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经济持续动荡，在美欧联手多轮制裁下更是岌岌可危。在理论界，关于俄罗斯动荡对世界影响的讨论可谓众说纷纭，尤其关注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与发展趋势。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世界经济新平衡的特征，需要厘清美国霸权在其中的作用，并结合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动荡、美欧制裁之间的关系，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合理评估与判断。首发子站：中俄资讯网 来源：俄罗斯学刊

【关键词】俄罗斯动荡　美国　乌克兰危机　世界新平衡

【作者简介】王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博士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合作与竞争的战略解析》（项目编号：14CGJ00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5M570313）和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融资思路和对策研究》（项目编号：L14DJL039）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2014年春季，发生在乌克兰境内的街头骚乱持续升级，最终引发了对世界影响深远的“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接纳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成为新联邦主体后，美国以侵犯他国领土为由，对俄罗斯联邦及其国家高层领导采取各种制裁措施，并呼吁欧洲盟友共同行动。起初，欧盟为了保护其经济形势不受影响，仅仅配合美国开展针对俄罗斯领导人的账户封锁等措施。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欧盟出于对整个欧洲安全局势的考虑，开始正式展开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此后，随着美欧对俄罗斯制裁日渐深入，俄经济形势开始不断恶化，加之国际油价下滑，卢布汇率贬值，历经波澜曲折的俄罗斯经济再次陷入动荡。自此，从国际金融危机阴霾中走出的世界经济与近年来并不稳定的国际格局再次面临考验，当前世界新平衡似乎再次遭遇冲击与波动，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世界平衡的讨论可谓众说纷纭，不同国家、不同立场的分析经常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客观说，所谓平衡必然对应着失衡，而不是均衡，在“新平衡”条件下，并不代表世界经济就处于均衡状态，恰恰说明其中存在失衡现象。美国作为世界货币霸主，始终处于全球对外贸易失衡的逆差方，显然是分析失衡与平衡问题的关键。当前国际上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美国不断下降的储蓄率必须通过对外贸易逆差补充。然而，在2005年北京召开的20国峰会（G20）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面对各国对“美国长期贸易逆差与储蓄率下降”的责难，反问“为什么一些国家长期贸易顺差，储蓄率却不断上升？”事实上，在一些发展势头明显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确存在这种特征，但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持续保持对外贸易顺差和储蓄率上升，很多国家仅仅维持了几年或是十几年光景。另一方面，反而是作为贸易逆差国的美国，却能够长期保持该状态。显然，解读世界平衡的关键仍然在于分析美国，美国如何维护其经济霸主地位是解释该问题的核心，也是理解世界如何从失衡到平衡的关键。

然而，分析美国所拥有的经济霸权，却不可能单纯从经济因素着手，因为其霸权本身绝非仅仅依靠自身强大经济实力构筑，而是历经近百年发展，由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因素共同支撑起来的。当前，尽管美国在极力捍卫自身霸主地位，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迅速发展，加上中国、俄罗斯等大国一贯坚持世界多极化主张，在此条件下探讨霸权无疑更加复杂和深奥。所以说，离开国际政治而单纯从经济视角分析平衡，容易导致认识上的片面性，此外，由于本文所探讨的俄罗斯动荡的根源就在于由一系列经济与政治问题引发的“乌克兰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大国博弈。如果将该事件与单纯的世界经济联系起来分析，必然导致分析缺乏战略性和前瞻性。

因此，本文所分析的“新平衡”有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双重含义，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与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世界新平衡的发展趋势与特征。在此基础上讨论俄罗斯动荡对于世界“新平衡”的冲击与影响，对于认清当前世界形势，分析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发子站：中俄资讯网 来源：俄罗斯学刊

二、美国霸权与世界平衡

回顾近百年世界发展史，经历了多次从不平衡到平衡的发展，不同时期的经济与政治理论给这些发展阶段做出了较为妥当的注解。其中的意义不仅是以史为鉴，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于理解当前世界新平衡基本特征与发展规律，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在世界发展史中，对于复杂的国际格局以及战争所引发的动荡，国际政治理论大多认同现实主义所提出的基本假设：国家是基本单位、安全是首要目标、军事是权力根源。此时，世界还没有进入全球化时期，世界平衡中的含义主要指军事力量相互角逐所达成的“均势”，世界平衡一般即指和平时期。“霸权稳定论”对和平时期世界内部所存在的经济不平衡因素及其发展趋势的解释是，霸主或领导者有责任保证提供稳定的货币和开放贸易制度下的种种公共产品。这意味着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均势”世界中，依靠军事、观念、制度等实力获得霸权地位的国家，不仅具有在现实中领导世界的可能性，而且在理论上也具有合理性。理论界一般认为荷兰联省共和国是17世纪中期的霸权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世纪则属于英国治下的霸权时期，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这一阶段属于美国治下的霸权时期。在此期间，西方主流经济学也从古典主义走向凯恩斯主义，政府不再充当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角色，而是发挥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核心工具的“国家干预”。反映在世界范围上，则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形成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体系，以贸易规则制定和谈判为主要方式的国际贸易体系，并辅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定位明确的国际机构，共同协调全球经济发展。

然而，表面平衡的世界却存在着失衡，美国贸易逆差的对象主要是欧洲发达国家，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无疑为美国逆差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在当时，美国依靠货币霸权而获利，可以解释为由于其向世界提供公共物品，因而获得情理之中的收益。不仅如此，美元甚至可以用“责任”来形容自身所处的国际地位，毕竟日渐兴起的国际贸易需要大量美元作为交易媒介，因此美国必须保持贸易逆差，才能确保向世界不断提供美元货币。但美国逆差、美元超发却存在一个基本限度，即“特里芬难题”中的美元信用问题，“如果境外美元规模持续扩大，必然对美国维持固定汇率制造极大困难”。在现实中，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美元发展恰恰印证了上述预言。由于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加强了金融监管，在著名的“Q条例”约束下，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上限受到严格限制，并且存款贮备率水平也较高，因此大量美元存款流入不受监管的欧洲金融市场，并创造出一个泛指美国境外存量美元的概念——“欧洲美元”。这部分美元和美元资产可以看作是金融全球化的最初形态，因为其具有了一种货币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循环特征。

20世纪70年代，欧洲美元规模逐渐扩大不仅是由于经济原因所致，还有诸多其他因素。例如，欧洲美元最初实际上是由“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此举旨在遏制苏东阵营，而此后苏联东欧国家出于对冷战因素的担忧，为防止国家美元资产遭到冻结，因此将美元存在欧洲，加之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美国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对立关系，又导致大量石油美元涌入欧洲。自此，世界范围的美元实现了集中，这明显不同于美国贸易顺差国积累美元所形成的外汇储备。当金融全球化启动之后，欧洲美元不仅彻底走出了美国监管范围，其规模也已经超过美国所能操控的限度。当时，世界金融中心在欧洲，美国无法通过金融市场将逆差流出的美元回流，自然无法保证美元信用稳定。在美国尼克松政府期间，以美元为核心的固定汇率体系最终走向了衰落，浮动汇率制度获得更多国家认可，牙买加货币体系登上历史舞台。

当然，学界也有从美国内部经济因素分析霸权衰落的观点，“但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美国人价值观念的一种标志，60年代的居民储蓄率从9%或10%（已经远远低于日本和德国将近20%和15%的储蓄率）开始向下滑动，一直下滑到80年代的3%或4%”。显然，这既是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根源，也是美国依靠货币霸权所一直维护的内部经济失衡，储蓄率下降也逐渐消耗了美国所拥有的霸权优势，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单纯以衰落来形容霸权变化未免有些过于简单，不利于分析世界平衡的发展变化。事实上，美国所失去的是一种绝对霸权地位，而重新建立的却是一种基于多元综合实力共同构成的相对霸权。

在相对霸权时期的国际贸易方面，虽然美国仍然保持对外贸易总体逆差，但却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互补被打破后，不仅美国无法再依靠美元融资回流而维持贸易逆差，欧洲国家也已经从二战重建中恢复，重新回归发达国家行列，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削弱，不再充当美国制造业的“加工生产基地”。与此同时，美国不再允许欧洲发达国家存在巨额贸易顺差，其根本措施就是要求其他国家货币兑美元升值。美国不仅防止欧洲国家贸易顺差积累过度问题，同样不愿看到因依靠朝鲜战争为美提供军工产品而崛起的日本存在长期贸易顺差。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后，由于产品出口受阻，日本多年积累的泡沫经济被刺破，最终使90年代成为了“失去的十年”。一般来看，在美元遭遇持续贬值时，美国也会联合发达国家共同应对，例如1987年签署的《卢浮宫协议》，就是要求七国集团成员联合阻止美元贬值势头。但应当认识到，日本遭受如此重大打击的根本原因是国内泡沫经济，日美贸易摩擦则是外部因素。显然，80年代的美国已经改变了对外部平衡的基本标准，非常注重维护美元霸权地位，并且已经可以行之有效地控制美元汇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并不担心境外美元积累问题，显然依靠美元霸权作为后盾。但是在牙买加货币体系下，在金融全球化促动下，伦敦、法兰克福、东京等金融中心崛起后，美国则不允许类似于“欧洲美元”情况再发生，毕竟这会直接冲击美元的国际地位。

此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国开始转向亚洲，全球贸易中心也开始发生转向，经济重心向新兴经济体国家转移，太平洋取代大西洋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而决定美国对外贸易方向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劳动力成本决定的比较优势。因此，先是“亚洲四小龙”横空出世，依靠对外贸易带动经济快速增长，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开放经济发展模式。当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区人均国内（地区）生产总值（GDP）水平提高到几乎与发达国家（地区）水平相当时，其制造业产品的竞争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以及曾经被誉为“亚洲四小虎”的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这种贸易逆差对象国多元化，对于美国保持相对经济霸权无疑是最优格局。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没有受到直接冲击的中国逐渐占据了美国贸易逆差中相当份额，以至于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以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家纷纷指责中国严重低估人民币汇率，导致中美贸易存在巨大逆差，造成美国经济失衡。显然，此时似乎又回到了前文提到的那个经典命题，即在世界各国储蓄率明显不同的非均衡状态下，如何实现世界平衡。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从失衡到平衡，掩盖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内部所存在的失衡问题，即储蓄与投资之间以及出口与进口之间的缺口，任何一个过度消费导致储蓄明显小于投资的实体经济缺口，都需要通过进口来补充，而反映在货币层面，则是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来填补。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国家，即需要大量进口一般制造业商品，导致对外贸易逆差，同时又借助于其霸权地位，利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或是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或是通过发行国债将美元回流，以保持国内经济的平衡，不同时期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又一个平衡。

这说明，在美国霸权所领导的世界中，必然存在非均衡状态，实现平衡的路径有两条：一是美国继续保持霸权，但贸易逆差国不断转换，例如在未来即使中国不再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国，那么这些贸易也必然会逐渐转移到东盟国家，而不会改变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局面；二是世界通过在各种平衡转换中实现多元制衡，在削弱美国霸权的情况下，实现更具深度的融合。然而在现实中，上述两种路径都很难绝对实现，更多情况下是在两种路径不断胶着中艰难前行。首发子站：中俄资讯网 来源：俄罗斯学刊

三、合作与竞争共同决定的世界新平衡

显然，在世界新平衡中，最为典型的特征是美国已经从绝对霸权转变为相对霸权。然而，前文的论述主要基于美国霸权存在的假设条件，而要更加清晰诠释其中逻辑还需要充分考虑世界的竞争与合作。

在美国霸权与世界平衡的分析中，存在着两个被抽象掉的假设前提，就是霸权地位能否撼动以及苏东阵营会产生多大影响。尽管美国霸权存在形式会从绝对控制转向相对主导，但其霸权地位仍不可撼动。在现实中，并不意味着美国霸权地位不存在竞争。不仅如此，霸权也并非排斥合作，美国学者基欧汉就曾经详细论述过后霸权时代同样可以通过国际机制实现合作。因此，在讨论世界新平衡时，还必须从合作与竞争视角进行分析。若论竞争，首当其冲的就是冷战时期的苏东阵营，前文提到的世界平衡实质上是西方世界的平衡，并不具备全球化特征。当时的苏东阵营几乎全部游离于美欧平衡体系之外，两极格局不仅造成美苏之间的对峙与遏制，更是在两大阵营之间制造出清晰界限，苏联以及在其领导下的经互会成员，很少与美国和欧共体国家开展经贸往来。这样的世界，实质上是以大西洋为中心，在美国霸权控制下的局部平衡。

20世纪80年代，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不再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国家干预逐渐退居幕后，以现代货币主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席卷全球。在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大规模实行私有化战略，同时较少政府对经济自由的干预，大肆提倡市场原教旨主义。在美国，里根政府同样奉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由此形成了现实中的“撒切尔经济学”和“里根经济学”。不仅在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在美国促动下形成著名的“华盛顿共识”之后，迅速蔓延到其他地区。

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国家纷纷在“欧洲化”目标引领下，开始实行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转型，刚刚独立的俄罗斯也在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等顾问敦促下，启动了此后广为人知的“休克疗法”。在这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冲击之后，原苏东地区可谓断壁残垣，仅仅几年时间，冷战时期两个大国、两大阵营之间的对峙就消失殆尽了。

但是，这种国际格局的重大转变，并不意味着美国全球霸权在增强，实质上仅仅是提升了美国全球的军事和外交霸权而已。在世界经济方面，苏东集团本身就游离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之外，虽然转型后经济集体没落，但由于其并非冲击美国霸权的主要因素，自然也很难起到提升美国霸权地位的作用。应当说，冷战后美国对世界控制的军事力量明显提升，由此在对外战略中具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从这方面来说，对于维护美国霸权地位具有巩固作用，但这种雄厚的军事力量却并没有与其地位相匹配的经济控制地位，这就是前文提到的“相对霸权”。

现在，有必要对霸权的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尤其是相对霸权的发展、演变与特征。应当说，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霸权源自布雷顿森林体系，持续时间大体上为20世纪50—80年代。二战后，美国凭借强大军事和经济力量，处于世界舞台中心位置，对外贸易接近世界总规模的2/3，黄金储备更是雄踞榜首，比重占全世界3/4左右。在国际贸易规则、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能源交易等方面，美国均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加上美国所拥有的雄厚军事力量与之相结合，这就是绝对霸权的表现形式。20世纪70年代后，第二次石油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美元霸权地位也受到挑战，最终在无法克服的“特里芬难题”下，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保持固定比价。20世纪70年代美国不仅在货币领域霸权衰落，贸易领域也在关贸总协定东京谈判后不再具有霸权，唯有能源领域美国可以直接掌控，主要途径是通过国际能源机构和跨国石油企业对产油国施加干预和影响。此后，世界开始进入美国相对霸权掌控的合作与竞争共存的时代，贸易、金融、能源这三个领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特征，美国对前两项控制力在减弱，而对能源的控制则是在增强。

在国际贸易领域，1900—1980年，全球70%—80%商品与服务的产出都集中在欧美，因此欧美无疑主导着世界，而到了2010年，欧美的份额降至大约50%，几乎与1860年的水平差不多。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始终是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尽管在1973—1979年的东京回合谈判，美国具有绝对主导权，这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甚至由于发起人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此也被称之为“尼克松回合”，足可见美国在其中影响力。此后，1986年开始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不仅时间明显延长、范围明显扩大，更为重要的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已经开始逐渐拥有话语权，美国主导能力开始下降。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两轮多边贸易谈判启动之前，都可以看到美国争取对外贸易主动权的动因，东京回合开始之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乌拉圭回合开始之前则是美国为了促进出口而倡导的“广场协议”。这说明，在世界贸易体系之中，美国不仅可以影响谈判方式和条件，而且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调整谈判启动时间。然而，这些优势在2001年开始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却不再是举足轻重的“硬通货”，美国等发达国家遭遇了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联合挑战，多哈回合最终在走走停停中宣布失败，可以看作是美国主导全球化进程受阻的一个重要标志。沿着这个思路分析，可以发现自80年代以来，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逐渐减弱，这是不争的事实。进入新千年之后，各种区域合作协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吉尔平曾经这样描述，“21世纪初的区域化运动几乎遍及天下，除了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几个例外，主要经济大国都是正式区域化协定的成员”。这一波地区主义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逆全球化特征”，美国依靠全球化所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已经面临实质性的全新挑战。因此，美国将全球战略逐步向特定区域转移，最为明显的就是加入“跨太平洋协作伙伴关系谈判”，借此来实现经济上的“重返亚太”或称之为“亚太再平衡”。同时，美国也重新规划了与欧洲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即“跨大西洋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上述两个美国主导的区域合作计划，都遵循着地区主义的发展思路，而不是借助WTO这个发达国家传统控制的多边合作平台，因此表现出明显的“逆全球化”特征。

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美国在金融领域的霸权在逐渐下降，世界金融中心多极化发展使美国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国际金融组织方面同样如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尽管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被美国等发达国家掌控。例如，依据惯例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由欧洲人担任。但不可否认的是，来自国际社会的质疑声音越来越大。

然而，在美国相对霸权中，却有着一个始终表现特别稳定的支柱，就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核心地位。虽然从表面上看，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关键就是美元与黄金脱钩，此后又经历了多次汇率波动。但历经30多年，在世界各国纷纷推行本币国际化发展战略、欧元横空出世等挑战下，却都没有对美元造成实质性冲击。究其原因，恰恰可以对美国相对霸权做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即在贸易、金融等领域霸权逐渐消退之时，由于美国对国际能源领域的掌控，使得美元拥有了一个关键的“名义锚”，并在此基础上继续保持中心货币地位。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的牙买加货币体系，实质上是一种“无体系”货币制度，因为其中既没有规定世界各国货币需要与中心货币保持固定比率，甚至也没有规定具体的中心货币。美元尽管出现衰落，但仍然拥有巨大的“货币惯性”，例如，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的存量美元，作为价值尺度在世界经济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国家以美元为外汇储备，一些国家甚至具有严重的“美元化”特征，等等。因此，美元在这个“无体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世界货币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英镑、马克、日元先后步入国际货币行列，但却无一能撼动美元的核心地位。同时，美国也深知，美元的霸权地位已经受到严峻挑战，单纯依靠“货币惯性”不可能长期保持优势地位。

因此，在美国维护其相对霸权的战略中，在贸易、金融领域的绝对优势失去之后，能源领域成为其极力维护的重点。这里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可控性，二是必要性。所谓可控性，就是美国所拥有的雄厚军事实力，已经无法干涉贸易和金融领域，这种情况明显不同于19世纪英国统治的霸权时期，当时英国可以利用海上军事实力垄断国际贸易。但在国际秩序日渐完善的条件下，这种“军事—贸易”霸权模式，显然无法被美国效仿。金融领域的问题同样如此，美国只能依靠经济手段确保其金融大国地位，其军事霸权无法对之形成保护。然而在能源领域，美国恰好可以利用其军事实力，有效控制世界主要产油国，并通过其掌握主动权的国际能源机构，实现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干预和影响。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秉持“资源民族主义”国家，委内瑞拉、墨西哥、阿根廷先后陷入危机，在“休克疗法”和外国援助下勉强渡过难关，但美国却借此实现了对这些产油国的控制。此外，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近年来出现在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虽然不能认为美国战略出发点就是石油，但却无一例外都强化了美国对于国际石油产地的控制。所谓必要性，就是在美国这种“军事—能源”相对霸权体系中，有一个重要的衍生品，即可以继续维护美元作为世界核心货币的地位。这实质上就是克服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不可能单纯依靠货币惯性保持核心地位的难题，石油成为了美元的“名义锚”。从货币本质上看，在经历金本位制、金块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相当于宣布世界货币进入了纸币、信用货币、电子货币时代，然而货币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客观上却需要具有内在价值，克服这种矛盾不仅需要货币发行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更需要货币本身具有特殊的稳定性。在金属货币时代，贵金属具有存量相对固定、容易保存、具有内在价值等优势，在商品经济发展中演变为货币，因此马克思曾经说过“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意在指商品经济出现后，贵金属向货币演变的客观必然性。与之相比，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一个货币的“名义锚”，则是非石油莫属，因为其同样具有存量相对固定、容易保存、具有内在价值等优势，而紧紧贴在石油价格之上的美元，自然成了独一无二的世界货币。依据这样的逻辑，美国利用自身军事、外交等多重手段，始终捍卫其在石油领域的控制权，实质上就是捍卫了“军事—能源—货币”这样一个相对霸权地位。

在这个美国相对霸权的时代，世界平衡方式得以继续保持，美国仍然位居中心地位，并可以继续保持对外贸易逆差，从一个又一个旧的平衡模式向新的平衡模式转换。同时，世界走入了一个合作与竞争共存的时代，既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不断崛起，也表现为全球化和区域化经济合作不断涌现，更表现为美国霸权不断遭遇新的竞争和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可以说是美国近年来遭遇的最为严峻的挑战，然而作为危机发源地，美国却依然没有改变在世界平衡中的角色和地位，与其所拥有的霸权地位不可谓没有关系。毕竟，同样遭遇主权债务危机挑战的欧洲，无论是影响范围，还是持续时间，都要严重得多。首发子站：中俄资讯网 来源：俄罗斯学刊

四、“俄罗斯动荡”对世界新平衡的冲击与影响

在美国相对霸权所维持的世界新平衡时代，经历了苏联解体、经济衰退、政治混乱的俄罗斯，在新千年之后，逐渐以大国身份重新返回国际舞台。若单纯从经济视角看，俄罗斯无论是对于美国，还是对于世界新平衡来说，都无足轻重，其经济规模显然不具备影响世界新平衡的实力。然而，若从更加广泛的视角来看，俄罗斯的崛起不仅撬动了美国在全球霸权中最为坚实的根基，同时也触动了其最为敏感的神经。

在俄罗斯国家战略中，最能简单而直接概括的应当是“富国强军”，这几个字既是俄罗斯发展战略的核心，也是其与世界关系中最为基本的要素。在“富国”战略中，俄罗斯主要依靠其丰富的能源储备，作为偿还外债以及国家财富积累的最有效途径，为此刚刚上任不久时，普京就曾经说过，“俄罗斯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最近几年国际市场行情良好”。不仅是俄罗斯依赖国际能源市场，反过来俄罗斯崛起也会对国际能源格局产生深刻影响。虽然石油储备不如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但俄罗斯石油产量却始终位居世界前列，天然气产量和出口量均为世界第一。近年来，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市场占据主动地位，“9•11事件”后，中东地区不再是稳定的石油供应者，俄罗斯趁机迅速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能源出口覆盖了欧洲东部、东亚、南亚等地区。俄罗斯还频频运用能源外交策略，将能源优势转化为国际影响力，进而实现大国复兴。在“强军”战略中，俄罗斯不仅继续巩固其传统核大国地位，还迅速成为在世界上可以与美国军事实力相互制衡的重要力量。

仅仅依靠能源崛起，或是恢复了军事实力，俄罗斯并不会对美国霸权产生重要影响。如前文分析，在美国相对霸权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就是“军事—能源—货币”，然而，俄罗斯却在短短几年中迅速成长为一个美国无法通过军事实力干涉或影响的世界能源大国。因此说，俄罗斯既撬动了美国霸权的坚实根基，同时也触动了其敏感神经。显然，美国无法完全控制俄罗斯，而只能选择遏制，在“欧盟—北约”持续东扩中，俄罗斯战略空间已经被不断压缩，但俄罗斯以军事和能源这两枚“硬通货”构建起的国际地位，仍然是美国相对霸权时代的最大心腹之患。

苏联解体后，俄美关系经历了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的发展周期，尽管有很多战略取向方面的对立，但诸如核裁军等谈判仍然得以继续。2014年春天，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不仅俄欧关系出现严重裂痕，俄美关系也陷入“冰点”，加之欧亚地区混乱的局势，这场危机俨然成为深刻影响世界的长期性重大事件。冷战结束以来，两极格局解体给世界带来了多极化发展趋势，然而在科索沃战争之后，美国为首的北约绕过联合国，悍然对主权国家发动军事打击，可以说给世界多极化蒙上了一层阴影。2001年“9•11事件”，是美国本土自“珍珠港”事件后遭受的第一次打击，美国战略开始转向全球反恐，由于需要获得国际社会更多支持，世界多极化趋势再次加速。在所有这些重大事件中，俄美之间真正的较量都没有出现。2008年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之间爆发的短暂冲突，虽然属于涉及军事行为的俄美冲突，但两国并没有兵戎相见。然而在“乌克兰危机”演变与发展中，俄美之间却出现了真实的较量，隐藏着暗流涌动的军事对峙。俄美、俄欧关系恶化以及美欧联手制裁俄罗斯，也必然对世界新平衡产生重大影响。

从美国学界政界所持观点看，基本赞同美国帮助乌克兰巩固主权完整与民主化转型，并继续制裁普京政府和俄罗斯经济，同时强化“北约”对于俄罗斯的威慑力。欧盟最初并没有紧跟美国脚步，而是采取观望态度，毕竟在与俄罗斯经济和能源联系方面，欧洲更加需要俄罗斯。然而，在马航坠机事件发生后，欧盟的态度出现了“大转弯”，几乎立即与美国携手展开对俄罗斯严厉的经济制裁。这种态度和立场的迅速转变，在与俄罗斯相交甚厚的德国方面，表现最为明显。虽然俄罗斯一直通过与德国保持的良好关系，作为维系与整个欧洲关系的重要纽带，但在2014年下半年欧盟展开对俄罗斯制裁时，德国却丝毫没有手软，也没有尝试缓和局面。这说明，在对待“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如何压制俄罗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既存在共同点，也存在差异性。美欧之间对于遏制俄罗斯具有较为一致的态度，这是北约内部很容易达成一致的共同点，无须赘述。然而在差异性方面，欧盟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战略选择，这一点与美国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同。

在欧盟看来，是否压制俄罗斯并非其首要目标，而是希望在确保欧洲安全的前提之下，保持与俄罗斯的良好合作关系。并且，欧盟眼中的“欧洲安全”，并非仅限于“北约”范围，也并非仅限于28个欧盟成员国，而是一个“大欧洲”的安全概念。即在地理意义上的欧洲范围内，都能确保安全，因此囊括了乌拉尔山以西的俄罗斯部分领土，以及黑海、里海以南的独联体国家。从这个角度看，乌克兰恰恰是欧洲安全的边界地带，也是被布热津斯基称之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根本原因。当然，这种支轴作用并非单纯由地理位置决定，也是由于乌克兰一直徘徊于欧盟与俄罗斯之间，才会出现对地缘政治影响如此深刻的意义与作用。当乌克兰对外战略取向模糊时，俄欧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形成了制衡与牵制，此时大欧洲的安全边界处于模糊状态，即欧盟和北约无法实现对黑海南部的绝对控制。而当乌克兰对外战略选择清晰时，即选择向欧盟靠拢，“大欧洲”安全战略同样面临挑战，因为俄欧关系紧张将使得乌拉尔山以西的俄罗斯部分存在更大的安全隐患，所以俄欧关系也是需要欧盟正确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

可以说，欧盟正是出于“大欧洲”安全的考虑，而非单纯打压俄罗斯的目的，才会在制裁俄罗斯的一系列问题上，与美国存在一定差异性。俄罗斯学者也意识到了“大欧洲”概念，在乌克兰军事冲突中，美国为首的北约已经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乌克兰地区，并将乌克兰确定为北约成员以外最为重要的国家，但所引发的俄欧、俄美矛盾加剧，却使欧洲安全陷入被动。因此，欧盟在处理“乌克兰危机”与“制裁俄罗斯”等问题方面，更多地考虑到欧洲本土的安全形势，而并非简单粗暴的制裁。现在看来，这应当是俄欧矛盾明显滞后于俄美矛盾的根本原因。如果确定一个时间节点来说明，那么可以认为在克里米亚公投后，美国立即开始制裁俄罗斯，而欧盟大范围制裁俄罗斯的时间，准确说应当在马航坠机事件之后。

当然，美欧之间存在明显差别，也与其内部政治结构有直接关系。毕竟，欧盟不同于美国这样一个联邦制国家，欧盟内部的很多国家虽然基本将外交权限让渡出来，但一些国家对于“乌克兰危机”却仍然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例如，若论欧盟中距离乌克兰最近的国家，当属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这四个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尽管不断尝试在国际事务中建立统一看法的原则，但在对待乌克兰危机中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却也不尽相同：尚处于融入欧洲的波兰，坚持从乌克兰方向进口能源；斯洛伐克则认为能源进口可以转向欧洲；而已经深度“欧洲化”的捷克，则认为有必要对俄罗斯人停止签证；匈牙利则表现得比波兰更为强硬，认为中东欧国家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应当摆脱欧盟。而美国制裁俄罗斯在程序上则容易得多，只要国内智囊和决策者基本达成共识，就可以大刀阔斧地实施各种制裁措施。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必然会陷入泥潭，但美国总统奥巴马仍然在2014年12月18日签署了支持乌克兰的决议，承诺在三年内提供3.5亿美元军备设施支持乌克兰政府，其中包括反坦克、雷达探测系统和战术侦察无人机等。这些军事设施的超前性，充分暴露出美国在对待“乌克兰危机”方面，积极性远远大于欧盟。至于乌克兰，若要适应北约武器体系和作战技术，在军事技术和财政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乌总统波罗申科在规划加入“北约”时间表时，认为需要一个“五年计划”。

显然，美国在制裁俄罗斯方面，之所以表现得超越欧盟的那般坚决，其深层次原因并非仅仅由于“乌克兰危机”这个导火索。在美国主导世界所依靠的相对霸权体系中，俄罗斯不仅具有潜在的威胁，更为重要的是，后者撼动了美国一直以来所拥有的权威。实质上，美国最为在意的恰恰在于此，其在维护相对霸权体系的全球战略中，最为忌惮的正是俄罗斯雄厚的军事实力与丰富的能源储备。因此，美国在遏制俄罗斯方面，始终是最为坚决的贯彻者，不仅通过北约东扩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扶持乌克兰民主政治转型脱离俄罗斯控制，更是希望从根本上削弱俄罗斯的综合国力，保持其“军事—能源—货币”这个相对霸权体系的稳固。

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能源的地位与作用已经发生根本改变。自“页岩油气革命”以来，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已经不再过度依赖外部能源供应，并且一跃成为世界上重要的能源出口国。因此，作为世界重要能源产地，中东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随之下降，这与美国“阿富汗撤军”、“亚太再平衡”等全球战略转移方向基本吻合，但美国对世界能源格局与能源市场的控制力却不会下降，反而会上升。甚至，作为决定全球能源市场行情的另外一个重要力量，“欧佩克”也必须考虑如何能够在确保全球市场不被压缩和占领的前提下，尽量实现能源收入最大化。因此，尽管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历来以“减产”作为提高石油价格的惯用办法，但在“页岩气革命”的潜在竞争威胁之下，也保持着小心观察、谨慎行事的基本原则。这种情况，无疑加剧了俄罗斯的被动程度，毕竟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外汇积累都需要世界能源价格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如果说，当前“俄罗斯动荡”的直接原因是美欧所实施的制裁，那么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世界能源行情也处于低位徘徊时期。

如果将制裁分为两种，一种是符合自身全球战略发展方向的制裁，另外一种则是与全球战略存在矛盾，美国当前对俄罗斯所实施的制裁显然属于前者。这么做，既可以实现遏制俄罗斯，使其在“乌克兰危机”相关问题上妥协，又可以从根本上削弱俄罗斯在美国相对霸权体系中的潜在威胁。并且在全球能源发展中，同样可以借助于“俄罗斯动荡”，扩大美国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实质上已经大大强化了其“军事—能源—货币”相对霸权，甚至有可能形成一个全新的“能源—货币”霸权模式，而原本部署在能源主产区的军事力量，则可以转移到新的地区，用于实现在亚洲太平洋或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战略利益。

这表明，危机将使乌克兰国内东部武装冲突长期持续下去，已经具有了对峙的发展趋势。更为关键的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制裁俄罗斯方面，将会表现出长期化特征。在俄美、俄欧关系同时陷入僵局之时，后者关系的改善或者是缓和，不仅存在可能，而且其难度将远远小于前者。美国已经将遏制的军事手腕伸向了俄罗斯，并且用经济制裁削弱了俄罗斯，这与其全球战略利益完全一致，因此可以确定，美国“制裁”俄罗斯在短期内不会消失，仅仅会表现为轻重上的变化而已。首发子站：中俄资讯网 来源：俄罗斯学刊

五、“世界新平衡”的未来发展

对于美国主导的世界新平衡来说，最为关键的是美国全球霸权基础，无论是二战后的绝对霸权地位，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相对霸权，美国都会极力保护。而从世界平衡的发展变化中可以发现，美国对于群体国家崛起，一般并不持抵制和打压态度，例如曾经作为美国贸易逆差对象的欧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但是如果美国贸易逆差集中于某一个国家，往往会引起其较为强烈的排斥心理，例如80年代末期美国要求日本签订《广场协议》。因此可以看到，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极力保护其霸权地位不受威胁或挑战，尽量调整世界平衡状态，与遏制其他大国崛起是一贯的。

当前，对于美国来说，无论是出于维护相对霸权地位，还是出于对这种“世界新平衡”的担忧，俄罗斯与中国是首要的遏制对象。概括说，在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美国在亚太地区压缩中国战略空间等一系列重要举措实施后，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已经获得了加强，主导力与控制权都显著提高。在俄罗斯陷入动荡之后，短时间里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僵局“破冰”的可能性不大。同时，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中国也很难成为其伙伴或是盟友。这样，是否意味着中俄之间的合作会显著加深？应当说，从俄罗斯视角看待这一假设，这种想法具有一定合理性，而从中国视角看，却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

具体说，随着“乌克兰危机”局势发展，俄罗斯国内学者对于国家战略取向的分析出现了一个较大的转弯。在较早时期，俄罗斯学者从中俄美三边关系着手分析，认为美国将海军力量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2013—2020年将有60%的美军基地设在太平洋，美国扩大军事存在，对于中国的挤压非常明显，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与美国和中国“等距”，是较为稳妥和有利的态度。显然，这种观点认为在美国压力下，中国将会主动寻求与俄罗斯更多地合作，俄美关系却不会受影响。然而，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美关系似乎已经不再是与中国关系“等距”的态势，俄罗斯开始更加主动地表明与中国开展务实合作的立场。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开始倡导与印度加强合作，范围扩展至整个“金砖国家”。毕竟这个集团占据了世界42%的人口、26%的国土面积、14.6%的GDP。从俄罗斯学界态度的转变，可以看出“俄罗斯动荡”对于其对外战略方向的影响，一个原本希望在世界平衡中寻求主动权的国家，一年多后，已经开始主动寻求合作，应对内忧外患的被动局面。

应当说，中国历来重视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中国所寄予厚望的国际平台看，在“G20”、“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中，都需要得到俄罗斯的支持与配合。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实质上意味着以中美贸易关系为核心所搭建起来的“世界新平衡”，已经在逐渐发生变化，东盟国家经济整体崛起，将会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明显的替代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亚太再平衡”对于中国的压力不可谓不大。中国与俄罗斯这两个被美国视为潜在对手的国家，在亚太问题上联手对抗美国，却明显不可能。对于中国来说，当前最为关键的任务是如何为继续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开展和平友好的周边国家外交工作。中国不会为了俄罗斯的利益，牺牲中美关系，这是中国对外战略中的一个基本准则。俄罗斯学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承认中俄之间不可能结为政治军事同盟，中国不可能由于其他国家而影响到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甚至于俄罗斯向亚太地区挺进还会对俄中关系产生消极影响。从这个视角看，俄罗斯摆脱当前困境的办法，必然包括提高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和存在。尽管这仍然会面临来自美国的竞争与挤压，但与“乌克兰危机”中剑拔弩张的对峙相比，俄罗斯克服起来要相对容易得多。美国插手亚太事务的办法，除了推进“跨太平洋协作伙伴关系谈判”（TPP）、美韩共建自由贸易区等经济手段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抓手就是不断扩大军事存在，其联合军演的主要合作伙伴是日本和印度，实质上是对太平洋和印度洋加强控制。当前俄罗斯对外战略，不仅强调中俄合作，而且也需要从日本、印度、东盟国家寻找突破口。当然，俄罗斯并非强调联合这些国家共同对抗西方国家集团，而是希望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亚太事务，来平衡在欧亚地区的被动局面。在错综复杂的亚太局势中，俄罗斯很难做到既不触及中国利益，又能实现“融入亚太”这一战略目标。

这说明，中国很难达到俄罗斯的预期，联手共同抵御来自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施加的压力。而如果从务实合作的层面看，两国之间经贸合作的空间和领域，必然会随着“俄罗斯动荡”而继续扩大，这一点对于中俄两国来说，应当是“利大于弊”。但是，中俄合作范围扩大，却并不意味着完全符合中国的战略取向。在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中，虽然两国合作具有“双赢”意义，但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竞争关系，尤其是俄罗斯对于中亚地区的态度，无论从历史渊源看，还是从现实利益看，俄罗斯都视其为只属于自己的“小伙伴”。美国曾经提出过“大中亚计划”，之后希拉里在任国务卿期间又“换汤不换药”地提出过“新丝绸之路计划”，甚至还借助于亚洲开发银行这一机构，拉拢和联合中亚国家，但都没有成功。归根结底在于俄罗斯在欧亚腹地所拥有的地缘优势、经济地位和军事实力，具有极强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尤其对大国介入中亚事务，更是敏感和排斥。因此，中俄两国合作加深，并不意味着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中，就可以获得来自俄罗斯的鼎力支持。而从两国竞争角度看，当前国际背景明显有利于减弱竞争程度，但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中，来自于俄罗斯的竞争却有可能更加强烈。毕竟，“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必须巩固和加强对欧亚地区的控制，防止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俄欧、俄美关系陷入历史低谷，对于俄罗斯大张旗鼓地维护其在中亚的战略地位，反而会起到刺激作用。首发子站：中俄资讯网 来源：俄罗斯学刊

六、结语

世界平衡始终围绕着美国霸权地位不断转换，从平衡走向失衡，再走向新的平衡。新千年以来，俄罗斯在“富国强军”目标中崛起后，实质上已经对美国“军事—能源—货币”霸权地位构成冲击。“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联合欧洲国家共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所引发的“俄罗斯动荡”，不仅不会削弱美国霸权地位，反而会使其得以巩固和提升，这意味着制裁很有可能长期化，却不会从根本上撼动“世界新平衡”。但是，在俄美、俄欧关系紧张条件下，随着俄罗斯对外战略的调整，“世界新平衡”会出现微调，大国博弈将会愈发激烈，围绕亚太地区的竞争与合作将会出现明显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有利于为继续深化改革谋求良好外部条件这一基本利益取向，中俄之间合作将会扩大和加深，但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方面，却很难获得俄罗斯的全力支持。首发子站：中俄资讯网 来源：俄罗斯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