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一西方”的对立是俄罗斯文化自我意识中极为重要和根本的观念之一，它有着形而上的和地理因素的、神话宗教的和地缘政治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涵义。“东一西方”是人为设定的涵义结构，是人类文化思维的历史产物，其目的是说明世界文化的原始类型(宇宙观)。它作为一对概念范畴，表达了整个世界文化二分法的思维方式。同时，它还表明人类文化这一象征性的整体具有了二元性(由“东方”和“西方”组成)，它由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组成，两者的文化认同模式在很多方面相悖，双方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对立的双方既相互丰富，又相互背反，体现出作为一个复杂整体的世界文化的辨证统一。
　　“东方一西方”这一对涵义范畴鲜明地表达出社会文化和文明的两分法特征：或此或彼，二选其一。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学者、作家、旅行家和文化侵略者进行的对比研究表明，东西方文化之间有一系列涵义上对立的概念：民主(自由、平等)与专制；禁欲主义与神秘主义；科学知识、理性与直觉和体悟世界；变化、发展与静止、停滞；现代化、创新与传统、礼教；个人主义、个性与集体主义、国家；逻各斯与道；积极的改天换地与同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和谐；市场经济和自然经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与无阶级社会、集体主义、共产主义。
　　东方和西方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文明的模式，千百年来两者既同处共存，又相互斗争，或直接或间接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在对立的整个历史进程(不断变化形式及其涵义对立关系)中，竟没有能消除语义和结构上的“并性”，即相互之间的不可变通性和象征意义的(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等等)二律背反性。东西方的文化涵义体系无论如何相左，但它们之间至少在识别原则或既定标准和原则方面相互关联，故而两者就有了可比性(包括那些相互对立的概念)。东方和西方无论多么接近，总是有一些价值观或者标准相互排斥，它们的语义场极端对立。即使在观察或研究同一个文化客体时，也会发现其具有东方和西方因素的矛盾性。
　　东西方的价值和规范体系尽管是人为区分的，但它们的二律背反原则本身却也是显而易见的：两者的矛盾性因互补原则而相互接近，并归于统一，以缓解相互的排斥和斗争，而恰恰又是这种排斥和斗争，使得二元的统一得以维持在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吸引和排斥的双向过程并非统一体内部不同组成部分的两种趋向，而是某种力量的平衡。于是，“作用与反作用相抵”，这种平衡使得双方不可思议地整合在一起，而且双方越排斥这种整合，整合的力量就越强大。虽然内部存在对立，但却是一个整体的文化涵义结构，它建立在语义体系力量平衡的基础上，这种文化涵义结构被称为“对撞”。
　　任何民族文化的自我认识，都或多或少地与其地理环境以及历史形成的世界空间结构和涵义区分观念相关联(首先是一种二元的、对立的，源自世界古老的神话思维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方一西方”的两分法在所有文化中都很普遍且经久不衰，这与亘古以来二律背反的天象有关(日出和日落)。世界大部分文化都不强调东方和西方在涵义上的对立，两种因素相互关联，作为一个整体的涵义背反体存在，体现出二元性(例如普遍存在的二分法，“上一下”、“左一右”、“曲一直”、“前一后”等等)。而俄罗斯文化(它是其他诸多欧亚文化之一)则与众不同。在这里，东方和西方反而独立存在，但又作为各不相同的涵义空间和两个不同的(又不可分割的)观念相互对立。
　　最终，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涵义二律背反中形成了阶段性相互替代的定式和趋向：相互的民族文化孤立主义、各种文化之间相对的自治化和相互开放性、一体化；扩张主义、侵略或者效仿；斗争、对抗或者相互补充的对话。东方和西方相互关系的历史发展具有不平衡的律动性：相互的吸引被相互排斥或者相互淡漠所替代，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常常带有危机性。由于存在两分法的思维方式，所以在选择未来发展方向问题上，会产生不可逆转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