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千年历史中的东西方之惑（全文）
- 2010-11-13 23:54:23 字数：#HOPE_ContentWords# 俄罗斯研究 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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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最早一批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家的代表恰达耶夫首先明确提出了“西方一俄罗斯一东方”的命题。他在《哲学书简》中写道：“我们这个独特文明的一个最突出的可悲特征是，我们从未与其他民族并肩而行，我们不属于现有人类族谱的任何一个家庭，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虽然恰达耶夫是西方派的鼻祖，推崇西欧天主教世界的哲学、历史和科学，主张俄罗斯摆脱宗教孤立状态，走西欧的路，但他在客观上，首创地将俄罗斯独立于东方和西方，在俄国思想史上首先提出了在东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探讨俄罗斯文化特质的课题，从而进一步明确了俄罗斯思想中的东西维度，或称东西坐标。此后，虽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俄罗斯文化的南北向度，如利哈乔夫提出的“斯堪的斯拉夫”的概念，但终究是比较孤独的声音，没有像贯穿于俄罗斯历史哲学史的“东西说”那样，构成各家各派观点交响中的主旋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恰达耶夫对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冷峻批判完全出于拳拳赤子之心。他对于俄罗斯国家民族的未来有着深切的期盼，希望俄罗斯在人类文明版图上成为堪与历史悠久的东西方文明比肩而立的第三极，藉此证明俄罗斯文化和民族历史使命的特殊意义。恰达耶夫一方面全然否定俄国历史，批评其封闭、孤立，另一方面，又对俄国的天赋使命寄予厚望，认为其独特性蕴含着无限潜能。恰达耶夫历史思想中的这种矛盾性被其后来者发扬光大，在趋同与求异、融入与隔绝两个方向上被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们不断演绎和发展。
19世纪40－50年代，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关于俄国历史、使命和民族性的探讨，就是对恰达耶夫开创的“西方一俄罗斯一东方”课题的延续和发展。关于俄罗斯的历史出路，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西方派对俄国的农奴制予以坚决否定，主张俄国必须走西欧诸国的发展道路。而斯拉夫派则认为，俄国不同于西欧，她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和发展道路，是另一种类型的文明。他们认为农村村社、东正教和专制制度是俄国独有的生存基础，因此对彼得改革前的罗斯加以理想化，认为俄罗斯应该回归传统，恢复被彼得改革强行阻断的俄国宗法制传统。显然，在“西方一俄罗斯一东方”的三相结构中，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争论的核心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一方主张学习西欧发展模式，另一方强调保存民族文化特质。
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争鸣对于俄罗斯的历史哲学和社会思想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别尔嘉耶夫就曾指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世纪之争”密切地关系到俄罗斯思考的永恒主题——东西方问题。而别尔嘉耶夫所生活的时代距今又相隔了近百年，可以说，“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执至今没有得到平息。刘文飞研究员在《伊阿诺斯，或双头鹰》一书中对俄国文学和文化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两派争执的前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伊凡四世和库尔勃斯基的信函之战，余脉则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袅袅不绝，在索尔仁尼琴和沃伊诺维奇的作品中产生回响。可见，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思想早已超出了两派现实存在的历史时间，升华为一种象征，概括成一种思维范式。人们已经习惯用西方派和斯拉夫派来界定在俄罗斯历史上几乎每个阶段都能听到的学习、追随西欧文明和坚持民族文化独特性的两种声音。
19世纪60－70年代，俄罗斯历史思想中的“西方一俄罗斯一东方”问题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标志着俄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始，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然而，俄罗斯思想界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的争论并没有平息，俄罗斯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反而变得更加尖锐。
代表西方派激进一翼的革命民主派继续猛烈抨击俄国社会的不公，在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革命性变革的理论中寻求出路。由于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并未使农民无偿获得土地，一些充满民主主义革命激情的青年人不再寄希望于和平改革，他们开始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组织秘密政治团体，宣扬民粹派思想，企图发动农民革命并以农村村社为基础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
斯拉夫主义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论中得到延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接受革命民主派面对本民族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主张在俄罗斯民族自身传统的框架中寻找更合理的发展模式。他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并在日记中写道：“亚洲……我们有必要关心我们的自我教育，关心我们的独特性，关心我们自己的出埃及记。是的，独立不仅不会使我们成为亚洲人，反而更加使我们成为欧洲人，赢得欧洲人的尊重……在未来我们将作为欧洲本身的合题展现在欧洲面前，展示并为它唤来它的善灵与恶灵，这就是我们的功用，因为我们毫无疑问会在欧洲拥有最终的发言权……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独立。转向东方将是我们进行精神改造和再生的手段之一、推动力之一。我们会彻底摆脱在欧洲的奴隶地位……亚洲和整个亚洲的俄罗斯是一条干枯之根，不仅需要让其进入我们的意识，而且要让它彻底复苏，彻底再生……应当想起我们不是欧洲，我们是亚洲……我们摈弃了狭隘的欧洲主义，不再巴结奉承以求赢得特别的、完全的欧洲人头衔，仅仅是这样一个念头就能赋予我们独立性。”。
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东方”和“亚洲”已经不是恰达耶夫笔下外在于俄罗斯的独立存在，而是“俄罗斯内在的东方”和“俄罗斯内在的亚洲”。这表明“西方一俄罗斯一东方”或“欧洲一俄罗斯一亚洲”三点相连构成的并不是等边三角形，重心明显倾向于俄罗斯与欧洲这条边，俄与欧洲的关系、俄在欧洲的地位才是19世纪俄罗斯历史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述论述中，东方和亚洲的具体指代并不明确，作家所说的亚洲可能是指俄罗斯帝国的亚洲领土，东方可能是指东正教相对于天主教的东方属性，也可能是其他意思；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俄罗斯之所以需要这个“亚洲”、“东方”，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扬眉吐气、理直气壮地“成为欧洲人”，不仅如此，还要“在欧洲拥有最终的发言权”。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长篇小说《群魔》中借沙托夫之口表示：“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也不届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是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在他看来，俄罗斯作为欧洲文明大家庭中的后来者，只有正视、尊重、发展本民族文化中独特的东方因子，突出自己的个性，才能在欧洲真正赢得平等的地位、独立的尊严和超拔的姿态。这正是“西方－俄罗斯－东方”三分式思维模式的微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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