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资讯网注：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肖玉秋

　　俄罗斯版《中国通史》由2018年谢世的百岁汉学家齐赫文院士主编,集聚俄罗斯160余位中国历史研究专家,历时5年(2013—2017)倾力编撰而成,由俄罗斯科学出版社出版,是当今俄罗斯汉学的标志性成果。2019年4月,俄罗斯版《中国通史》汉译本翻译项目拉开序幕,预计2023年完成。围绕俄版《中国通史》的编撰、汉译及当代俄罗斯汉学等问题,项目首席专家阎国栋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政治研究与预测中心主任、俄版《中国通史》分卷主编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展开了对话和交流。

　　总结俄罗斯的中国历史研究成就

　　阎国栋:随着翻译和研究活动的展开,这部著作的特点和学术价值也将在中国逐步被揭示。您认为这套《中国通史》有哪些优点和不足?

　　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撰写这部中国通史的目的是为了向俄罗斯社会,首先是俄罗斯的知识阶层介绍中国的历史。这是由俄罗斯科学院主导的学术项目,作者都是中国历史研究专家,为总结俄罗斯中国历史研究成就提供了可能,而不仅限于提供一个中国历史的普及读本。在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是第一卷《中国上古史(基于考古学成果的研究)》和第九卷《改革与现代化(1976—2009年)》。俄罗斯还没有一部讲述1976年以后中国历史的专著。这部著作兼具学术性与科普性,缺少学术注释是它的一大缺憾。针对这一缺憾,我在书中特意标明了所有事件发生的时间和人物姓名,以便读者循迹查证。

　　我认为第一卷学术价值最大,主编杰列维扬科院士利用了考古学的最新成就,他所领导的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许多学者参与了写作。第六卷主编涅波姆宁是一位清史专家,一生都在研究中国这一历史时期。第七卷《中华民国(1912—1949年)》主编是玛玛耶娃,这一卷结构与《剑桥中国史》相似,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显示与苏联时期写作模式的区别。第八卷更像一部个人专著,主要内容来自乌索夫的著述。

　　阎国栋:书中并未完全反映俄罗斯汉学的最新成就,更多是对俄罗斯中国历史研究的总结,这与《剑桥中国史》和《哈佛中国史》有明显差别。

　　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撰写这套《中国通史》的目的是为了普及中国历史知识,因此并未将集中反映俄罗斯汉学家最新研究成果作为根本任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比较缺乏,比如第二卷《战国、秦、汉(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基本上由主编嵇辽拉一个人完成。

　　阎国栋:俄版《中国通史》有一个很明显特征:各卷结构和体例不太统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工程开始前没有制定过编撰原则和体例吗?

　　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在第一次编委会会议上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由于所涉历史太长,且主编和作者的研究各有特点,最后决定由主编自行负责设计本卷结构和内容。当时齐赫文院士只提了一个条件:各卷中必须包括文化内容,当然是广义上的文化,包括文学艺术等。这虽然有可能与俄罗斯前几年出版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在内容上存在雷同,但可以使《中国通史》的内容更加丰富。

　　满足俄罗斯了解中国历史的需要

　　阎国栋:在编撰过程中,各卷主编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各卷主编大多认为应该坚持学术规范,但齐赫文院士认为科普著作没必要进行文献注释。后来,应个别主编的一再要求,齐赫文同意增加注释,但由于工作已经完成大半,甚至有的作者去世了,再加注释不太可能。尤其是第七卷已经提交给出版社,来不及增补注释,因而只能保持统一。

　　阎国栋:齐赫文院士在项目的设计和组织编撰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什么动机促使他启动这一庞大工程?

　　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我想有两个原因,很难说哪个是最主要的。季塔连科院士动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学术力量,并筹措了必要经费,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该著对俄罗斯汉学研究产生了激励作用。这是促使齐赫文组织编撰《中国通史》的原因之一。此外,他是俄罗斯汉学的领军人物,阅历和经验丰富,能够站在人类历史和世界政治的高度审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鉴于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他提出有必要编撰一部《中国通史》,满足俄罗斯社会了解中国历史的需要。这是第二个原因。

　　齐赫文非常关心俄罗斯的汉学研究,在他离世前两三个月,我带着刚出版的第九卷内容前去探望,他提出俄罗斯科学院应该组建独立的中国研究所。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现象,为研究中国而建立一个国别研究所不仅必要,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俄罗斯中国历史研究比西方客观

　　阎国栋:如何评价俄罗斯的中国历史研究?

　　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受俄罗斯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目前的俄罗斯汉学正在经历一个复杂时期。很少有青年人愿意加入到汉学研究队伍中来。我和亚历山大·罗曼诺夫均年过半百,却是所里最年轻的学者。学者老龄化问题在远东研究所最为突出,形势也最为严峻。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还有一些对中国古代历史感兴趣的学者,他们甚至可以无报酬工作。但是,当代中国研究就不那么乐观了,因为多数年龄稍长的汉学家都有自己固定的研究领域,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

　　阎国栋:中国的历史研究正在向更细化和深入的方向发展,尤其是社会史、环境史、经济史等领域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步。俄罗斯学者在这方面有无跟进,或者说有何建树?

　　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研究中国政治史是俄罗斯汉学的传统优势,在共产国际以及早期中共党史研究方面,俄罗斯汉学家做了许多工作。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俄罗斯开始重视对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研究。远东研究所目前有3位学者从事中国环境史研究。此外,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研究也一直在持续。

　　阎国栋:与中国学者的中国历史研究相比,俄罗斯学者的中国历史研究主要创新价值表现在哪些方面?

　　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俄版《中国通史》项目启动之初,齐赫文曾经设想过邀请中国学者参与撰写,由俄方支付一定费用。后来发现向中国作者支付稿酬的想法难以实现。我对20世纪这段历史的感受更加深切。在中国政治历史研究方面,我们有一定的优势,这主要是因为运用了一些与中国学者不同的文献资料,尤其是俄罗斯收藏的20世纪20—50年代关于中国的档案。我们的汉学家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卓有成效,尤其是对中国经济的走向和潜力进行了比较好的研究和预测。与西方学者相比,我们的研究偏见更少,更加注重事实、更加客观全面。

　　阎国栋:您对中国学者的俄版《中国通史》研究有何建议?

　　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我们很想知道中国相关领域学者对这一著作的评价,希望我们的视角和观点对中国的历史学家有所裨益。由于在获取中文文献和阅读中文文献方面有先天不足,我们的研究难免有缺憾,欢迎中国同行进行批评,这将有利于我们共同的科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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