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华侨赴俄这一现象具有政治、经济、生活等多方面原因。早期旅俄华侨由于丧失土地、连年战乱、灾荒、清政府取消封禁政策、俄罗斯远东大开发等原因，为了生存，他们不远千里，采取旱路、水路、水旱相结合或者步行的方式赴俄国务工、经商，完成养家糊口的重任。  

 作者简介：宁艳红（1971-），女（满族），黑龙江黑河人，研究员，从事旅俄华侨研究。

 一、赴俄原因 

本文所限定的时间是苏联十月革命以前的旅俄华侨。华侨赴俄这一现象具有政治、经济、生活等多方面原因。自古以来，中国人家乡观念浓厚，若能解决温饱问题，一生耕耘在故土。是什么力量迫使眷恋故土的中国人背井离乡，到异国去遭受苦难和当地居民及官宦的歧视呢？若不是天灾人祸，衣食无着，他们何忍远离故土，浪迹天涯。对此，列宁在《资本主义和工人移民》一文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毫无疑问，只有极端贫困才迫使人们离开祖国。”[1]

华侨具有浓厚的故乡情结，赴远东大多是季节工。他们大多每年出了正月或者春暖花开期间就背起行囊上路，2、3月间人流达到高峰，4月以后逐步减少，到旧历年前便带着自己的血汗钱踏上回乡之旅。为了养家，他们穿梭往来于中国北方和俄国远东地区，犹如候鸟一样。华侨来自山东、直隶、湖北、满洲里、吉林、辽宁、广东等地，在早期赴俄华侨中，主要来自内陆地区省份和满洲里，以山东人最多，确切地说，“在山东没有一个家庭没有到阿穆尔沿岸地区，到西伯利亚，或到北满的俄国人那里去挣钱的人。”[2]19世纪末20世纪初，山东每年“出佣满蒙俄领之苦力”多达35万人，其中登州、莱州最多，青州、沂州和胶州次之[3]。19世纪80年代赴俄华侨急剧增加，主要有以下原因：  

1.农民丧失土地现象极为普遍。19世纪末，山东省是我国北方人口最为密集的省份之一。该省的面积为65 184平方英里，人口3 900万。山东省土地、丘陵约占总面积的3/5，土壤条件不利于农业耕作，谷地和平原地区人口过剩（每平方英里达1 000-1 300人）。山区的西部、济南的东部和沿黄河北岸居住人口稠密，即使在丰收之年，收获的粮食也不够食用，大批灾民被迫赴外谋生，在俄国阿穆尔边区居住的华侨大多数来自山东省。另外，南方诸省农民丧失土地的现象也尤为严重。土地归富户的大约十分之五、六，以前拥有土地的人，如今都变成佃户。清代后期，满洲贵族和富豪圈占土地或者趁荒歉之年廉价收购、兼并土地现象愈加严重，外国传教士强占民田的事件屡有发生。俄国在东北、德国人在山东都强占大量土地。俄国在东北修筑的中东铁路全长3 000华里，共占地162 400多华晌，在山东，德国从1898年到1902年4年间以青岛为中心共强购地14 000余亩，日德战争前夕又买地4500亩[4]，仅有少数农民分摊到土地，其收获也仅仅能够满足自身的需要。大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佃户或耕丁，他们要承担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并且常常受到“增租夺佃”的威胁。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东南沿海各省农民纷纷涌向沿海荒岛私垦或者出洋做工，北方各省贫民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大批涌向外蒙古和东北的“封禁”地区私垦，还有许多人越过黑龙江、乌苏里江到俄国远东地区从事垦殖、采参或者渔猎生产。

 2.连年战乱。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的沙皇俄国出兵北京时派兵占据东北并大肆进行杀戮和掠夺，1904-1905年在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1914年在山东进行的日德战争都给北方各省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为躲避战争，许多人背井离乡迁徙到东北各地。

3.灾荒频发。据有关史料记载，黄河流域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来，水、旱、雹、风、虫灾从未间断，其中1855年的水灾、虫灾和1905年的水灾波及范围广，山东、直隶、山西灾害最为严重。光绪初年，山西省几乎无处不旱，全省受灾80余个地区，饥民饿死者十有五六，有些村落甚至无一生者。当时有人记录：“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里有余，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大奇灾，古所未见。”同期，河南省“报灾八十七厅州县，待赈饥民不下五六百万”[5]，1914年山东风灾，1915年东北又逢水灾，饥民遍地。1915年4月2日《盛京时报》报道“山东饥民，流离道途，转为乞丐。”同年4月11日报道“客冬天气酷寒，省垣贫民冻馁致毙者触目皆是”。当时的奉天督军张作霖在沈阳设立饥民栖留所，但是因为灾民太多无法收纳，于是下令商工两会捐募款项，警察设立临时救济贫民收容所救济灾民。不久因为经费不足停办，将收容的贫民解散，自谋生计。连年的灾荒和战乱，农民生计荡然，衣食无着，北方各省的饥民有增无减，不得不廉价出售自己的土地，豪绅富甲竞相购置地产，土地状况日益紧张。

 4.清政府取消“封禁”政策。此前，虽然清政府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但是为生活所迫，许多灾民向外逃散，人口迁移频繁，每年都有10多万人逃往关外谋生。清政府无力解决社会矛盾，迫于灾民的压力，为减轻朝廷的负担，同时出于移民实边的政治考虑，逐步取消对“龙兴重地”东北的“封禁”政策，1860年宣布关东向流民开放，1885年吉林省全部开禁。黑龙江省早在1860年已部分开禁，到东清铁路通车后已全部开禁。1902年，奉天省大凌河牧场全部开禁，随后东三省全部开禁，入关不再非法。1860年的《中英北京条约续约》第五款规定“凡在华民，情甘出口，无论单身或携带家属，毫无禁止”[6]。由此国人“出海”禁令被彻底打破，出国变为合法化。由于当时边境空虚、外力侵逼，为了增民实边，清政府从华中、华东和华南加紧向东北边疆地区移民，1840-1850年东北人口从2 537 000人增加到2 898 000人，平均每年增加13.39%；1850-1910年东北人口又从2 898 000人增加到21 582 000人，平均每年增加34.03%[7]。人口激增导致东北土地集中地区农民破产和丧失土地现象不断加重，自由劳动力的数量迅速增长，同时由于封禁政策的取消，这样南方各省大量没有土地和失业的人群纷纷来到东北各地觅工，加之出国的合法化，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进入东北后，继续北上，越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到俄国的远东地区佣工谋生，此间赴俄华侨迅速增长。年轻的华工受土地不足和失业的驱使来到俄国谋生，他们生活节俭，消费水平降到最低点，每年春至秋归赚取的辛苦钱比在家乡多2-3倍。于是，为了生活，出关路上的灾民络绎不绝。据1904年4月8日《北华捷报》记者写道：20年来，“从未见过这样多的人步行流徙”。这位记者数了一下，在35分钟内走过了270人；又20分钟内走过了210人[5]。

 5.由于俄国远东地区大开发，急需招募大批华工。19世纪下半叶，刚刚获得远东地区管辖权的沙俄，面对这片新得手的肥沃土地，为永远占据远东，沙俄政府首先想把它变成一个粮食生产基地，以满足当地俄国居民和驻军的需要，同时还能提供大量余粮，供其进行商业贸易。因此，沙俄政府决定大规模开发远东。由于远东地区人口稀少、劳动力严重缺乏，1861年，沙俄政府颁布了自农奴制改革后的第一个移民法——《俄国人与外国人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移民条例》。规定：“在鼓励俄国人前往该地定居的同时，亦允许外国移民者前往阿穆尔州居住，每户移民最多可领取100俄亩土地，免除兵役10年，免除土地税20年。”[8]移民享有只交付国家土地税和城市税款的待遇。松散的边境制度、拥有土地的机会和专门的税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吉林、黑龙江、山东等省灾民向远东阿穆尔省和滨海省迁徙。自1862年起，每年至少有1000名以上的中国人越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进入阿穆尔州和滨海地区。到1883年，在这一地区定居和短期经商、做工的中国人已超过6万人(吉林省志·侨务卷十一·政事志)。19世纪末20世纪之交，俄国远东与中国东北的人口状况相差越来越大，东北地区人口是远东地区的15倍。虽然俄国实施了一系列吸引本国人和外国人定居滨海省和阿穆尔省的条例，但是效果甚微，进程缓慢。到1869年，由外贝加尔省移至此地的哥萨克男女才1.85万人左右，到1875年，农民也不超过3500人[2]。远东地区开发缺少粮食和生活用品，俄国移民中哥萨克士兵多，农民较少，又不善于耕种，为保证生活供给，急需大量劳动力。俄国占据远东后开始一系列规模巨大的工程建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筑港工程、西伯利亚大铁路、乌苏里铁路的建设以及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数十个金矿的开采、海参崴要塞和港口的构筑和修建，工程量不断扩大，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俄国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在移民输出国的推力和输入国拉力的结合下，促使大批中国劳动力涌入俄国远东地区谋生。

 二、赴俄线路及主要分布

 1.华侨的分布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赴俄华侨主要分布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该地区地域辽阔，人烟稀少，西起后贝加尔，东到滨海省，北起雅库次克，南到黑龙江，总面积达2 376 000平方公里。华侨分布范围极广，漂泊于俄国大城小镇，甚至连遥远的萨哈林岛（即库页岛，原属中国领土，1853年4月被沙俄侵占）和北太平洋上的科曼多尔群岛都留有他们的足迹，绝大部分留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尤其在黑龙江沿岸和乌苏里江沿岸最多，只有极少一部分去后贝加尔或尼古拉耶夫斯克及俄国欧州部分和中亚地区。在黑龙江以北“沿边俄屯内无屯无之，或数十名或二三十名不等”，有的华工娶俄女子为妻，但不入俄籍，被称为“国际游民”[9]。Л·施列克指出，乌苏里地区华侨主要分布在波西耶茨地区、汉克湖周围、苏城地区(玛依河、勤暮河、苏城、松树河沿岸)、乌苏里江上游(大坞避河、乌拉河、挠头沟子和富锦河附近谷地)，整个伊曼地区并一直延伸到西家屯地区、瓦库河谷地带、比金河下游，直到西关和查摩登地区、霍尔河下游塔班多、乌苏里江两岸，尤其是伊曼河入海口附近的后乌苏里地区，沿海岸线到吉利雅克海角的狭长地带[10]。华侨主要居住在土壤肥沃的苏城河河谷及附近地带，随着人口密度增加，迁往大柞树、勤暮河、塔苏渡河、普互苏河和玛依河河流的河谷地带，沿河岸地带向北延伸，华侨人数逐渐减少，在三垛谷和大坞避河两条河流附近人口最多。

 2.华侨赴俄的线路。赴俄华侨按照居住地和旅居地选择赴俄线路，一般分陆路和海陆两种方式。走陆路，由北宁铁路出山海关进入东三省，然后转入俄属东滨海省、阿穆尔省及西伯利亚一带。由赤峰中转陆路达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赤峰码头成为山东短工出发的主要中转站，河北的华工多选择这条路线；走海路，有的从青岛或烟台(河北、山西等地华侨自天津港)乘船至海参崴或转入俄远东其他各地[11]，有的从兴凯湖—乌苏里江，兴凯湖—乌苏里湾，珲春—图们江—海参崴，有的绕道欧洲抵达俄国，十月革命以前旅俄华工中有数万人是经西欧辗转流落到俄国的。

 赴俄线路繁多，交通便利，许多华侨采取陆路和海陆相结合的方式。走陆路的先出山海关沿铁路乘火车到宽城子（今长春），然后转车去哈尔滨。华工在这里集中后，在哈尔滨再选择出国的路线：（1）到后贝加尔的走西线，从满洲里出境。（2）到乌苏里江以东的走东线，或者从绥芬河出境，或者乘船沿松花江—三江口—乌苏里江，再乘火车到俄国境内的伯力。（3）到黑龙江北岸的走北线，或者乘船沿松花江—三江口—黑龙江—从黑河出境去俄国布拉戈维申斯克一带，或者由哈尔滨陆路到卜奎（齐齐哈尔），走讷河、嫩江、黑河，乘船去布拉戈维申斯克，无论水路、旱路，都由黑河去俄国布拉戈维申斯克。（4）从奉天（沈阳）、吉林进入张广才岭，渡乌苏里江去伯力，或者经过珲春和其他位于中俄交界之地进入俄国。大连、营口、安东（丹东）和满洲里则是华侨经陆路赴俄的转运站。俄国政府允许由旱路抵达的华侨在阿穆尔沿岸的伊格纳申诺、列伊诺沃（加林达）、切尔尼亚耶沃、拉德、布拉戈维申斯克、叶卡捷琳娜·尼科利斯卡娅和米哈依洛·谢苗诺夫斯卡娅；在滨海省的克拉斯诺谢里斯基、汉希、波尔塔夫斯基、珲春各海关点，科扎凯维切沃、科兹洛夫斯卡娅、格拉夫斯卡娅村及伯力城等指定地点过境。由海路抵达的在诺沃基耶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苏昌的乌拉基米尔·阿列克桑德廖夫斯科耶村，北奥里基镇及尼古拉耶夫斯克过境[2]。

 山东沿海居民大多走海路，由威海、青岛、烟台乘船去俄境海参崴、双城子、虾蟆塘一带。地处渤海之滨的芝罘(烟台)是当时赴俄华侨的主要集结点，是继哈尔滨后赴俄第二大华工中转站。由于外出华侨多，在华侨必经各港口如龙口、芝罘、青岛等地都设有从华侨身上赚取钱财的代办点、招募处，由他们与俄方用人部门签订合同招募华工并办理出境手续，华工只要向他们交纳护照费、签证费和船费，登船直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由用人部门带到工作地点。华侨出境领取护照需有殷实商人作保，他们远道而来，人地生疏，无从觅保，只好找代办人、包工头代办，他们凭借中介的身份向每个华侨收取约40戈比的代办费用，代办一切出境手续。到俄国佣工的华侨都要借助代办人或者包工头，由他们为每名华侨预支1卢布20戈比左右的护照费用、2卢布25戈比的签证费用、1卢布80戈比从烟台去俄远东地区的船票费用、伙食费用等行程中的一切开销，交涉局内属吏下也趁机索取，收取费用，华侨到达工作地点后，从工资中分期扣除连本带利的借款。有时办理过境手续迁延时日达半月之久，客栈往往又借故拖延以求留宿，有的甚至在边境滞留达月余。流民川资不足，只好典当随身物品，凄苦之情形，目不忍睹。在烟台有十几家这样的代办点、招募处，每年能赚上4000到5000卢布[2]。

 华侨从家乡到俄远东地区佣工花费大约5卢布，这对于出境的贫苦华侨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们大多川资不足，为了节省开支，防备劫匪，只好成帮结伙地徒步奔向中东铁路车站，再从满洲里到俄国远东。大致分为以下九条线路：（1)华侨从珲春出发沿着图们江乘坐帆船抵达日本海，然后到达波西耶特，沿着符拉迪沃斯托克河岸、海岸线漫流而下至奥莉加海湾，走这条路线的人大多为渔民，从事捞海参、螃蟹、海菜。（2）从满洲里翻山越岭步行至乌苏里斯克，沿着什科托福卡河到达乌苏里江海湾。（3）从兴凯湖出发到达列富河，然后沿着列富河到达什科托福卡河的发源地，沿着什科托福卡河到达乌苏里海湾。（4）从兴凯湖出发穿过松阿察河，通向乌苏里江，至大柞树河，抵达卡瓦列罗沃和达利涅戈尔斯克区。（5）经过乌苏里逆流而上至达利涅林斯克，通过黑瞎子岛，到达马利诺夫卡，再通过大柞树河至日本海。（6）从满洲里穿过乌苏里江，去比金河，再辗转至日本海。（7）沿着霍尔河向邱伊河出发，通过锡霍特山隘，最终经水路抵达日本海。（8）沿着阿纽伊河，通过锡霍特山隘至安德烈耶夫海湾。（9）沿着古克河、穆力河和图姆宁河到达皇帝湾[12]。

 每年佣工时节，华侨由熟悉俄境的包工头、代办人带领，沿着这些路线三五成群去俄国佣工，在穿过原始森林的小路上寻找简陋的窝棚和山洞，他们在那里遮风避雨，寻找食物和取暖的柴火。山路崎岖陡峭，还要通过俄国边防军的拦截，尽管困难重重，依旧阻止不了华侨追求梦想的脚步，改变不了他们战胜困难的决心，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穿梭于中俄两国之间。

 1897年后，乌苏里铁路成为从海参崴到伯力最近的通道。1903年，中国东省铁路与乌苏里铁路相连接，从东北的主要城市可以乘坐火车到达伯力。河流也是到达伯力的最佳途径。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在伯力附近的两个地方会合，从东北来的流民可以乘坐捕鱼的舢板从水路到达伯力。19世纪90年代末，随着黑龙江上航运的发展，中俄两国人可以选择乘坐俄国或其他国家的汽轮。由于河运具有季节性，在枯水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河道非常浅，航行会耽搁几个星期。从乌苏里地区通过陆路也可到达伯力，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地带的沼泽地使从东北北部到伯力通行异常艰难。同样，从乌苏里地区到伯力要穿越森林，陆路交通时间长，险境重重，华侨最熟悉的陆上贸易路线是穿过东北北部和乌苏里地区之间的乌苏里江。

 华侨为了生活，才远走他乡，由于出境便利，赴俄线路多而广泛，北方各省及南方一些省份的流民们为了生活大多选择赴俄，这也是旅俄华侨移居国外的一个热点地区且多于东南亚、南北美华侨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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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俄]Е.И.聂斯杰洛娃.俄罗斯远东地区南部的管理体制及中国移民（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M].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大学出版社，2004.

[11]李长傅.中国殖民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346.

[12][俄]索罗维耶夫·费德罗·弗拉迪米洛维奇.资本主义时代俄远东的华人劳务（1861-1917）[M].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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