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俄罗斯经济得益于良好的原材料国际市场行情而高位运行，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便处于下降通道中，2009年为负增长7.8%，2010～2012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5%、4.3%和3.4%，特别是2013年俄罗斯经济陷入低迷状态，预计经济增长率为1.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机构均对俄罗斯未来经济增长持悲观态度。对于俄罗斯资源依赖型经济是否患有“荷兰病”重新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

俄罗斯经济到底是患有“荷兰病”还是“俄罗斯病”？是有症状但没发作，还是处在“半荷兰病”状态？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和向创新型经济转变的难点何在？医治“荷兰病”有何药方？

为此，本文特约国内俄罗斯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以笔谈的形式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以期对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和未来走势有一个相对准确的预测和判断。

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经济结构问题，不论在苏联时期还是在当今的俄罗斯，始终是影响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其经济发展模式。如果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长期不能改变，不排除俄罗斯经济在今后发展过程中出现结构性下降乃至出现大幅度经济滑坡的可能性。

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3年的一份报告中就已指出：“俄罗斯应该加大力度推进经济结构改革，只有结构改革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且减轻对能源领域的依赖。”20多年的俄罗斯经济发展进程表明，上述看法是正确的。

俄罗斯独立后亦力图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但随着向市场经济转型，由于实行对外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经互会的解散，加工制造业部门的产品生产工艺落后，年复一年地生产老产品，从而使产品质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在此背景下，俄罗斯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尽快使经济复苏，获取极其需要的、严重短缺的外汇资金以购买大量国内急需的消费品，不得不大量出口能源等原材料产品，这就成为其解决急迫经济问题的一个捷径。

可以说，20多年来俄罗斯经济一直没有摆脱对能源、原材料部门的依赖，俄罗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三化”十分明显：一是经济原材料化，即经济发展依赖能源等原材料部门；二是出口原材料化，俄罗斯出口产品按所占比重的排序，燃料能源产品占首位；三是投资原材料化，即俄罗斯投资相当大部分用于采掘工业。“三化”的结果使得在俄罗斯工业中能源和原材料部门的比重日益提高。

1990年，工业中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比重为33.5%，制造业比重为66.5%；到1995年，俄罗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已降至42.7%，而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比重相应增至57.3%；2004年后，随着国际能源价格的走高，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快速发展；2006年，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比重已达到67.8%；2011年为66.4%。尽管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受国际市场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但它在工业中的比重一般都超过60％。

据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阿甘别基扬200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作的报告中提供的材料，1999~2004年6年期间，俄罗斯GDP的增长率，70%是国际市场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价格上涨的结果。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产生极大的冲击，是影响俄罗斯2009年与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的一个最为直接的重要因素。

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出现严重衰退，使得世界各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降低，油气价格不断下挫。2009年2月6日，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宣布，欧洲能源公司该年支付的天然气平均价格将从每千立方米409美元降至280美元，同时油价从每桶147美元降至40美元。能源价格大幅度下跌，这对俄罗斯来说确实是致命的打击。

这导致2009年俄罗斯GDP下降7.8％。无论在2009年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中，还是在“金砖国家”中，俄罗斯经济下滑幅度都是最大的。2013年俄经济又陷入困境。据世界银行2013年12月15日发布的报告称，2013年俄GDP增速为1.3％。俄经济呈全面下行态势，处于低迷状态。出现这种状况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重要的一条是俄罗斯经济仍是能源经济，出口主要以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为主。由于欧元区经济疲软，全球液化天然气产能快速增加，再加上“页岩气革命”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市场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下降。

据国际能源署2013年11月12日的报告,1~9月石油均价为每桶107.7美元,比2012年同期下降7.2%；11月1日布伦特原油为每桶95.14美元；据俄经济发展部的数据，俄天然气价格2013年1~9月比2012年同期下降了3.9%。俄石油、天然气出口减少和价格下挫必然对俄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例如，2013年第一季度俄天然气出口量同比下降60%，出口收入同比减少58%，石油出口量下降虽仅为0.38%，但由于油价下降，石油出口收入同比减少54.5%。

上述分析说明，俄罗斯存在“荷兰病”现象，其经济过度依赖能源等原材料，因此，不可能保证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难以应对国际市场的变化。

在分析能源对俄罗斯经济今后的影响时有一点是值得提出的:油价不大可能出现像2009年那样的大起大落,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油价可能保持在每桶90~100美元,因此，能源对俄罗斯经济今后的影响将会日益弱化。

十分明显，俄罗斯严重依赖能源等原材料出口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要摆脱这一状况，实现经济现代化既是俄罗斯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也是解决我们前面论述的影响俄经济发展问题的主要途径。

俄罗斯经济现代化的迫切性突出表现在：它在转变经济体制的同时未能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2009年9月梅德韦杰夫在其博客撰写的《前进，俄罗斯！》一文中指出：“20年激烈的改革也没有让我们的国家从熟悉的原料依赖中摆脱出来”。“简单地依靠原料出口来换取成品的习惯导致了经济长期的落后”。他还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应不应该把初级的原材料经济……带到我们的未来”？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俄罗斯强调必须把经济现代化视为主要目标。2010年8月31日《中国改革》杂志采访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他谈到经济现代化问题时说，对当今的俄罗斯来说，“现代化意味着一切”，“以现代化告别过去”。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第一副所长索罗金认为, 对俄罗斯来说,今后的笫一项任务是实现现代化。

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俄罗斯经济现代化主要问题是要着力解决由资源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

应该说，这次俄罗斯提出的现代化是一项战略性的决策。但实现上述战略性的转变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俄罗斯在实行由资源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时，面临着难以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反复强调要从出口原料为主导的发展经济模式过渡到创新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发展能源等原材料部门对俄罗斯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并契合现实需要。

设备陈旧、经济粗放型发展、竞争力差，这在向创新型经济转变的条件下，俄罗斯更感到这些问题的迫切性。索罗金指出：“俄罗斯主要工业设施严重老化，到目前至少落后发达国家20年，生产出的产品在国际上不具有竞争力。机器制造业投资比重为2%～3%。同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存在技术差距。”最近他又指出：“如今俄罗斯机器制造企业中使用的技术设备服役超过25年，而整体来看所有经济实体部门的技术设备中有80％的服役时间已经达到16~35年，这就使得俄罗斯不能生产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为了优化经济结构，就需要大量增加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经济部门和高新技术部门的投资。目前，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对GDP的贡献率可达50%，美国近50年来GDP的增长靠科技创新，主力是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2009年俄罗斯小企业对GDP的贡献率不超过15%。从小企业的行业分布看，从事工业生产和科研创新的小企业仅略高于10%，且呈逐年递减趋势。因此，可以看出，俄罗斯中小企业在未来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其作用仍然十分有限。

经济发展摆脱不了能源等原材料部门、创新型经济发展缓慢和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这三大相互关联的因素必然导致俄罗斯经济在相当长一个长时期内处于低速增长期。

李永全（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一）2013年俄罗斯经济表现引起俄罗斯国内外专家热议

从目前情况看，2013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不会超过1.5%。俄前财政部部长库德林说，2013年下半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只有1.3%~1.4%，2014年经济增长也未必超过2%，相对于2013年经济滞胀而言，这也是成绩了。

库德林在记者会上说，2014年俄罗斯经济表现“可能接近2%，也可能低于这个指标。而经济发展部的预测是2.5%。”库德林认为，如果不包括金融危机时期，则近两年是2000年以来最坏的年份。 这说明，原有的经济模式已经过时，而新的模式还没有发挥作用。他认为，俄罗斯目前处于滞胀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在2014年还将继续。

这种评价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仅俄罗斯学者和主管经济的官员持这种看法，中国大多数学者也这样认为。俄罗斯作为新兴经济体，在进入21世纪后，经济发展一直受到关注并得到积极评价。目前俄罗斯经济进程的表现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二）俄经济似乎进入苏联经济的“怪圈”

这个现象值得关注，更值得探讨。如果俄罗斯经济将在较长时期内陷入低速增长状态，探其原因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学者指出，俄罗斯经济低速增长可能是周期问题。但是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不这么认为，她认为，俄罗斯经济增长放缓不是周期问题，而是结构问题——生产率和竞争力低下。

通常认为，拉动经济增长有三个要素：投资、消费和出口。但是这个道理在俄罗斯不完全行得通。俄罗斯后危机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对外经济环境的改善，即出口的拉动，而2011~2012年经济增长是依靠内需拉动的。2013年内需的潜力已经耗尽。由于结构的缘故，继续刺激内部消费只能促进进口和加剧消费信贷泡沫，加剧通胀。而2013年俄罗斯经济的低速增长是在国际行情有利于俄罗斯的形势下发生的。这说明，出口拉动经济的潜力也已经耗尽。

这是否说明当前俄罗斯经济又陷入苏联经济的“怪圈”。苏联后期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高度垄断的经济结构以及国家财政对能源和原材料出口的高度依赖。但是那时苏联的机电产品还有东欧市场的支持，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加工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严重滞后，也就是说，现在的经济结构远不如苏联时期。苏联时期的高度垄断必然导致效率低下，这是任何垄断经济的共同特征，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必然导致腐败。

关于俄罗斯经济是否陷入苏联经济结构和体制的“怪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与俄罗斯经济现象一样，需要继续观察和研究。

（三）俄创新发展道路的前景

长期以来，俄罗斯学界和经济界一直讨论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对于传统经济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大家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在如何改变现有发展模式的问题上，有比较大的争议。首先是如何对待以能源出口为主要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态度，其次是如何通过改变现有政治体制，通过公民社会和非垄断化实现经济彻底转型。

对于创新发展的理解，俄罗斯学界和实业界是有分歧的，一种是在现有结构基础上的创新，一种是打破现有结构的创新。打破现有经济结构的创新意味着利益的再分配，具有很大的政治阻力，俄罗斯未必走这样的道路。而在现有结构基础上的创新，最大的问题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这种性质。

当务之急，俄罗斯能够做什么？目前，在俄罗斯只有投资可以拉动经济，而且必须是以结构改革为目的的长期投资。用俄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的话说，现在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刺激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投资，需要长期投资。而这种投资的前提是改变经济主体的预期，提高俄罗斯形势的可预测性，降低风险，抑制通胀。这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涉及行政改革和反对腐败的政治问题。这样的改革总是艰难的。

（四）经济低速增长的社会影响

俄罗斯经济低速增长的势头如果持续下去，将对社会政治形势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普京在竞选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社会承诺将没有实现的财政基础，从而将加剧社会不满情绪；其次，将影响欧亚联盟的发展速度，因为没有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许多独联体范围内的多边合作项目无法实施；最后，将影响俄罗斯复兴和崛起的进程，从而影响俄罗斯作为复兴的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

徐坡岭（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3年已经成为历史。预计2013年俄罗斯的GDP增长幅度不会超过1.5%。从2012年第四季度开始，连续五个季度的低速增长预示着俄罗斯这个资源丰裕的国家经济陷入停滞。包括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预期都认为，这种经济停滞甚至具有长期性，直到2020年甚至2030年，俄罗斯的年均GDP增长率都无法超过3.5%。

尽管普京在2013年的年终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经济状况仍然是可控的和令人满意的，但显而易见，普京第三次步入克里姆林宫时的经济雄心由于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持续放缓甚至停滞已经备受打击。因为他在2012年年底的总统竞选纲领中提出，俄罗斯要在2020年达到GDP比2010年翻一番，这需要年均7%以上而不是1.5%的GDP增长速度。

为什么俄罗斯经济再次陷入困境？学术界有许多答案。其中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俄罗斯一直没有摆脱能源依赖。例如，IMF预测俄罗斯2013年经济增长不超过1.5%，给出的解释就是油价波动的周期性原因。一些进一步的解释也大抵如此，例如，“荷兰病”、“资源诅咒”等。有人甚至把俄罗斯的这种资源依赖型经济称为“俄罗斯病”。但以上这些解释都有些语焉不详或没有完全抓住问题的本质。

首先，“荷兰病”的说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俄罗斯经济现象的某个侧面，但还无法揭示俄罗斯经济停滞的内在逻辑和深层次问题。因为“荷兰病”发生的条件和机制在俄罗斯是可以被克服和抑制的，而且俄罗斯政府的确这么做了。

“荷兰病”是指一国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20世纪5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天然气行业迅速发展，经济显现繁荣景象。但是一段时间之后，荷兰原本发达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严重衰退，并遭受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以及失业率增加的困扰。经济学家把荷兰在北海发现天然气后收入增加却导致制造业逐渐萎缩的经济现象称之为“荷兰病”。

“荷兰病”效应的发生机制在于：资源类初级产品部门的繁荣导致该部门投资回报率异常上升，挤出其他部门的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导致制造业部门生产成本上升。同时，初级产品出口增加提升本币汇率，削弱制造业部门竞争力，并阻滞技术创新的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迟滞该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荷兰病”生成的经济原理在于：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资源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更高，从而引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向初级产品部门转移，导致制造业部门的资本流入相对减少，并因此萎缩。在制造业部门存在递增规模报酬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分工却专业化于资源采掘业，从而损害了经济效率，短期资源收入的增加削弱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

“荷兰病”发生的最主要条件是小国开放经济。在小国开放经济条件下，某个初级产品部门的突然繁荣会对一国的汇率、产业间的资本回报率和产业间的要素供应产生巨大冲击。对照俄罗斯，一方面它是一个大国，某个部门或产业繁荣偶发冲击的影响不足以改变整个经济的进出口结构；另一方面，俄罗斯转型以来，特别是普京就任总统以来对卢布汇率的控制，对能源收入的使用（石油稳定基金）以及对通货膨胀的警惕，都是对“荷兰病”风险的防御。

普京2000年就任总统之后，俄罗斯对资源部门的控制，对资源部门收益的管理，对石油美元在社会领域的使用以及石油稳定基金（后拆分为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避免能源部门繁荣抑制其他部门的发展。

其次，“资源诅咒”的确是俄罗斯的顽疾，但还不是当前俄罗斯经济问题的核心症结。“荷兰病”的发生机制实际上普遍存在于资源丰裕的国家，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教授理查德•奥蒂（1993年）和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安德鲁•华纳（1995年）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研究发现，资源丰裕国家的确更容易陷入经济增长困境，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资源诅咒”。

他们揭示的“资源诅咒”在更宽泛意义上揭示了资源丰裕国家经济陷入困境的发生机制：第一，资源丰裕抑制竞争、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发生，社会劳动生产率进步缓慢；第二，资源丰裕的“荷兰病”效应；第三，丰裕自然资源引发的制度弱化[2]；第四，丰裕资源收入使用不当导致的资金误配[3]。

对照“荷兰病”和“资源诅咒”的发生机制，我们可以发现，在从苏联解体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俄罗斯经济波动中，能源部门的兴衰及其对资源的挤占，对制度进化和竞争的阻滞，以及能源收入被误配到低效率经济部门或非经济用途部门等都曾经或正在发生。也就是说，俄罗斯的确存在发生“荷兰病”的机制，也存在发生“资源诅咒”的可能性。但这还都是经济运行的客观机制，不是俄罗斯经济问题的全部实质。

最后，俄罗斯目前的经济问题具有历史性、政治性、社会性和结构性，是俄罗斯独有的，是“俄罗斯综合症”造就了俄罗斯的经济问题。这种“俄罗斯综合症”表现在：

第一，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短缺是俄罗斯的一种历史顽疾。俄罗斯历史上大肆扩张带来了疆界的扩展、自然资源的增加以及经济活动中心从莫斯科一隅向更广阔的空间转移，不断“稀释”着中心地带的发展。俄罗斯1890~1903年的第一次工业飞跃是法国和比利时资本慷慨流入的结果[4]；苏联时期二战前的繁荣是计划体制集中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果；二战后的繁荣是战后恢复和计划体制的推动。依靠市场机制让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集中于制造业领域几乎不曾在俄罗斯发生过。

第二，经济资源的非经济目的使用和国家强力介入是俄罗斯的历史宿命。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俄罗斯对资源的非经济目的使用总是让经济机制在经济发展中处于次要和补充的地位，彼得大帝学习西方以及国家对实业的推动、斯大林对军事工业的投入、普京对资源部门的控制，都没有考虑让市场经济规律主导国家经济，斯托雷平和维特改革时期的经济发展反而成了例外。

第三，“资源诅咒”的发生机制利用了俄罗斯转型时期的制度缺位，并进一步弱化了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结果，滋生“资源诅咒”病毒的四个机制都成了时刻准备涌动的暗流。

在“俄罗斯综合症”的作用下，我们看到，在国家的强力介入下，经济竞争受到资源部门经济垄断的抑制，制造业技术进步被资源部门的高回报率抑制，国家对资源的非经济目的使用和对低效率部门的补贴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制度弱化导致资本外流，制造业成本上升和竞争力下降使得制造业衰弱，并抑制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强化资本短缺和人力资本短缺这一历史顽疾，所有这些造就了俄罗斯今天的经济发展局面。

俄罗斯向创新经济的过渡需要在解决“俄罗斯综合症”上找到突破口。

赵传君（黑龙江大学东北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所谓“荷兰病”是指，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出口损害了本国其他有竞争力或有优势的出口行业，从而影响经济发展。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很像“荷兰病”，但又不完全是。从GDP增长、外贸出口和财政收入对资源产品（主要是石油、天然气）出口高度依赖的角度看，俄罗斯确实患有“荷兰病”，但俄罗斯的资源产品出口并没有损害其有竞争力或有优势产品的出口，因为俄罗斯的优势产品实在是寥寥可数，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军工产品、航空航天产品和核电设备。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2001~2008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年均在6%左右，所以资源性产品出口非但没有损害其经济增长，而且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这两个基本事实又是俄罗斯患有“荷兰病”的悖论。俄罗斯目前经济低迷，甚至对2030年前的经济增长预测都不乐观（俄自己预测为2.5%），这既有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也有经济转型、投资环境和开放政策等因素的消极作用。

我认为，俄罗斯经济患的是一种“综合症”，这种“综合症”既有体制原因，也有市场原因和政策原因。俄罗斯经济的希望和出路在于经济转型，早在2003年普京就已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明确提出“从资源依赖型经济转向创新型经济”的战略。然而10年过去了，俄罗斯经济转型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原因何在？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没有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俄罗斯政府部门官僚作风严重，各部门之间利益纠葛复杂，总统的战略方针不能在各个部门有效落实。各联邦主体都在为自身利益寻找出路，各地都想办法利用国家战略获得财政支持，而不是按总统思路去发展创新经济，追求的是短期效益。所以，虽然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高度重视发展创新型经济，甚至也出台了相应的法规和政策，但缺乏贯彻执行的体制保障。

二是缺乏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合作创新机制。经济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俄罗斯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多为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效率低下、垄断经营、利润丰厚、缺少创新动力，即使新建的六大超级国有集团公司也没搞出什么创新产品。而俄罗斯的民营企业没有形成规模，获得资金困难且成本较高，要进行技术和产品创新难度很大。原苏联时代就已存在的“军转民”和“产学研”结合问题至今也没有很好解决。俄罗斯不缺少高端技术和高端人才，但如何把高端技术和科研成果转化为有竞争力的创新产品，如何实现“产学研”的三位一体是一个瓶颈。

三是利用外资政策保守，投资环境较差。普京具有强烈的经济自主意识和经济安全意识，希望把一些重要的行业都掌握在民族工业手里，特别是国有企业手里，划出43个战略行业，对外资进入这些行业规定了严格甚至苛刻的条件。俄罗斯在“入世”时在11个服务领域116个方面作出了开放市场的承诺，但能否真正落实还有待观察。

近年来，虽然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不断呼吁请外商赴俄投资，但保守的利用外资政策和较差的投资环境使外商望而却步。1991~2001年俄罗斯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只有259亿美元；2002~2011年利用外资总额为1 500亿美元，年均为150亿美元。俄罗斯市场的投资潜力位居世界第5位，但利用外资的成效甚微，这也与俄罗斯的投资环境密切相关。

目前，俄罗斯的投资环境在世界排名为第120位，普京呼吁要向前迈进100步，进入前20名，然而谈何容易。俄罗斯的经济自由度在世界排名第143位，在欧洲43个国家中排名第41位。我们说俄罗斯投资环境较差，具体表现为：（1）土地划拨程序复杂，费时长、成本高；（2）与市政各种管网接通比较困难；（3）融资困难，缺乏必要的政策担保；（4）对外资企业附加的就业条件比较苛刻；（5）与社会性缴费密切相关的税负较重；（6）缺乏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政府和商业的诚信度较低；（7）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严重，到处都充斥着潜规则。

俄罗斯要摆脱“综合症”，要实现从资源依赖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的战略转型，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是通过改革探索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模式，激活国有企业活力和创新动力，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用积累的财富向下激活产业发展，把资源开发与深度加工结合起来，使国有企业成为经济创新的龙头。

二是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把俄罗斯的民营企业，尤其是深加工型和技术创新型的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三是改变目前保守的利用外资政策和较差的投资环境，在俄罗斯所谓的战略产业中更多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一方面促进这些领域的竞争，另一方面借助外部的资金、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改善俄罗斯目前的产业结构。作为俄罗斯政府，应该做的主要是选择正确的产业政策、开放政策和改善投资环境。

俄罗斯的企业惰性、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是俄罗斯的三大顽症，要真正解决需要系统和切实的改革措施。中国原来的经济结构与原苏联大同小异，经过20世纪80～90年代的经济改革和利用外资，经济结构有了显著改善，尤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卓有成效的利用外资密切相关。所以，俄罗斯应充分认识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转型的重要性。

曲文轶（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俄罗斯经济到底是患有“荷兰病”还是患有“俄罗斯病”

“荷兰病”是对资源富裕型国家经济增长困境的一种概括，基本含义是，由于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出口带来其他部门竞争力下降，最终导致经济恶化。“荷兰病”的表现一般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制造业萎缩，这既可能是资源转移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外汇收入大幅上升导致本币升值，进而降低了制造业竞争力，并且收入效应导致可贸易的产品进口上升，进一步损害本国制造业发展；服务业因其非贸易性而可能得益于收入效应而发展，从而导致结构退化。

二是增长崩溃。即使最初由资源出口带动了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却难以为继，反而因结构退化而造成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崩溃。如果放置更长的时间维度考察，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和华纳（1995年）等人发现，二战以后较长时期里（20世纪60~90年代），一些资源富足的发展中国家与资源短缺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其经济表现明显不令人满意。

判断一国经济是否患有“荷兰病”，应主要观察其中长期的增长和结构特性。

对于俄罗斯“荷兰病”的质疑，源起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高速增长阶段，背景是普京接替叶利钦执政后，俄罗斯经济摆脱了此前连续十年的衰退，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其国力也随之迅速恢复；另一方面，在高速增长以及油气经济之外，其他经济指标却乏善可陈，尤其是出口严重依赖油气等初级产品，而高技术的机器设备则大量依赖进口。

但俄罗斯的结构性问题与“荷兰病”并非严格一致，因其加工制造业并未陷入衰退，相反，伴随油气资源的大规模出口国内制造业也在增长，有些年份其增速甚至高于油气等初级产品部门（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资料，2003~2008年俄采矿业实际增长率年均为3.4%，而加工业则为5.6%）。产业结构也并未出现恶化，原因除了加工制造业的增长外，还在于服务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采矿业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7.1%降至2008年的6.9%，而加工业则从26.1%升至27.5%）。

俄罗斯的结构退化主要显现在出口部门，即制成品所占比重提升缓慢，而油气等资源性商品所占比重却显著提高，甚至占到了7成以上。更为关键的指标，是加工业中高技术的机器设备生产的所占比重过低，例如，2007年俄罗斯为20.8%，而其他国家2004年或2005年的相应数字为：德国为43.8%，日本为47%，美国为34.4%，中国为37.9%。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俄罗斯先是遭遇生产骤降，2009年GDP下降7.8%，继而又很快恢复了生产，2010~2012年年均增速为3.8%，截至2012年年底，GDP已经恢复至2008年水平的103.6%，与西方七个工业化国家的102.2%相比，表现尚可。因此，危机以后，“荷兰病”问题已经不再是关注俄罗斯经济的热点，世界经济低迷背景下的周期性问题及其调整则成为讨论的重点。

尽管俄罗斯的油气经济问题与“荷兰病”并不完全一致，但不可否认，2000年以来油气依赖型发展模式具有显著弊端：国内经济发展受制于外部市场而频繁波动，尤其是在世界经济低迷时，国内经济便会受到实质威胁。这也是普京2012年重返克里姆林宫前在其竞选纲领中着力强调要改变油气依赖实现创新发展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俄罗斯问题的实质是国内经济易受外部经济影响而出现频繁波动。日本学者久保庭真彰（2012年）使用“俄罗斯病”一词概括俄罗斯资源依赖型经济对于油价的过度反应现象。尽管与“荷兰病”一般意义上强调制造业萎缩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注意到了对自然资源出口依赖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是有症状但没发作，还是处在“半荷兰病”状态

2013年，俄罗斯经济在连续3年的恢复性增长后，出现了明显的停滞趋势，据预测，全年GDP只增长1.3%。与之相比较，IMF预测西方七个工业化国家的增长率为1.2%，世界平均水平为2.9%，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为4.5%。IMF的中期预测（截至2018年）也显示，俄罗斯GDP增速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比发达国家高1个百分点左右。那么，糟糕的经济表现能否归结于“荷兰病”的发作？

前面提及，“荷兰病”的症状或曰发作表现主要为制造业萎缩以及增长崩溃，尽管俄罗斯2013年经济增速大幅下降，但在全球背景下并非很差，更为重要的是，在增长放缓的同时结构并未恶化。2013年前三个季度俄罗斯采矿业生产下降1.1个百分点，加工业增长0.2个百分点，2012年同期加工业的增长指标（3.1%）也好于采矿业（1.2%）。出口方面2013年1~10月整体下降0.7%，其中燃料能源商品下降0.1%，而机器设备出口则微弱增长2.9%，2012年同期机器设备出口增长幅度同样高于燃料能源商品的出口增速（二者分别为7.8%和3%），机器设备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从2012年的4.9%升至2013年的5%。

因此，尽管俄罗斯经济总体增长趋于停滞，但路径上与“荷兰病”机理相悖，并非资源大规模出口致加工业萎缩而产生，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拖累恐怕是主要原因。

（三）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和向创新型经济转变的难点以及医治“荷兰病”的药方

尽管用“荷兰病”概括俄罗斯经济问题并不准确，但不可否认，其对油气等自然资源的依赖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频繁波动是问题的核心和实质，因此，必须调整经济结构并使其向创新型增长转变，这一点已经成为俄国内共识。事实上，早在2003年普京第二任期开始前俄政府即已提出结构调整与创新发展问题，迄今10年有余却未有根本进展，这才是真正值得探讨的问题。

俄罗斯结构调整面临诸多困难，首先在于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2012年俄罗斯人均GDP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1.27万美元与美、日、欧的4万~5万美元尚存很大差距，但却远远高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这决定了俄罗斯的分工困境：总体上，无论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俄罗斯都不具有竞争优势。其次是政策困境。为加快向创新经济转变，有必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使油气收入更多投向创新活动。

全球范围内，只有东亚“发展型国家”在西方世界之外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和产业升级。但俄罗斯经济精英却不愿仿效发展型政府政策，认为政府作用主要在于完善市场环境，即主张走后工业发展道路。在这种舆论导向之下，大量的油气收入被投入民生工程，用于经济建设的投入却相对很少。另一方面，俄政府也认识到了消极无为的弊端，从普京第二任期开始加大政府干预力度，方向却是依赖国有企业和财政拨款，但囿于国家治理的低效，结构调整成效不彰。

既然俄罗斯经济结构性问题长期存在，治疗就不可能有特效药，但努力方向还是可以辨认的。首先是需要明确国际分工定位，在此基础上才能明确发展战略。俄罗斯除了异常丰裕的自然资源，在人力资本方面存在一定的比较优势，因此，可行的突破点是一些特定领域的高科技（包括军工、核能、航天等传统上具有一定优势的高科技产业），以及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加工。俄政府对于前者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无论是创新发展还是现代化战略，确定的重点发展领域都是极少数俄罗斯目前具有较高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对于资源性产业的认识则需要进一步清晰化。俄官方一方面将资源的高效利用作为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另一方面，总是强调不愿做“原料附庸”，结果是社会舆论对于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偏见以及政策对于资源开采利用，尤其是外资参与的诸多限制。事实上，唯有利用资源禀赋才能为结构调整筹集必要的资金，并且无论是资源的开采还是深加工都可以成为创新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有效载体，因此，应该改变现有的资源政策，积极鼓励资本包括外国资金和技术进入。

至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轻工业，长期以来俄罗斯都无法与发展中国家竞争，所以，明智的选择是对其进口贸易自由化，而非刻意刁难贸易，尤其是严格限制外国商品零售环节而对国内生产提供保护。

无论是发展高科技还是高效资源性产业，都需要政府主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通过国有企业的垄断来实施。为提高干预效率并降低由此带来的腐败，提高透明度和增强决策民主，放松管制、治理腐败都是必要的，也是普京在新任期提出的任务。但在这些传统的改善制度环境的努力之外，还需要实行更为积极进取的政策措施，尤其是倾斜生产（向特定地域和特定产业）的特惠手段，诸如税收减免、土地免费供应甚至是对官员的GDP考核等（这里指的是中国的经验）。普京在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要建立西伯利亚和远东超前经济发展区是个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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