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仍然笼罩在苏联解体的阴云与迷茫之中。一个突出特点是在改革发展关键问题上不断争论，政治分歧的僵局不时出现。政治分歧的出现意味着需要调和与解决。当分歧发生以后，如何避免对抗就成为重要问题。叶利钦时代不仅没能实现社会和解，甚至出现十月流血事件等矛盾激化的恶果。普京执政之后，汲取叶利钦时代的深刻教训，在果敢政治决断的同时，也同样注重政治妥协，从而实现了政治稳定。

政治妥协需要制度安排与机制设计的保障

俄罗斯学者认为，缺乏民主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之中，民粹主义更容易滋生。①民粹主义很难做到充分考虑政治妥协。妥协精神的缺乏，使得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非此即彼的选择惯性占了上风。从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开始，戈尔巴乔夫启动了政治改革的进程。到改革后期，苏联政府和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当局出现对立，实际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最后导致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并没有马上制定新宪法，结果导致叶利钦和最高苏维埃发生分歧，执行机关和立法机关出现对立，国家政治生活中再次出现双重权力，由此发生了1993年十月事件。这一时期俄罗斯内部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是对立的起因，但是国家权力体制之争导致了矛盾的深化。每当俄罗斯存在双重权力时，政治和社会就会出现紧张局面。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宪政制度的确立。

1993年宪法通过以后，俄罗斯最终确立了宪政制度，在此以后尽管也出现过发展道路之争，但由于宪政制度的确立，政治竞争都是在宪政框架内进行的。民主关系到权力怎样获得和保持，宪政关系到权力怎样授予、分散和限制。俄罗斯学者认为，对1993年十月事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是，必须认识到它结束了双重政权，开始恢复政府的有效管理，而且，中央政府重新确立了对地方政府的权威。十月事件及随后的联邦会议的选举，最主要的成果就是推进了行政机构改变执政策略，寻求政府内部的一致，并同地方精英代表妥协。②

俄罗斯在立法权限划分阶段遇到的政治冲突，虽然本质上难以调和，但是从长远来看，成熟民主政府的运作就是要在各种权力之间寻求和谐与妥协，而不是冲突。因此，十月事件之后，在叶利钦倡议下，1994年4月28日，近150个政党和社会团体签署了《社会和睦条约》，成立协商委员会，倡导政治和解意识，表示尊重宪法，以合法方式开展政治斗争。叶利钦希望通过新宪法和《社会和睦条约》来稳定社会，把矛盾消灭在萌芽之中。这是叶利钦时代对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包容政治反对的一次积极尝试。

1995年12月的国家杜马选举和1996年6月的总统大选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的两种情绪。第一是对叶利钦国家治理绩效不甚满意。这导致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左派的胜利。第二是俄罗斯民众也拒绝回到过去，大多数选民支持俄罗斯改革的大方向。叶利钦也因此获得连任。他显然看到了俄罗斯这种相互抵触的社会情绪。尽管叶利钦在与久加诺夫的激烈争夺中第二轮获胜，但是他依然面对强大的反对派和社会分裂的危险。因此，叶利钦政权必须在治国理念上提出一个可以超越各社会阶层的观念，以求实现社会的和谐团结和政局的稳定。可惜，叶利钦时代难以完成这一任务，政治和谐与妥协的整体局面难以实现。

1999年8月，普京以叶利钦接班人的姿态登上俄罗斯的政治舞台。叶利钦留给继任者的财富，正如俄罗斯政治学家米格拉尼扬所说：“叶利钦在离开自己位子时留给自己继承人的，是一个多少已经得到巩固的政权，是社会和政治精英集团的心态已发生有利于加强国家、军队和联邦关系的转折，是已经出现的要结束俄罗斯国家的新封建主义分散状态的决心，是站在弗拉基米尔·普京身后的一个在政治上相对团结的阶层，这批人拥有占压倒优势的行政、信息和金融资源来保证普京可在2000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这里还应加上一种政治资源，那就是杜马中的大多数能支持执行权力机构和克里姆林宫，这种资源是叶利钦总统在他整个执政年代中都不曾有过的。”③

在普京执政的前八年中，他有效地整合了上述政治资源，采取了一系列让国内反对派和西方国家广为诟病的政治举措：以立法与行政分权的原则改组了联邦委员会的组成，建立了设立总统代表制的联邦区制度，通过了总统直接任命或撤换地方行政长官的法律，启动了联邦主体的合并，建立和扶植了强大的政权党。普京用足了宪法和宪法性联邦法律赋予总统的权力，将总统权力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不违背宪法，却游走于法律规范边缘，这种决断与妥协的政治艺术被普京运用得淋漓尽致，而且政治效果明显。普京有效地改善了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关系，既提高了行政效率也提高了立法效率。普京在建立国家的统一的法律空间、打击寡头、重建车臣秩序、控制媒体、改革行政体制、加强反腐败斗争等领域取得的成效，实现了从社会动荡到政局稳定的国家治理，给俄罗斯带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让民众生活大为改善。

可以说，普京吸取了叶利钦时代政治对抗的经验教训，谨慎而又大胆地走出了一条符合俄罗斯历史传统与现实需要的政治发展道路。在基本制度没有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国家大的发展战略和具体的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恰恰是这种变化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带来国富民强。架子还是那个架子，但支撑架子的材质变得更加符合俄罗斯的国情与传统。

2012年普京再次就任总统后，为了应对政治生态出现的新变化，再次注重政治妥协，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扩大政治参与、增强政治竞争性的改革措施。虽然启动了改革，但是在每一项改革举措中都留有后手，国家权力机构没有出现实质性变化。在政党制度上，降低建党门槛，但不允许成立政党选举联盟，这实际上分散了反对派的力量，而且还保留了终止注册机制。在选举制度上，从比例代表制调回混合选举制，但是又在2013年6月将全俄人民阵线改组为社会运动，联合1000多个社会组织，意在争夺未来单一选区的名额。在社会机制上，建立了俄版海德公园，但又修改集会法、非政府组织法等，依靠法律维稳，管理政治公共空间。

在联邦制度上，允许地方行政长官直选，但又规定需要总统审查。2013年又提出由进入地方议会的政党推荐人选，总统从中确定3人，再由议会从3人中选举产生地方行政长官，这进一步加大了对地方的控制力度。从15世纪末形成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开始，俄罗斯一直是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苏联时期的联邦制遵循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但实际上是苏共一党制支撑了联邦制形式下的中央权威。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没有联邦制的传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联邦制是一种全新的探索。普京之所以能解决叶利钦时期地方自行其是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统一俄罗斯党作为普京精心培育的全国性政党是防止地区分裂、巩固联邦统一的核心力量。既然历史上没有传统，现实治理上还在借鉴苏联时期的经验，那么，当前这种民族区域与行政区域原则相结合的联邦制是否缺少一种自我稳定的机制？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直选依然要经过总统审查这一关，保持对地方权力的可控管理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以有限直选为特点的联邦制度改革使分权成为集中的一种手段，这是俄罗斯稳定与发展的独特景观。这些决断与妥协的政治举措，使得俄罗斯国家权力结构没有出现实质性变化，政治体制的控制性依然非常明显，政局也保持了稳定。

总之，普京执政以来的治理举措，诠释了政治妥协的精粹，即政治的艺术体现为在必要与可能之间找到黄金分割点。妥协是一种政治智慧，在俄罗斯当前的政治生态背景下，只有通过协商与互让，才能实现政治的稳定。普京通过设立人民阵线实现大政治的主张也是基于这点考虑。稳定是发展和改善生活的主要条件。2012年12月10日，普京会见他在总统大选期间的代言人团队。面对曾给予他积极支持的各界人士，普京坦言：“绝大多数俄罗斯人不希望革命，希望变革。谁都不希望动荡。大家都感觉到了。”12月20日，普京在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更是毫不讳言：“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稳定。”稳定促进了发展，那么发展为什么就一定需要稳定的局势？在普京看来，这与俄罗斯面临的时代背景和俄罗斯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普京在2012年总统国情咨文中坦言：“进入21世纪的12年里，我们已经做了不少事情。俄罗斯已经走过了极为重要的复兴和巩固阶段。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建立富裕和安康的俄罗斯。未来几年对于俄罗斯和全世界而言都具有决定性甚至转折性意义：全球正在步入大变革甚至是大动荡的年代。”在这个时代和阶段，俄罗斯唯有稳定才能发展。从政治机制层面落实妥协的渠道是俄罗斯政治与社会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的基石。普京深谙政治妥协之道，无论是执政的前八年还是再次就任总统后的举措，既确保了政治妥协的制度基础，又拓展了政治妥协的渠道和工具。

政治妥协需要处理好权力与资本的关系

俄罗斯的国家政治格局确立以后，虽然政治社会形势相对稳定了，但直到2000年普京执政，俄罗斯才提出强国战略。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点关键性因素在于，从1993年到2000年，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的关系没有理顺。叶利钦时代，在资本权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利益分配结构未能实现公平合理，成为影响政治稳定与发展的重要问题。

俄罗斯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金融寡头是在苏联解体前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它既不同于欧美工业革命时期的大企业资本，也有别于新技术革命以来产生的私人财阀集团。这些企业都是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以“平地抠饼”的劲头逐步发展起来的。俄罗斯的金融寡头则从一开始就与权力紧紧捆绑在一起。苏联时期特权阶层在解体前后借助手中权力，在俄罗斯私有化改革过程中大量攫取社会财富，摇身一变成为新俄罗斯的权贵精英阶层。叶利钦依靠家族和寡头造成民怨极深。这对世纪之初执政的普京而言反倒成为了国家治理的机遇。“重要的是正确看待问题的积极方面。俄罗斯社会、政治领导、执政集团和政治领袖们犯下了许多可以预料和不可预料的错误，于是我们便明白了什么不该做。必须吸取教训，走上正确的轨道。我们懂得需要做什么，必须做什么，希望做什么，用什么样的速度去做，然后再做什么。”④

2000年1月13日，普京宣布参加总统竞选。2月25日，俄罗斯《消息报》刊登普京致俄罗斯选民的公开信。普京正式提出了自己的竞选纲领。他指出俄罗斯存在三大主要问题：缺乏完成所开创事业的国家意志和坚定信念；没有严格和公认的规则；对俄罗斯拥有的资源缺乏清醒的认识。这些问题阻碍经济和国家的发展，威胁俄罗斯的进一步生存，继续对它们置之不理比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要危险得多。普京在公开信中提出了强国富民的思想，其竞选口号为“让公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认为，要使俄罗斯摆脱落后局面，应该优先发展的方向是：消除贫困，改善民众生活；保护市场，使其免遭达官显要和犯罪分子的非法侵入；为了国家崇高的民族尊严恢复公民的个人尊严；从国家利益出发制定对外政策。选民将普京提到的优先方面概括为：“打赢车臣战争”、“加强国家地位”、“打击犯罪”、“消灭贫穷”。这些优先方面中至少后三个方面都与打击已经声名狼藉的金融寡头密切相关，因而得到了选民的热烈反应与拥护。这样一来，如何处理金融寡头就成为普京高姿态进行法治建设的标杆。

基本的民主框架不变，但必须处理为所欲为的金融寡头势力。取舍之间的妥协艺术才能显出政治家的智慧。普京刚一上台就开始对这些站在影子里影响俄罗斯政治的寡头们实行法律专政，拉开距离，不允许其染指政权。打击金融寡头的深层次原因，从本质上看，体现的是俄罗斯发展道路之争。普京强国战略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经济。俄罗斯经济结构不改变，中小企业发展不起来，外国投资很难进入，经济不能实现对外开放，最终导致经济改革难以推进。俄罗斯经济要实现快速发展，必须破除金融寡头的垄断。这是经济发展本身的要求。按照普京的思维，他选择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即建立强有力的国家调控机制，发展市场经济。

要协调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体现社会公正，就要解决寡头势力这个“黑洞”，严厉打击寡头对政权的渗透和腐蚀。从政治的角度看，如果政府能够成功地维持更公平的财富分配，民主政府的长期合法性将会得到加强。但是出于稳定国内政治经济局面的需要，考虑到寡头手中资源对国家的特殊影响，又不可能大规模重新审视过去的私有化，那样风险极大。所以，普京处理的方式是又打又拉，警告寡头不要染指政权的同时重新制定游戏规则。这就是普京在处理权力与资本的关系时政治妥协的体现。

当前，俄罗斯这种权力和资本的政治主从关系已经定型，国家政权与私人资本之间的政治互动方式也已基本明确。叶利钦时期国家权力并不直接控制资本，而寡头控制着绝大部分国家财富，1996年10月，别列佐夫斯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亲口承认，金融寡头控制了俄罗斯50%的经济命脉。而且，金融寡头通过资本操控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以一种错位的状态出现，靠交易来实现平衡，这种国家权力和经济基础的错位关系是不正常的现象。普京就任总统后通过一系列调整、改革措施，形成了强力集团控制国家政权的局面，逐渐消除了寡头通过资本控制国家权力的现象。掌握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与掌握资本、财富的寡头集团达成了妥协和默契，资本不再干涉国家权力，同时国家逐步加大对大资本掌控的比例。

正是从打击别列佐夫斯基等寡头开始，普京政府开始妥善处理效率、公平和稳定的关系。客观上说，苏联剧变后俄罗斯政府的改革必然涉及权力、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而这种资源再分配结构是否公平合理就成为政治稳定与发展的重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社会资源分配形成的财富结构始终没有被俄罗斯民众认可。寡头阶层本质上属于分利集团。分利集团形成垄断地位后，保守僵化，决策迟缓，对所有可能威胁到自己既得利益的变革一律排斥，这不仅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利益。普京唯有摆脱叶利钦时代形成的寡头阶层的控制，打破该社会阶层通过资本控制国家权力的弊端才能实现国家的转型与发展。权力与资本的关系是俄罗斯发展过程中难以回避和必须解决的问题。普京时期，政治权力开始占据上风。现在看来，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资本权力，在俄罗斯形成的都是一种垄断性的结构，而这种结构要求俄罗斯实行中央集权式的管理模式。这也是2011年以来，俄罗斯虽然出现了机会窗口，即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对于政权的巨大压力，但是威权政体作为转型的过渡形式并没有向真正的民主政体转变的原因所在。

一点思考：解决政治分歧的关键能力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20多年的发展进程可以分为几个特点鲜明的阶段：叶利钦时期（1991～1999）是大破、大立和大动荡的时期；普京执政的前八年（2000～2008）是调整、恢复和实现稳定的时期；“梅普组合”时期（2008～2012）是应对经济危机、开启全面现代化进程的时期。当前，普京再次执政以后的总统任期（2012～2018）是实现创新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当前这个发展阶段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就是俄罗斯还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高度传统的社会和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都是稳定的，恰恰是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最容易发生动荡。而且，俄罗斯低度政治参与的控制性特点以及政治制度化水平不高的现实，导致其发展前景充满各种挑战。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就不仅仅是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还是一个如何融入当代世界的问题。只有处理好这对关系，才能让政策的合法性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对其他国家产生感召力和吸引力，从而在对外关系上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局面，为国内的改革与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要想实现这一局面，需要具备很多条件，其中，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威权传统源远流长的国家而言，领导人的国家治理能力至关重要。而在国家治理能力中，具备妥协精神与艺术是政治领导人必备的素质。

当分歧发生以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对抗。俄罗斯学者从政权、社会及民主等角度研究民主妥协这个重要问题。⑤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在妥协与一致上存在的问题，与俄罗斯的地域、地缘政治、种族、文化、地区以及其他很多因素有关。⑥不合作带来的后果之一是社会对国家权力机构信任度的下降。从1993年到1995年，在社会对国家权力机构的信任度本来就低的情况下，由于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缺少政治妥协精神，政治生活中不断出现对抗，社会对议会、政府与总统、法院等权力机构的信任度更是逐年下降。⑦同时，这也表明，“俄罗斯宪法体系的主体必须学会按照宪法的规定相互作用。长久以来宪法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宪法必须在政治体系框架中起功能性的基础作用”。⑧从俄罗斯总统制的实际运行看，1993年宪法实施以来的情况表明，所通过的总统权力模式是有力量的和有效的，不过，更好的途径是建立一个有效的非正式机制，一种总统制度的稳定与妥协的机制。⑨

当然，对于民主政治需要的妥协精神要从两方面看待。美国宪政的中心内容是谈判和妥协，这种妥协精神除了具有改革的进步意义以外，还带给美国宪政机制一种惰性。由于只能靠谈判和妥协，不能借助强制来解决问题，使得美国很多利益集团不愿意进行改革，只有到了自己的利益只能靠改革才能维护的时候才进行改革。⑩所以，政治妥协也需要恰如其分，不应该影响社会总体发展。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促进社会政治文化的妥协性，有利于社会逐渐摆脱矛盾与冲突，建立和发展公民社会，并解决民族关系中潜在的和公开的冲突，形成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关系的一致性。⑪

妥协精神需要转轨国家具备深厚的宪政文化基础。在处理政治妥协问题时，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方面，社会发展不能脱离历史传统，割裂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往往造成违反国情的情况出现。“俄罗斯的民主事实上是从上面来的，这是一。在历史范围最短的时期内我们根本改变了整个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这是二。我们所以能迅速地做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首先用法律，甚至是命令实行了自由和民主。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时急剧地超越了社会适应这些自由的能力，历史的必要性剥夺了我们实现渐进化地发展的可能。我们没有时间和资源把改革拖延几十年，并等待社会上和人们的思想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⑫

另一方面，政治转轨的顺利发展需要建立在观念（包括政治文化与心理）的改变基础上。观念的转变往往带来政治制度的本质变化。这也是强国战略的需要。强国战略是普京在2000年执政之初提出的。他在2000年2月的《致选民的公开信》和2000年7月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并让公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公民的富足和幸福是各级政权的主要任务。为了实现强国战略，在政治上，普京整顿政权秩序，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治国理念经历了从俄罗斯新思想到主权民主、普京计划、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变化。在经济上，建立强化国家控制下的市场经济，摆脱危机走向增长，实现转型与发展。在对外政策上，突出务实外交、经济外交和能源外交，加速强军过程，恢复全球性大国影响。俄罗斯的强国战略，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全面现代化，提高人的福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改变民众的一些落后心理观念。这主要是指民众对于“皇权”和权威的崇拜，对国家的过分依赖，总是“相信所有问题都应该由国家解决”。所以，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帮助民众抛弃落后的心理观念，培育自立、自强、自我负责的现代精神和公民意识，实现国民心态的现代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强国战略。

总之，政治妥协精神是政治发展中具有长远意义的问题。从俄罗斯的政治实践看，在实现民主的所有条件中，以妥协解决分歧是非常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妥协是民主程序的核心。

注释

①Мау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реформ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цикл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6, 1996, с. 25-41.

②Кулешов С.В., Аманжолова Д.А., Волобуев О.В. и др.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 Рус.мир, 1997, с. 409.

③［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张达楠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62页。

④В.Третьяков, Россия: Последний прыжок в будущее: Тезисы программы для нов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траны,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4 февраля 2000г.

⑤См. Степанов Е.И. Росс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а и поиск согласия. М., 1998.

⑥Глухова А. В. Почему в России так трудно достигается согласия? - Никовская Л.И. Экономика и Политика в Переход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Кризис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 Э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2000, с. 162.

⑦Gabriel A. Almond, Russell J. Dalton and G. Bingham Powell, Jr, European Politics Today, Longman, 1999, p. 326.

⑧Robert B. Ahdieh, Russia'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Leg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1985－1996,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21.

⑨См. Коммерсантъ, 25 Апреля, 1998.

⑩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11页。

⑪Тимофеев Т.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 и ег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М.: Весь Мир, 1997, с. 127.

⑫［俄］普京：《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Deep Analysis of Political Compromise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ssia

Pang Dapeng

Abstract: Decision-making and compromise at a certain time lays the foundation. Since Putin came to power, he has focused on political compromise in line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Russian political landscape. He not only had free control of the design of the political operation mechanism, but also adhered to strict principles and adopted flexible tactics when he dealt with the power-capital relationship—a central issue in the Russian politics. As a result, this has effectively helped to maintain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social harmony in Russia. Looking at Russia's political practices, among all the conditions for realizing democracy, resolving the differences through compromise is an important one. In a sense, there is no democracy without compromise, and compromise is at the heart of the democratic process.

Keywords: Putin, political compromise, power, capital, system

【作者简介】

庞大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政治、社会与文化。主要著作有《观念与制度：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国家治理（1991～2010）》、《普京八年：俄罗斯复兴之路（政治卷）》、《俄罗斯宪政之路：从叶利钦到普京》等。发表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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