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个小时的等待后，从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的国际到达大厅B出口走出一群四五十岁、面容憔悴的人，许多人身上穿着廉价的迷彩服，背着迷彩包。站在笔者身边的常乐(化名)低声叫了一声：“妈妈!”人群中走来一个穿黑衣服、个头瘦小的中年妇女，隔着一米高的玻璃护栏跟他抱在了一起。

从伊通来到“老牛圈”

这是分隔了半年之后的重聚。对于常乐来说，时间却长得好像过去了一个世纪。去年年底，常乐的父母，两个来自吉林省伊通县河源镇的农民，意外地得到了一个消息：俄罗斯有个中国人开的农庄，想要雇佣一批中国农民去种地，开出的工资是每人每个月五千块钱，还管吃住。“我们跟韩XX小舅子签的合同。说的是两亩三分地每人，早六点晚六点，零活没有，浇水打药都不用(干)。柿子下来给打款。”和常乐的父母同去俄罗斯打工的周二迁(音)后来告诉记者。

“这工，一个月五千块钱。八个月四万，俩人八万。去掉一万多块钱吃的，(每个人)还得剩三万多。老挣钱了!”带队的农民潘录向笔者仔细分析收入——在去俄罗斯之前他显然曾经多次琢磨过。见记者露出有些疑惑的表情，他赶快补充道：“他管吃的。咱们在那疙瘩吃个零嘴，鸡蛋了，饼干了，咱们得花点。打出来两人一万多块钱吧。”

2015年1月5日，在通过中间人办妥了为期三个月的商务考察签证后，33位伊通农民坐上了前往绥芬河的火车。他们在那里转车前往黑龙江的东宁，然后在东宁入境俄罗斯，飞往莫斯科;再由莫斯科飞往伏尔加河畔的萨马拉州，最后到达萨马拉州的一个农庄。直到他们回到国内，也没有人完全清楚自己究竟在萨马拉州的哪个地区。潘录最后是这样向记者解释他们务工半年之久的地名：“具体哪儿……萨马拉，格尼兹啥，反正菜园子是个牧场，叫老牛圈。”

罚款，赖账，半夜鸡叫

在“老牛圈”，他们见到了农庄的主人，也就是上文提到的“韩XX”，一个来自齐齐哈尔的中国人。在见到韩某的当天，他们的护照、身份证以及随身带的现金便被要求全部上交。尽管仍有些疑惑，但之前听中间人和农庄的其他工人说这都是必须要做的，33位农民便照办了。大多数人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的护照和身份证。能够拿回来的寥寥几个人，则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往韩某指定的账户里打了至少2.5万到3万元人民币。

农民们很快发现，工作远不止“伺候黄瓜和柿子”。原来说的不需要负责浇水和打药的工作，现在全都得自己干。“翻趟，洗苗，栽苗，伺候大棚……”潘录一件一件地数落农民们的工作。

他们每天工作的日程表是：凌晨三点起来下黄瓜，七点半吃早饭，八点再开工;一点钟吃午饭，吃完继续干活，到晚上，晚饭后还要干，直到十点钟;要是夜里蔬菜要装车，还得跟着装车到大半夜。“嘴里嚼着饭就去干活。”同去的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农民说。睡眠不足自然成为了大问题。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农民在浇水的时候，困得一屁股掉到水洼里去了。“站着都能睡着。”其他人纷纷形容道。

住的条件不算好。潘录说：“都是板房，烧着炉子。有电褥子还够暖和，没电褥子会冻得够呛。”伙食也不好。“刚过去都是些冻白菜，主食是大馒头。中期有青菜汤。说七天改善一次伙食。不一定(改善)。也做过红烧肉。”

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也没有跟周围村子里的俄罗斯人接触，33位中国农民就这样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艰辛劳作。这种就像小说《高玉宝》里“半夜鸡叫”片段勾画的痛苦生活，还不是全部。农民们在度过了20天后，又发现了新的问题：钱。

因为劳动量实在太大，常常有每天干不完活的情况。韩某便做出了规定，完不成工作就得罚钱。“我们每天挣一百六七吧，他一天就罚你最少两百。”周二迁说。黄瓜要摘下来，要装车，中国农民干不完，韩XX雇佣当地的俄罗斯人干，然后从农民们的工资里扣款。“等于是我们雇老毛子(俄罗斯人)干活。”。这样下来，连一分钱工资都没有拿到，农民们反而先赔了钱，半年多时间里，单人扣钱最高额达到了三万多人民币。

实际上，就算是没有罚款，农民们照样拿不到一分钱工资。对方说好到俄罗斯后就给农民们的账户上打一万五，“今天说明天打(款)，明天推后天。就这样耍无赖，就是不给钱。”农民们在记者身边越说越愤怒。其实，在前往东宁的火车上，几个认识韩某的“老板”已经向他们透过这个人的底。“说他叫’韩大赖’，从来不给工人开支。”周二迁说。

“他放出话来了，谁在我这儿干活拿过钱的?”

“开会说，看你们谁能飞出去啊?我在这个地方让你谁回不去就回不去。我整死人就像踩蚂蚁似的。”

……

“兰博”式逃离

农民们有过一次罢工，韩某答应给钱，但是随后又继续“耍无赖”。这样下来，农民们都彻底泄了气，起了要回国的心。然而，他们的护照和钱都被韩某牢牢攥在手里，有八个农民还曾因没护照被当地警察发现，差点弄去蹲移民局的监狱。“姓韩的在当地有关系，打通了移民局和法院，又弄回来了。”农民们说。没有办法，农民们只好继续在农庄里干活。

有人劳动强度过大，生病。韩某没有给予任何治疗措施，也不放行。他们在中国的家人按照要求给韩某指定账户里汇款，才拿了护照回国。陆陆续续，有十名老乡通过这种方式回国。其中一个叫谢广营(音)，在蔬菜大棚里干活晕倒，二十多天后才允许回国。“也不知道是脑出血还是半身不遂，抽风。现在回长春治了。”潘录称。

万幸的是，农民们的手机没有被收走，他们通过电话和短信联系上了家里人。家属们在网上找到了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中国志愿者联盟并取得了联系。这是一个2009年成立的华人公益性组织。7月3日，中国志愿者联盟主席许文腾的安排下，一场营救行动开始了。

三名志愿者司机开车从莫斯科出发，马不停蹄赶往一千公里外的萨马拉。23名农民在晚上十点收工后，匆匆收拾了随身的行李，从农庄里悄悄跑了出来。志愿者在晚上11点多就到了，但是双方对道路交通均不熟悉，农民们担心被警察发现，一起跑到山上躲了起来。“像兰博一样。”后来在北京首都机场，前来迎接这些农民的中国志愿者联盟北京负责人许浩说。他又补充道：“蹲了半宿。这半宿还是好的，前面24人在山上呆了三天。”

许浩说的是另外一批遭遇同样困难的中国农民，他们以类似但更加艰辛的方式回到了中国。

清晨六点，志愿者们总算找到老乡们。在带他们回莫斯科的路上并非一路顺利。农民们被奔萨警察局扣留。八个曾经在警察局留下签证案底的农民差点被抓去蹲移民监狱。幸运的是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及时介入，所有人都很快获释。到达莫斯科后，在使馆和志愿者联盟的协调下，妥善安排了食宿。这六天里，许文腾和大使馆密切合作，与家属们保持互动。家属们筹集了相关的救助费用以及路费，把户口本拍好照片，传到许文腾处。“使馆几个小时内办好旅行证，一般都是一周。”许文腾在和许浩用微信联系时说。

7月13日凌晨，23名中国农民终于从莫斯科飞回了北京。他们疲倦、瘦削，手上和身上都留有农药腐蚀或各种过敏留下来的伤疤。许浩包了一辆大巴，准备了足够的饮用水和干粮，经过短暂休息后，将他们送上了回家的旅程。

还有别的人没回来。“四个在那疙瘩，说靠死也要把钱靠回来。他说末了要跟他俩拼命。那玩意儿能不能拼出来也不一定。我怎么劝也不回来。他说回来太磕碜了，钱没拿回来。”潘录对笔者说。按照农民们的计算，他们33人半年的工资欠款，高达八十多万元。

还有一个老工人，潘录称为“老齐”，给韩某干了三年，“欠了二十来万没要回来，腿疼干不了都没回来……”

志愿者许浩说：“原来(我)在俄罗斯工作，遇上救助来回跑的，举不胜举，太多了。法律意识单薄，语言不通，我个人认为还有很多人非法牟利……这种现象确实是有的。责任都是双方的……反正他们受到的待遇，对老人来说是非常残忍。”

“你看到我爸走的时候，一头黑发。现在回来全是白的。”常乐看着他的父亲大口地喝着水，一边对笔者说。

“怎么办?”记者问。

“回来咱们这个官司是必须打的，律师反正我已经找了。”常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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