    从叶利钦的“大西洋主义”到普京的“新欧亚主义”

    苏联刚刚解体后，很多急于“告别过去”的俄罗斯人一心向往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和“大西洋主义”来势汹汹。那时，叶利钦颇为信任的俄“自由化之父”盖达尔曾声称，“俄面向西方是唯一理智的选择”，并“要用最资本主义的方式改造俄罗斯”。当时，俄罗斯奉行“一边倒”外交战略，把本国外交重点完全放在西方，却西方的经济援助却口惠而实不至，俄罗斯人在失望之余开始反思和批评“大西洋主义”。
    随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政坛上，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在俄罗斯流行，其领导的“自由民主党”在1993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成为了“一匹黑马”，这表明俄百姓已厌倦了曾经盛行一时的“大西洋主义”。日里诺夫斯基虽为打出“斯拉夫主义”的旗号，但其提出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对外扩大的种种“本土化”主张显然是“斯拉夫主义”的变种。但这种思潮虽然符合一部分社会情绪，但俄领导层并未真正完全接受这一思潮。
    终于在“向西”受挫后，叶利钦在“欧亚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开始调整其外交战略，开始推行“双头鹰”外交，并任命“东方学家”普里马科夫出任外长，实施“全方位外交战略”。俄开始强调，自己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应把俄美、俄欧和俄中关系放在同等的优先地位。
    而普京自1999年12月31日从叶利钦手中接过俄罗斯的权杖之后对上述三大社会思潮采取了“兼收并蓄”的做法，推出了“普氏外交风格”。普京吸收了“大西洋主义”、“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的合理因素，但又超越了上述三大社会思潮的特点，最终形成了“普京氏的实用主义外交”，普京确认俄罗斯是“欧亚国家”，强调俄罗斯属于“欧洲文明”，但坚持“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价值观”，其核心就是把俄罗斯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力图重振俄罗斯大国地位。
    在“9·11事件”后对小布什示好受挫、让梅德韦杰夫与奥巴马搞“关系重启”几近搁浅之后，普京再次把目前真正地投向了东方，投向了亚太地区。在7月9日的讲话中，普京再次强调，“俄罗斯将会继续巩固本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我相信，俄参与亚太地区的快速一体化进程，将会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影响。”
    而回想起普京2011年10月4日在俄《消息报》上亲自撰文所说的“欧亚联盟”，则更能说明普京的“新欧亚主义雄心”了。他在文章中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的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将成为“欧亚联盟”的基础。普京称，于2012年启动的俄白哈统一经济空间“不仅对这三国，而且对前苏联地区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很明显，普京在重返克里姆林宫之后把打造“欧亚联盟”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杠杆。对普京的这一举动，俄政治经济学家拉祖瓦耶夫称，“其实，新欧亚主义是唯一一个能够团结原苏联空间的统一概念。要不了多长时间，俄罗斯将通过欧亚主义最终实现普京的强国梦。”但不知，普京的这个“新欧亚主义”能不能帮俄罗斯人彻底从对东方和西方的纠结中最终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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