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中山晚年“联俄”以及向苏俄学习的问题，几十年来中外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孙中山给蒋中正的一封信谈起，对孙中山写这封信的背景以及如何更全面地理解“以俄以师”这个口号等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

　　1924年10月初，广东革命政府为处理商团事件准备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鲍罗廷在同蒋中正商议委员会的人选时反对胡汉民、汪精卫加入。蒋中正为此致函在韶关的孙中山，建议革命委员会仍须把胡、汪列入为妥，否则不如暂缓组织。〔1〕孙中山于10月9日复函，指示革命委员会要马上成立，而胡、汪因为对“师俄”已失去信仰，并只“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故不必加入。信中谈到学习苏俄革命经验时有“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的警句。〔2〕因为“以俄为师”这个精练而明确的表述后来实际成了一个政治口号，同时，孙中山在这封信中对胡、汪这两个跟随他多年、在党内有很高地位的主要助手作出相当尖锐的批评，这确实是异乎寻常的，因此，这封信一直是研究者十分重视的文献。

　　引起孙中山写这封信的一个直接原因，大概是因为以胡、汪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上层人士，在处理商团事变的方法上同鲍罗廷（以及共产党人）的严重分歧。胡汉民在1927年5月追述此事时称，他当时要求孙中山“对于此事只听我的话，绝对不听鲍罗廷的话”，孙中山表示同意。即使从胡汉民本人描述他同孙中山对话的情景，也不难看出孙中山的同意是相当勉强的。〔3〕胡的办法是由商团向革命政府提供一笔借款，政府发还部分枪械，发还后商团通电表明拥护政府。孙中山对这个妥协方案并不满意，他倾向于主张对商团采取更强硬和更坚决的措施，苏俄顾问和共产党人也以各种方式劝说他这样做。事实上孙中山也并非只听胡汉民的话。当时，在广东革命政府和国民党内，在对待商团事变的策略上有严重的分歧，而这些分歧又是与国民党内思想、组织的严重分歧有密切联系的。

　　在国民党“一大”之后，一方面是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势下，改组后的国民党初步显示出活力；另一方面，一些国民党人对苏俄、对共产党员的疑忌也在潜滋暗长。从6月起，由邓泽如、张继、谢持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在国民党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的问题实际上同苏俄密不可分，所以，鲍罗廷从北京回到广州后不久，胡汉民、汪精卫就找他讨论国民党内争论的问题。而在6月25日谢持、张继两人以中央监委身分同鲍谈话时更是公开指责说“俄国对中国革命政策，将由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操纵左右也”。〔4〕一些国民党人还担心与苏俄合作以及学习苏俄经验会使国民党失去本来的地位，甚至变成共产党。为了解决党内的纠纷，国民党中央执委7月1日、7日由胡汉民主持的两次会议，主题都是讨论邓泽如等人的弹劾案。〔5〕在7月7日通过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重申三民主义是中国革命运动唯一之根据和途径，最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及环境，对反对共产党的言行则有所批评。〔6〕8月15日至8月23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一届二中全会，主要是讨论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的问题。〔7〕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于8月2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讨论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联络问题》两草案，次日，国民党中央执委全体会议议决接受这两个决议。〔8〕

　　第一个决议重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合法性，又强调三民主义的主导地位，并强调以国民党的党纲、党章和纪律管理党内的共产党人。〔9〕第二个决议决定在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直接同共产国际联系，并处理有关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10〕中央执委会经孙中山“裁可”后发表训令，进一步解释两个决议，训令最后实际上对国、共两党党员都作了告诫。〔11〕显然，孙中山希望尽量调和矛盾以保持党内的团结，但实际上分歧却并没有消除，各方都对这样的结果有所不满。

　　共产党人对中央执委会的决议是不满意的。9月7日，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称这次会议给共产党人“巨大的打击”，认为“孙中山等人口头是中立的……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利用反动分子的反共宣传和压力，以便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共置于国民党领导下，至低限度使中共向他们公开”。陈表示坚决反对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认为“鲍罗廷落入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12〕中共中央的一个决议还批评了参加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及政治委员会会议的鲍罗廷、瞿秋白“走上向国民党中派让步之路”。这个决议提出：“在国民党内除了共产党人以外没有其他左翼，被称为左翼的那一部分国民党人，实际上不仅不是左派，而且可以认为是中派。因为他们的基本观点与行动（如极力利用反动军阀以进行军事行动、回避捍卫工农利益等），完全与右翼的行动相吻合，他们总是与右派妥协压制左派（共产党人）”。〔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