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乌兰巴根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有关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问题，学界做了不少研究和讨论，可以说成绩斐然。这些成果自然为走廊建设提供理论基础、思想引导和实践思路，对三国之间的沟通和各项事宜的顺利达成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纵观前人研究，多从现实入手，集中在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而兼顾历史与现状的贯通研究并不多见。鉴于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战略意义，有必要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对经济走廊的历史基础和现实缘起进行阐释，以增进学界对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地缘政治背景的理解。从历史演进的大维度上讲，中蒙俄经济走廊是在清俄陆路贸易通道和中蒙苏铁路联运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和深化的新时期经贸合作构想。贸易通道、铁路联运和经济走廊一脉相承，各代表一个历史阶段，其中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形成过程、时代背景和地缘政治缘起。

    一、【清俄陆路贸易通道】

    14世纪最后几十年，蒙古霸权垮塌，蒙古大小汗国分立并控制北亚，而在东亚、中亚和西亚先后出现了大明、帖木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各方势力彼此对立仇视，攻伐纷扰，蒙古时期相对和平的局面遭到破坏，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完全断绝。欧亚贸易通道的中断，迫使欧洲国家走上海路冒险，开启了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时代，造就了西欧各国广泛进行海外殖民的局面。

    16世纪末欧亚大陆的西端出现统一的沙皇俄国，17世纪初欧亚大陆东端崛起了满洲清朝。沙俄向东扩张，满洲向西进军，双方在东北亚相遇，进而争夺北亚。后来经过战争与谈判，两国签订条约，瓜分蒙古地区，森林归属沙俄，草原统归清朝。在谈判中，俄方要求通商，经清方允准，写入条约，其结果就是清俄陆路贸易通道的形成。

    清俄陆路贸易通道的形成有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大致可分为尼布楚时代、恰克图时代和满洲里时代，每个时代都跟当时的地缘政治密切关联。

    1689年，清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里除了划界之外，还有一条是允许边民互市。1693年，清朝允准俄方每隔3年来一次北京进行贸易。其后，沙俄每隔3年派一次商队，到中国进行贸易。当时俄国商队走的是尼布楚路线，即由莫斯科（后来是彼得堡）行抵贝加尔湖，渡过贝加尔湖，行抵尼布楚，然后越过边界，越过大兴安岭，最后到达北京。这是一条迂回路线，原因在于，当时喀尔喀三部和准噶尔汗国尚不为清朝所控制，穿行蒙古高原的相对径直的路线无法开通。1690年，喀尔喀正式归附了清朝，但是漠北地区仍为准噶尔汗国所控制，穿行蒙古高原的路线依然无法开通。

    1696年，康熙皇帝亲征漠北，打败准噶尔，次年令喀尔喀迁回漠北，漠北悉为清朝版图。清朝控制漠北草原，为俄清之间开辟蒙古高原路线提供了政治保障。1704年，俄国商队请求取道蒙古高原回国，得到清廷的允准。清廷还规定嗣后俄商往返须经蒙古地方行走，由此，俄清之间开辟了蒙古高原通道。当时，蒙古高原尚无定居城镇，俄国商队出张家口进入蒙古草原后，穿过蒙古戈壁和山区，北抵贝加尔湖。1727年，清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约定边界上设立买卖城，由此，恰克图得以兴建，成为贸易路线上的咽喉。1757年，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库伦图拉河畔驻营，此时桑斋多尔济亲王也奉命驻扎当地办事。由于活佛本人不久圆寂，库伦此次驻营长年没有迁徙，因而开始人物聚集，逐渐发展成为城镇。库伦是蒙古的政教中心，恰克图是商贸重镇，都有重要战略地位。1758年，桑斋多尔济亲王始设库伦南北驿路，后经历代库伦办事大臣的完善，成为清朝管控蒙古地区以及俄清边务的重要官道。恰克图贸易路线的形成，为繁荣200多年的中俄贸易奠定了基础。这条路线上的贸易，无论对沙俄，还是对清朝，乃至对蒙古地区都有重要意义，因此人称恰克图时代。因为通道上的主要大宗商品是中国的茶叶，所以也称茶叶之路。

    1891年沙俄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以连接其欧洲部分与远东出海口。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1895年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的一项是割让辽东半岛。割让辽东半岛不仅对中国造成巨大伤害，还对俄罗斯的远东战略带来威胁，因此沙俄联合法德两国，进行外交干预，逼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面对日本大陆政策的步步为逼，清朝转向沙俄，推行“联俄制日”外交，以寻求安全保障，于是1896年签订《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一项是修建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中东路），其路线设计由满洲里进入中国东北，经过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由绥芬河出境。中东铁路1897年8月开工，1903年7月正式通车。可以说，中东铁路是当时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产物。中东铁路修通后，中俄贸易格局和东北亚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由于铁路运输的压倒性优势，中俄货运从恰克图路线转到中东铁路，满洲里成为中俄最重要的陆路港口。其次，由于中东路强大的经济意义，铁路沿线的商贸活动迅速发展，为日后东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后，由于中东路的战略地位，日俄围绕东北亚的博弈加剧，引发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

    中俄长达200多年的贸易，到20世纪上半叶，逐渐趋于中断。一是因为1930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采取倒向苏联的政策，中蒙之间的贸易关系中断；二是因为1939年的诺门罕战役，满洲里铁路逐渐失去了经济意义。

    二、【中蒙苏经贸互助通道】

    1945年英美苏签订《雅尔塔协定》，拟定战后世界格局，美苏两级称霸的局面基本奠定。美国为了阻止苏联西进，大力扶持欧洲国家，政治上建立联邦德国，经济上实行欧洲复兴计划，军事上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与之争锋相对，在东欧建立8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军事上成立华沙公约组织。美苏两国划分欧洲，进行全面对立，是为欧洲冷战。

    亚洲原本不是美苏两国激烈角逐的场所，然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亚洲地缘政治的变局。

    按照《雅尔塔协定》精神，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派兵解放中国东北，并以三八线为界占领了朝鲜半岛北部。1946年苏联督促中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1946年中国内战爆发，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蒙两国立即表示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同年12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斯大林70大寿庆祝活动，同苏联领导人就世界政治走向交换意见，并为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进行谈判。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1950年 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等文件。这些文件为中苏关系的日益密切和苏联大量援助中国奠定了政治基础。

    1950年6月，朝鲜派兵攻打韩国，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立即派兵介入，中国政府经同苏联商议，组织志愿军入朝作战。经过3年的血腥斗争，中朝军队击退联合国部队，成功保住了朝鲜政权。然而，由于中国派兵参战，引起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导致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政治孤立、军事围堵和经济封锁。亚太地区的政治格局为之一变，陷入政治对立，一方以美国为首，包括日本、韩国和台湾；一方由苏联撑腰，包括中国和朝鲜。这种敌对状态，有人称之为亚洲冷战。由于亚洲冷战的影响，中国陷入孤立，适时做出抉择，采取一边倒的政策，更加坚定地依赖苏联。

    根据1950年的条约以及朝鲜战争的需要，苏联持续十年对华实施援助。苏联的援助包括1950年开始以设备、机械和原材料的形式提供的3亿美元低息贷款、1950-1960年间实施的156项援建项目，还包括派遣技术专家、转让技术、制定经济发展计划，等等。作为对苏联援助的回报，中国向苏联提供了农产品和橡胶等工业原料。当时，中国同苏联的贸易量超过了中国同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贸易量。

    中苏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促使没落20多年的贸易通道再度繁荣。当时，满洲里铁路充当中苏主要贸易通道。满洲里作为中苏陆路港口，成为中俄物流咽喉，以哈尔滨、长春和沈阳为首的东北三省，凭借日本占领时期的基础和近邻长春铁路的区位优势，成为领先国家工业化与经济建设的先驱。

    1952年9月15日，中、蘇、蒙三国政府签定了关于修通中国集宁到蒙古乌兰巴托的铁路、开办三国铁路联运的协定。中国集宁经二连浩特到边界的铁路于1953年5月开工，1955年12月1日竣工；蒙古国乌兰巴托经扎门乌德到边界的铁路，也在1955年底修成。1956年1月3日在中蒙边境举行了铁路接轨典礼，4日中、苏、蒙三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乌兰巴托至集宁铁路建成，开始办理货物联运。中蒙铁路的修通，连接了中蒙苏三国的铁路，成为三国经贸互助的重要运输路线。

    1950-1960年间的中蒙苏经贸互助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对中国初期经济复苏和工业化事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1960年开始的中苏论战导致中、苏、蒙三国关系恶化，三国之间的经济交往逐渐减少，到1964年的时候，中苏贸易量已经不如中西贸易量。1984年，中苏蒙三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同时也恢复了经贸交流。然而，届时中国已经改革开放，转向沿海地区，因此中蒙苏铁路不如从前重要。

    三、【中蒙俄经济走廊】

    1989-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各国和蒙古发生剧变，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土崩瓦解，原受苏联控制的国家和跟苏联关系密切的国家深受刺激，纷纷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融入全球市场。例如，中国1992年彻底改建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进入WTO；俄罗斯从2000年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巴西、南非和印度等国也都在该时期进行了经济改革。这些国家过了头几年的适应期后，经济开始大步前进，综合国力日益增强，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善加利用历史机遇，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随着西方国家与中俄的发展态势发生逆转，新旧势力之间不断发生摩擦，世界格局面临新一轮的重塑。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1993年接纳捷克、匈牙利和波兰为北约成员国，2004年接纳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以及波罗的海三国为北约成员国。2011年开始的叙利亚危机中，西方与俄罗斯产生分歧，双方展开激烈博弈。2013年开始的乌克兰危机，加剧了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矛盾，西方国家采取经济制裁。西方对俄罗斯的军事挤压、政治仇视和经济制裁，迫使俄罗斯转向东方。2014年5月29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次年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坦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虽然是对之前就有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重塑，但是它跟俄罗斯的经济战略正相吻合。

    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的空前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引发了周边国家的种种疑虑和不安。这时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更让局势复杂多变。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周边麻烦频现，中日钓鱼岛争议、中菲南海争议、中印边界争议，都使中国的和平发展面临干扰。尤其是朝鲜频繁举行核试验，韩国引进萨德系统，使东北亚紧张局势空前加剧。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和地缘政治环境的日益不利，促使中国政府根据本国发展需求和国力基础，提出新的外交理念和国际合作倡议。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2014年9月11日，习近平在出席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时提出：“中方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获得俄方和蒙方积极响应。我们可以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将“一带一路”倡议整合，分成六个对外经济走廊。

    中蒙俄三国政府就建设走廊问题多次沟通协商，2016年6月23日，三国在塔什干签署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

    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中国政府在北京举办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3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和13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会上签署了涵盖战略对接、设施联通、贸易畅通、金融合作、民心相通等5个方面的76件大问题和270余件具体项目的协议、协定、声明和备忘录。中国有关部门发布《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愿景与行动》《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等文件，决定定期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立论坛咨询委员会、论坛联络办公室，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成立“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正式开通“一带一路”官方网站。一言以蔽之，中国政府将“一带一路”建设当作国家对外合作的重大举措，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六大对外经济走廊之一，能够联通东北亚国际合作区域和北亚资源富集区域，战略意义十分显著。相比于其它五个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人口稀少，市场容量和经济总量有限，但它也有不少独特的优势条件。其一，中蒙俄经济走廊具有几百年的历史沉淀基础，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对外经贸交流的命脉。其二，中蒙俄经济走廊经过资源富集地区。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是世界上有名的资源富集地区，这些工业产业发展的基础，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资源和能源保障。其三，中蒙俄经济走廊具有和平友好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蒙俄三国没有领土争端，也不会有外力因素干扰。这些都是其它五个走廊无法比拟的。凭借以上几种优势，加上三国之间的紧密协调，中蒙俄经济走廊有望成为区域合作的亮点，为国家和地区带来强大的发展推动力。

    四、【结论】

    通观历史可以发现，国际经济走廊都以一定的世界格局、地缘政治为条件，经过一定的历史积淀逐步形成。在欧亚大陆上，曾经出现过若干个连接东西的跨国贸易通道，前期是穿行中亚沙漠与绿洲的丝绸之路，后来是穿行北亚草地与森林的茶叶之路。这些跨国通道的形成和发展，无不以较为稳定的东西政治格局为基础。

    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设计六大对外经济走廊。跟历史上的经贸通道一样，“一带一路”六大走廊，也必然以现有的世界格局和地緣政治为框架，以既有的历史基础为依托，仰赖国家综合实力，经过长期互动，逐步构建和完善。

    中蒙俄经济走廊是六大经济走廊之一，相比其它五个走廊，它有独特的地缘政治条件和历史沉淀基础。在几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这一方向上先有尼布楚贸易路线，后有恰克图路线，再后有了满洲里铁路和二连浩特铁路，贸易通道由一条变成两条，由水旱土路变成钢轨铁路，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切都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历史基础。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倡议，可以说是对原有经贸通道的重新发掘，是对原有通道赋予新的生命和新的使命。因此，走廊的建设理应看重历史遗产，使新建的走廊成为历史集大成者，从而助力打造长期稳固的国际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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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理藩院为准俄商走鄂尔昆图拉路事致俄议政大臣咨文[M].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1981.

    [2]乌兰巴根.清代库伦南北路驿站考述[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4）.

    [3]张富强.“三国干涉还辽”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外交转折[J].社会科学战线，1997，（2）.

    [4]王宗运.论“联俄制日”外交的形成及其对《中俄密约》的影响[J].西伯利亚研究，2007，（4）.

    [5]沈志华.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上）[J].俄罗斯研究，2001，（1）.

    [6]沈志华.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下）[J].俄罗斯研究，2001，（2）.

    责任编辑：张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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