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作者叶柏川 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专治清代中俄关系史，著有《俄国来华使团研究(1618-1807)》。

资料图：圣彼得堡的彼得一世青铜像

    吞并克里米亚、搅动乌东战局、空袭叙利亚恐怖组织，普京用一连串强硬的扩张动作，让俄罗斯重新在世界舞台上活跃起来。从这位克格勃出身的俄罗斯当家人身上，我们多少可以窥见，如谜一样的俄罗斯民族性格。

    毋庸讳言，今日之俄罗斯，早已褪去超级大国的光环，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大不如前。但谁又能真正否认它的存在，无视它沉默忍隐之余的奋力一击呢？

    一个拥有辉煌过去的强大民族的行事风范和文化品格，自有其悠远深厚的历史渊源。且让我们追根溯源，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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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哪怕有一次机会体会俄国的闷热，体会从东南方向吹来的灼热的风，谁要是经历过有时候连着刮几天的俄罗斯的暴风雪，谁要是赶上过俄罗斯雨雪交加的寒冷天，他就会清楚地知道，俄罗斯人的坚忍来自何方。”

    在俄罗斯著名宗教哲学家、思想家伊·伊里因(1883~1954年，代表作《俄国文化的本质与特征》)笔下，“俄罗斯性格”似乎是严酷的大自然赋予的一种宿命。

    俄罗斯人还拥有一个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及生存环境极为匹配的绰号——“北极熊”。这种生长于苦寒之地、身躯庞大的动物，平时看上去憨态可掬，然而一旦被触怒，则会瞬间爆发出超强的杀伤力。

    但世人略知一二的“俄罗斯性格”背后，是否还有不大为外界所了解的另一面呢？

    苦寒之地“熊出没”

    俄罗斯横亘欧亚大陆，地跨寒带、亚寒带、温带，鼎盛时期的沙俄帝国曾占亚欧两洲总面积的42%，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

    有“20世纪的俄国黑格尔”之称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1874~1948年)就说过：“俄罗斯土地的广袤无垠、辽阔广大与俄罗斯的精神是相适应的；自然的地理和精神的地理也是相适应的。”而历史学家乔治·维尔纳德斯基在《俄罗斯的历史》一书中也指出：“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文明都是地理因素的产物。但是，没有哪个民族像俄罗斯那样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如此之大。”

    俄罗斯人的祖先是东斯拉夫人，他们生活在广阔的东欧平原上。东欧平原属于大陆性气候，夏季酷旱，冬季严寒，大部分地区全年一半时间都处于冰天雪地之中，如中部的莫斯科，每年冰冻期达4~5个月，春季4月才开始，10月初即进入冬季。笔者有一次是4月底到达莫斯科，还得穿上厚厚的羽绒服。而另一座著名城市圣彼得堡的冬天，远没有它的夏季那样迷人，整日阴郁潮湿，不见天日，早上八点多了外面还是一片漆黑。你只有身临其境，才有可能更深体会到，伊里因真是所言不虚。

    除了恶劣的气候，贫瘠的土地同样考验着俄罗斯人的意志。俄罗斯虽然森林资源极其丰富，但沙俄帝国时期可耕种的优良土地只有约100万平方英里，不到全部国土面积的八分之一。遇到干旱和饥荒，饿殍遍野的景象不时可见。如1601~1603年因连续旱灾发生全国性大饥荒，据国际上公认较为权威的《俄罗斯史》(美籍学者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合著，有中译本)记载，人们“饥不择食，树皮草根、动物尸体都被塞进肚子，甚至还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仅莫斯科地区就有10多万人死去。难怪19世纪俄国著名抒情诗人丘特切夫(1803~1873年)如此倾诉：“这些可怜的村庄，这片贫瘠的大地，无尽忍耐的所在，俄罗斯人的土地！”

    历次大饥荒(1601~1603年之后，1920~1921年那场同样灾难深重)只是俄罗斯人经历过的不胜枚举的苦难之一部分。别尔嘉耶夫曾感叹“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是世界上最痛苦的历史之一”，因为那中间充满了征服、奴役、灾难与战争。

    长达240年(1240~1480年)的蒙古统治，至今仍是俄罗斯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沉记忆。农奴制持续300余年，到18世纪末期，全国农奴比例达到农民总数约53%。有人统计过，堪称俄罗斯帝国最杰出的沙皇彼得一世统治期间(1682~1725年在位，1694年起掌握实权)，没有战争的日子总共只有13个月，战争贯穿了俄罗斯的历史，其战争文学之高度发达也足以佐证这一点。

    据前引《俄罗斯史》中所述，1917年十月革命过后的几年内，“流行病、饥荒、战乱、屠戮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崩溃，夺去了超过2000万俄罗斯人的生命”。“二战”期间，非官方统计数字披露，俄罗斯又再次损失2000万人口。与革命相伴而来的社会大动荡，以及外敌深入国境的绵延战火，使俄罗斯在大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都未能完全恢复元气——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男少女多的现状即是一例。甚至有种说法，现在的俄罗斯男人“难如人意”，是因为战争使整个国家失去了大量优秀的男性基因之故。

    双重角色 各走极端

    然而也正是严酷的大自然锻造了俄罗斯人的顽强与坚韧，帮助他们承受命运的挑战和折磨。即使生活充满苦难，社会遍布不公，他们依然会选择忍耐。

    颇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沙皇专制时期，俄罗斯境内曾经多次爆发农民暴动乃至战争，但是反抗者们从未以推翻沙皇为根本目的。反之，俄国老百姓习惯于尊称沙皇为“父亲”和“母亲”，宁肯相信所有的不幸是沙皇手下大臣造成的。

    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史上通称的“混乱时期”(1598~1613年)，至少出现过两个打着伊凡四世(1530~1584年，俄罗斯历史上首位正式加冕的沙皇，又称伊凡雷帝、恐怖伊凡)之子德米特里名号的“伪德米特里”。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在位)时期的著名起义军领袖普加乔夫，则自称彼得三世(1862年即位，但被其妻子叶卡捷琳娜二世发动政变杀死)。在这类满是皇家光环的“正统”身份号召下，众多普通民众望风追随。他们对沙皇近乎无条件的崇信，恐怕也是俄罗斯人坚忍性格的极致表现。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前苏联时代长期实施铁腕专政的斯大林，以及新世纪以来纵横捭阖的普京这样的政治强人，为什么一度成为许多俄罗斯人顶礼膜拜的“偶像”。

    近两三年来，俄罗斯内忧外患，经济很不景气，自2014年初至今卢布贬值接近50%，但据笔者居住在莫斯科多年的朋友介绍，俄罗斯民众对现状依然默默忍受，并不太抱怨政府，反而将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归功”于老冤家美国人。

    尽管俄罗斯人甘心忍受日常生活的种种不如意，面临外敌武力入侵时却决不妥协，“北极熊”看似粗苯迟钝的身躯内蕴藏的巨大能量，遇到绝境总能突然迸发。17世纪初波兰、瑞典的武装干涉，1812年拿破仑大军的长驱直入，20世纪上半叶两场世界大战，每一次都几乎将俄罗斯民族逼至生死存亡的关头，但他们总能绝地反击，化险为夷。当年打遍大半个欧洲无敌手的拿破仑曾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我们占领基辅，就抓住了俄国人的脚；占领莫斯科，就会击中俄国人的心脏。纳粹狂人希特勒也曾夸下海口：三个月内灭亡俄国(苏联)。最后结局如何，无须细说了。

    从另一方面讲，俄罗斯备受外敌侵略欺凌的历史，又与它持续数百年不断开疆拓土的扩张行动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让“俄罗斯性格”更加复杂难测。

    前文提到，俄罗斯人的祖先东斯拉夫人生活的东欧平原，地形单一，四面开放，缺少天然屏障，作为亚欧分界线的乌拉尔山久经风化，无法起到地理阻隔作用。这既让东斯拉夫人容易遭受南方游牧民族的攻击，又使得他们更多地倾向于无限性，头脑中缺少明确的“边界观念”。加上常住地气候严寒，土地贫瘠，无所留恋，精神上也就更倾向于开拓进取。这跟长期生活在中原农业发达地区，因而“安土重迁”的中国传统小农思想，形成鲜明对照。

    既然地理环境开放，没有什么边界概念，对于俄罗斯人而言，打到哪里，哪里就是边界。自15世纪后期逐步摆脱蒙古人统治起，以莫斯科大公国为核心的俄罗斯，先后兼并了金帐汗国分裂成的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西比尔汗国。

    1581年，一个叫叶尔马克的逃犯，在大地主兼盐商斯特罗干诺夫家族的支持下，率领一小队哥萨克向东越过乌拉尔山，率先为第一位沙皇伊凡四世开疆拓土。

    中俄领土之争：实地与虚名

    当叶尔马克的捷报传到伊凡四世耳中时，沙皇赦免了他，并正式给予其资助。在西伯利亚山林中穿行的哥萨克们，也被后世的俄国历史学家冠以“新土地开拓者”的称号。短短58年后，到1639年，俄国人已经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直抵太平洋沿岸。湍急的河流，密布的丛林，严寒的天气，都无法阻挡这群来自万里之外的征服者的脚步。

    1643年，以波雅尔科夫为首的哥萨克闯入黑龙江流域，与行将入主中原的清政权属民发生冲突，此乃俄中双方史上第一次直接交锋。顺治皇帝时期(1644~1661年)，清朝军队肃清了黑龙江中下游的哥萨克，但俄国人很快卷土重来。直到台湾郑氏政权归降(1683年)之后，康熙皇帝才有余暇，以精锐之师对急速东进的俄罗斯作出强力回应，遂有众所周知的两次雅克萨之战(1685~1686年)与《尼布楚条约》(1689年)。

    将中国人传统的“天下观”与俄国人的“无边界观”两相对照，更能看到不同生存环境造成的迥异取向。与东斯拉夫人不同，中国人(以汉人为主体)自古以来生活在一个天然屏障环抱的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北部和西北绵延着广阔的草原和沙漠，西南方有喜马拉雅山横亘，东部则是无际的海洋。温暖广阔的平原地区让大部分中国人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他们不需要四出征伐，也很难拥有俄罗斯民族那种天然的扩张性。

    同时，中国长期处于儒家文化圈的中心位置，其文化向外辐射到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地理因素和文化优势使中国形成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大多数时候主宰中原王朝的汉族统治者，将周边的少数民族视为四夷(即所谓“内中国，外夷狄”)，再外围一点儿的小国则视为藩属，他们皆受到中原文化的教化。中原王朝只要求四夷和藩属前来纳贡称臣，倾诚向化，接受“天子”为其名义上的统治者，但并不要求占领和管治其土地。

    相比之下，俄罗斯向来不太强调“中心国”的观念，他们追求的是真实领地的不断延伸。俄国人早期在西伯利亚的拓展过程中，步步为营，建立一座堡寨后，很快驻兵移民，待真正占有后，再向下一个目标挺进。历任沙皇都以开疆拓土为己任，正如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所言：移民和国土的开拓，是俄国史的主题。前后不过三四百年间，俄国从偏安一隅的莫斯科公国扩张成为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便是最好的明证。

    中俄双方对领土认识的显著差别，从两次雅克萨之战的战果中可以明显看出。如第一战清军大胜，在赶走了城内的哥萨克后，没有派兵驻扎，仅仅是毁城而去。不久，俄国人卷土重来，再次占据雅克萨，清军只好再度出击。而在此之前，黑龙江流域索伦部首领根特木尔率领部众逃往俄罗斯控制地区后，清政府则高度重视，严正交涉，要求俄方交人。

    换言之，两国在处理领土纠纷时，俄国秉承“属地”原则，中国人则遵循“属人”原则。不同的文化和政治传统，也深深渗透到各自的外交理念上。时至今日，中国以贸易交好为主要表现的外交模式，不能不说仍多少带有历史上对待外围藩属政权“羁縻政策”(军政控制与经济抚慰相结合)的痕迹，而俄罗斯无论对华还是对欧洲各国的外交，则尤其在意“领地”及所谓“缓冲地带”。

    2007年，俄罗斯学者卢金出了一本书，叫做《“俄国熊”看“中国龙”》，对两国关系有深入分析。在中文语境里，说一个人“熊”，有讥讽其外表唬人、其实胆小怕事之意，但俄罗斯这头“北极熊”，显然不能对号入座。而在西方文化(广义上也包括俄罗斯文化在内)语境里，“龙”是凶猛暴虐的象征，而自称“龙的传人”的中华民族，恰恰又秉承中庸谦让的儒家之道。如此强烈的文化符号反差，也许正是中西方尤其是中俄之间，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诸多误解与冲突的深层根源之一。

    以天下为己任的“上帝选民”

    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品格非常复杂，仅从地理环境、资源争夺乃至历史恩怨等等角度来解释和认知，往往难以完整和全面。别忘了，俄罗斯还是一个拥有悠久的东正教传统的大国。

    世界上曾经有三个民族自称为“上帝的选民”，除了以色列民族、日耳曼民族，还有一个就是俄罗斯民族。

    公元988年“罗斯受洗”，基辅罗斯公国大公弗拉基米尔正式将东正教定为国教。尽管俄罗斯本土的多神教与东正教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是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东正教逐渐成为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精神皈依之所，引导着这个民族的信仰之路。

    15世纪下半叶，莫斯科公国摆脱蒙古人的控制，一步步崛起。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帝国末代公主索菲亚后，莫斯科公国便以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自居，将索菲亚带来的拜占庭圣物双头鹰奉为国徽。伊凡三世之子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在位时，普斯科夫修道院长老费洛伊上书称：

    “虔诚的沙皇注意这事吧！两个罗马衰亡了，第三个罗马——莫斯科屹立着，可是不会有第四个罗马了。我们全体教会在您的强大公国中，现在以笃信宗教而在普天下闪耀着光芒，其光亮胜过太阳；所有东正教王国集结在您的独一无二的公国之中；在整个地球上，只有您是基督教沙皇。”

    从此，“莫斯科——第三罗马”成为俄国的官方学说。其主旨在于，强调罗马帝国和第二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1453年亡于奥斯曼土耳其)皆因对上帝的不忠而灭亡，莫斯科将成为第三罗马，担负起拯救全人类的使命。“沙皇”，也成为自伊凡三世起历任莫斯科大公努力谋求的，证明其为罗马帝国合法继承人身份的称号。因俄语词“Царь”(沙皇)来自于拉丁语“Caesar”的转译，原指古罗马皇帝凯撒。伊凡三世时就用过这个名号，而首位得到东正教主教加冕的俄国沙皇，是其孙伊凡四世。

    统一的俄罗斯民族，也在15世纪下半叶最终形成，这个新的民族对自己有了新的定位。19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作家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群魔》中借人物之口做过如下“定位”：

    “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首要角色，而是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一个民族若是丧失了这种信念，它就不再是一个民族了。然而真理只有一个，因此所有的民族当中只有一个民族可能拥有真正的上帝，尽管其他的民族也各自拥有自己独特而伟大的上帝。唯一‘体现了上帝旨意’的民族就是俄罗斯民族。”

    既然俄罗斯民族唯一体现了上帝的旨意，那么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拯救全人类，由此培育出俄罗斯人的救世情怀与大国心理。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没有停下脚步，提出了“世界革命”的理想，积极输出革命，试图帮助各国无产阶级追随仿效苏俄，以暴力夺取政权，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1919年，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共产国际”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该组织的直接帮助下成立的。20世纪50年代，苏联又一手操办成立了社会主义阵营联盟“华沙组织”，其后苏联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表现出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不能不说是俄罗斯民族宗教使命感和救世情怀的一种“革命化”体现。

    90年代初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后，俄罗斯元气大伤，综合国力大不如前。20多年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及经济集团咄咄逼人的进攻与蚕食，很难继续进行全方位的对抗与反制。但他们内心深处的骄傲和情怀，看起来始终不曾改变，谁也摸不准什么时候会突然从沉默中爆发。

    远的不说，果断应对乌克兰危机，挥师重占克里米亚，又高调介入中东乱局，大举空袭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据点，就处处可以看出“北极熊”那份与生俱来的霸气与强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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