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中每一对二律背反的背后，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原本的东西方的两分法，这种两分法是俄罗斯及其文化与东西方，即全人类以及世界文化和文明息息相关的标示。它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全人类性”、“包罗万象性”和整个宇宙。俄罗斯每一个历史文化范式，俄罗斯历史上每一个重要阶段的律动，都与这种双重性论题相关：罗斯受洗、蒙古一鞑靼的统治、“莫斯科第三罗马说”的出现、宗教分裂和“彼得改革”、废除农奴制和俄国革命、苏维埃极权的破产和苏联解体——对于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化而言，其中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意味着文化历史语境的一次更新，意味着文化历史重新获得了全人类性的涵义。
　　但是，无论就民族文明涵义还是宇宙政治涵义而言，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化参与世界“大一统”(Bд.索洛维约夫语)文化的理解并不是一致的。俄罗斯文化及其相对于世界的“外位性”(按照Bд.索洛维约夫的观点，它是与东西方并存的“第三种力量”)，同时也囊括了整个人类(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普世的同情心”)。著名的俄罗斯侨民思想家г.费多托夫把“俄罗斯性”(即俄罗斯民族心态)描绘成椭圆形，具有双中心，这是不无道理的。在心态上，俄罗斯觉得自己既属于西方，又属于东方。它对东西方因素兼容并蓄，它直接“插入”世界人类共同体，尽管它本身具有民族和社会文化多样性的矛盾，是“五彩斑斓的复杂性”的范例(K.列昂季耶夫语)，展现出各种因素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和不可融合性”(A.勃洛克)。就这样，俄罗斯成为一个无形的完整世界，而这个整体就是由东方和西方，或者说是东西方因素叠加而成的。俄罗斯就是“大世界中的小世界”，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类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啻为“多种矛盾的大一统”，一个“完整的世界”。
　　作为一个整体的俄罗斯文化(而且这是一种多民族文化)就其结构和涵义的复杂程度来说，完全可以与世界文化相提并论。一些俄罗斯思想家反思本民族文化的时候，总乐于发现俄罗斯文化中具有世界历史规模和意义的一些现象。这些现象不仅反映并丰富了全人类的文化经验，而且为全人类开辟了新的道路(如伊拉里昂、费洛菲伊、H.果戈理、B.别林斯基、A.赫尔岑、д.托尔斯泰、ф.陀思妥耶夫斯基、H.丹尼列夫斯基、B.索洛维约夫、д.梅列日科夫斯基、H.别尔嘉耶夫等等)。还有一些人认为，俄罗斯文化和社会经验的独特性在于，俄罗斯出色地摆脱了东西方传统。这不仅使俄罗斯在各种民族文化中脱颖而出，而且在世界文化中也独树一帜(如阿瓦库姆、ю.克里扎尼奇、H.卡拉姆津、д.恰达耶夫、H.车尔尼雪夫斯基、K.列昂季耶夫、д.皮萨列夫、B.克柳切夫斯基、B.罗扎诺夫、B.列宁、д.舍斯托夫)。
　　然而，在如何看待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一问题上，这两种观点大体上没有区别：俄罗斯人的弥赛亚意识及俄罗斯人的“叛逆”、俄罗斯的“与众不同”及其“外位性”，这些都纯属它对它在世界上的“特殊性”和“独特性”的自我评判。俄罗斯(以及全俄罗斯)文化的自我认知，说明俄罗斯文明具有自我夸张评价的特性——它分明是在世界历史和全球语境中进行自我评价，把自己同人类整体进行对比。
　　俄罗斯文化存在诸多类似独特的自我评判，这说明，俄罗斯文化一直把自己与全世界文化(或者至少与全欧洲文化)相提并论，把世界文化看成与自己同样伟大的庞然大物；它正是与该“对话者”发生对话关系(与之等同、相似、联合、契合、效仿、隔绝、拒绝、论争、辩驳、疏离、对立、斗争等等)，用本民族的语境、事物、比照、对应物和命运去描绘世界文化。俄罗斯文化与世界文化构成一个统一的涵义建构，一个“超文明的交汇点”，并尽最大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对撞”原则。
　　这样，俄罗斯的和全世界的、本土的和宇宙的、民族的和全人类的各种因素之间，构成了宇宙整体的相互关联又相互冲突的因素。比如，俄罗斯的一些文化名人：几托尔斯泰与ф.陀思妥耶夫斯基、B.索洛维约夫与K.列奥基耶夫、д.梅列日科夫斯基与B.罗扎诺夫、и.布宁与B.马雅可夫斯基等的创作就是这方面的范例：俄罗斯思想有过一系列的派别：约瑟夫派与“禁欲派”、尼康改革派与旧礼仪派(又名旧教派)、浪漫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俄罗斯宇宙派”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俄罗斯的文艺作品亦是如此：经典主义与感伤主义、俄罗斯先锋派(从B.赫列布尼科夫到д.哈尔姆斯)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独具特色的苏维埃先锋派)，它们自然地“结成一对冤家”，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非常对立，作为民族思想整体的两派从不同的角度对矛盾的俄罗斯文化做出完全相反的评判。
　　在千余年间，罗斯一俄罗斯这个过度谱写了一部风雷激荡的民族、社会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史，它在世界历史上堪称一部巨卷，意义尤为重大。其中不可避免地同时记载着“创新”和“灾难”。俄罗斯欧亚大陆是东方和西方的“交汇点”；但这种交汇(以对撞的方式)同时既起着连接作用，又起着分割作用，既使之接近，又使之疏离；这既是冲突，又是联合，既是一体化进程，又有分化趋向——所有这些都在世界文化中体现为“矛盾的统一和斗争”。别尔嘉耶夫首开先河，在文化历史层面对“俄罗斯共产主义”现象，当然还有“俄罗斯侨民”现象进行探索。毫无疑问，这些现象是全球范围内东西方大综合的必然结果。这种大综合在20世纪就已破产。所谓“东西方大综合”，是一个特别的文化论题，是东西方边界地带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试比较与其类似却相对“和缓”的综合方式，如美洲，尤其是拉丁美洲，还有“远东的奇迹”——日本、南韩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