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千年历史中的东西方之惑（全文）
- 2010-11-13 23:54:23 字数：#HOPE_ContentWords# 俄罗斯研究 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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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90年代，一部分俄国知识分子在欧洲无产阶级运动的影响下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时代的“西方派”。而一些具有新斯拉夫派倾向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政论家则转向宗教，希望在东正教中找到俄国的出路。他们提出“俄罗斯理念”，强调俄罗斯人民负有特殊的宗教使命。索洛维约夫指出：“一个民族的理念不是它自己在时间中关于自己所想的东西，而是上帝在永恒中关于它所想的东西”。他提出基督教会合一的思想，提倡俄罗斯文化向西方文化靠拢。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文明陷入了空前危机，俄国的爱国民族情绪空前高涨，于是宗教哲学家们举起了“光明来自东方”的旗帜，宣扬俄罗斯的救世论，相信唯有俄罗斯能够挽救欧洲文明。
高尔基作为坚定的西方派和民主主义者针对这种情况写下了《两种灵魂》(1914)一文。他在文中对比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指出欧洲崇尚理智、研究和行动的力量，而东方重情感胜于理性，爱思辨胜过研究，爱形而上学的教条胜过科学的假设，因而必然导致神秘主义、迷信、悲观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盛行，催生禁欲主义、隐居修行等逃避生活、否定生活的现象。在高尔基看来，俄国人同时具备“两种灵魂：一种来自游牧的蒙古人，他是幻想家、神秘主义者、懒汉……在这个软弱无力的灵魂旁边是斯拉夫人的灵魂，它可以发出美丽明亮的光芒，却持续不久，很快黯淡”。高尔基认为俄国民族心理的几乎所有缺陷都来自东方影响：“这种软弱无力，这种轻易失望、迅速疲惫的才能大概是因为我们是亚洲的近邻，曾经遭受蒙古人的统治，莫斯科公国按照亚洲专制形式组织国家，以及一系列类似的影响。这些影响不可能不将东方心理的基本特征移植给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俄国人民在精神成长方面自然会落后于西方，使心灵失去个性的东方特质自然会在他身上生根。”高尔基试图证明，每当推动社会进步的斗争力衰弱的时候，人类就会转向东方，转向神秘主义，而东方对俄罗斯是致命的，只有西方能够拯救俄罗斯，因此，他呼吁俄国人要和“心理中的亚洲积淀作斗争”。
高尔基的观点引起了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争鸣。后者在《亚洲和欧洲灵魂》一文中批评高尔基还停留在东西方对立的旧意识里，对作为“所有伟大宗教和文化摇篮”的“亚洲东方古老文化”的评价有失公允，对民族特性、理性、浪漫主义、宗教等哲学和文化学概念进行了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处理。别尔嘉耶夫指出，高尔基所说的俄罗斯心灵中的“亚洲积淀”，恰恰在“高尔基式的极端西方派思想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并将其原因解释为俄国传统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的悖论，即“否定俄罗斯和崇拜欧洲是十分俄国的、东方的、亚洲的现象，俄罗斯极端的西方派思想恰恰是亚洲心灵现象”；而斯拉夫派却是“俄国最早的西方主义者，因为他们试图按照欧洲的方式进行独立思考”，而不是单纯模仿西方思想。别尔嘉耶夫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揭示出欧洲自身的矛盾，西方派的偶像已然倾塌，俄罗斯应当具有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对早期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观点加以扬弃，转向“更为成熟的民族自觉形式”，打破“封闭的生存状态”，克服“斯拉夫派的自我满足和西欧派的奴性心态”。
我们看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家、尤其是宗教哲学家眼中，东方已不仅仅指外在于俄罗斯的孕育了“所有伟大宗教和文化”的亚洲古国。索洛维约夫在诗作《东方之光》(1890)中写道：
啊，罗斯!在崇高的预感中
一个骄傲的念头把你萦绕：
你意欲成为什么样的东方：
薛西斯的东方，还是基督的东方?
索洛维约夫笔下的东方显然具有双重意义，它既可能是异教徒的东方，也可能是基督教的东方。索洛维约夫所希冀的当然是“基督的东方”，呼吁俄罗斯笃信基督，实现其肩负的宗教使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文明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一些十月革命后被迫侨居西欧国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自称是“欧亚主义者”，再次发出了“走向东方”的呼吁。作为一个宗教哲学流派，欧亚主义不仅赞美东正教的东方，还大胆接纳异教徒的东方——坦然面对蒙古鞑靼人的桎梏遗留给俄罗斯历史、文化的东方因素，号召将东正教信仰与苏联的国家架构相结合，建成东正教思想统领下的欧亚俄罗斯世界。欧亚主义者强调，“俄罗斯文化既不是欧洲文化，也不是单纯的亚洲文化，更不是这两种因素的相加或机械组合”，而是“与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相抗衡的中间性质的欧亚文化”。显然，欧亚主义者继承了恰达耶夫关于“第三方向”的构想，对传统的“西方一俄罗斯一东方”问题给出了新的答案。他们所说的“走向东方”即是走向俄罗斯，走向俄罗斯的历史使命——建立欧亚俄罗斯。为了突出俄罗斯在欧洲大家庭中的独特性，欧亚主义者极力强调俄罗斯的东方特点和东方因素：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东欧平原是俄罗斯国家的地理发祥地；蒙古鞑靼人在罗斯二百余年的统治对俄罗斯民族心理和国家组织形式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来自拜占庭的基督教东方分支——东正教则是俄罗斯人民不朽的精神支柱。
在俄国宗教哲学界不断探索俄罗斯弥赛亚精神实质的同时，“西方派”列宁学习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首先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设想。布尔什维克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俄国的十月革命还带动了一系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苏联的扶持下，一系列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形成，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冷战。苏联更是一度发展成为超级大国，与美国形成对立的两极，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把18至20世纪看作是俄罗斯学习西方的第二阶段，它涵盖了俄罗斯的近现代史。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学习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那么第二阶段的学习则主要是在世俗层面展开的，体现在军事、经济、艺术、哲学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第一次学习，俄罗斯获得了强大的精神力量；通过第二次学习，俄罗斯国家获得了强壮的体魄。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俄罗斯历史上向西方学习的第二个周期是在第一个周期的基础之上完成的。这是一种先向西再向东、先向外再向内的螺旋运动模式。前一个周期结束时，其成果并未归零。后一个周期的发展是一种叠加的运动过程。俄罗斯第一次西学的成果——东正教思想在国家第二次西化过程中对俄罗斯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各领域发挥的重要影响就是极为有力的证明。
三、第三次西学：从全盘西化改革到未来的再次崛起
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全盘西化改革可谓是俄罗斯对西方的第三次选择。俄罗斯历史上前两次学习西方都大致经历了学习模仿一民族自觉一超越一对立的过程，可以说，均是始于西方，终于东方，最后形成某种独特的东西对峙局面。每一次西学之始都伴随着颠覆性的自我否定，从弗拉基米尔大公对多神教神殿的倾覆，到彼得一世在旧都莫斯科的平叛，莫不经历了凤凰涅槃般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痛苦，甚至血雨腥风。而西学的结果则是引向一种极致的自我确立、自我张扬：“第三罗马说”使俄罗斯在基督教世界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苏联更是曾经成为两极化世界中的一极，并为原已多义的东西方概念添上了意识形态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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