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苏俄革命经验本身是一个整体，正是因为列宁在苏俄建立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党，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为革命的目标并终于实现了这个目标，所以，苏俄的共产党特别有组织力和战斗力，党员也特别有奋斗牺牲的精神。如果脱离了革命理论去学习革命的方法，那就难免产生隔膜。例如，尽管中国与俄国革命的性质不同，但是，如果不承认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制定满足工农群众经济要求的政策，那么，想要像苏俄革命那样深入发动工农群众恐怕是难以做到的，原来的国民党员就是如此，而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比较善于做到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吸收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是使国民党能真正学习苏俄革命经验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据宋庆龄说，孙中山“劝告国民党中悲观或疲沓的人，要他们以共产党人为榜样，像共产党人一样为革命辛勤工作，不怕牺牲”。〔37〕从孙中山对胡汉民、汪精卫的评价，可以反映出，孙中山对依靠国民党原来的系统和原有的老党员学习苏俄的革命经验，并不抱太大的期望。尽管孙中山在感情上和实际上都不能不继续重用这些跟随了自己几十年的老同志，但他也让一些年轻的共产党人担任了重要的职务，以适应开创新局面的需要。

　　孙中山珍视自己的理论体系，也说过主义是不可变更的这类的话，但是，他正视现实，与时俱进，他的思想不断进步，他的理论体系也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使苏俄的若干革命经验在孙中山原有的理论框架中得到体现。现在我们都知道，1923年11月28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提供了蓝本，但决议关于三民主义新解释的内容被写进国民党一大宣言，其重要的前提是孙中山本人的首肯。〔38〕在宣言被通过后，他号召全党“须依宣言而进行”，“把妥协调和手段一概打消”，彻底完成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推倒军阀的革命，他本人也在领导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进一步坚定了学习苏俄革命经验的决心。〔39〕

　　对学习苏俄具体的经验，孙中山也有自己的考虑和选择。在解决农民土地要求的问题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某些思考的过程和思想的发展。孙中山在很早就了解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但一直找不到解决的方法。鲍罗廷来到广州之后，曾通过各种途径劝说孙中山采纳苏俄的方法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孙中山并没有接受。但是，他对土地问题的观点，因学习苏俄的经验以及阶级斗争形势的推动而有所变化发展。1924年7月28日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说，没有提到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只是强调农民要与政府联络，结成团体，他还特意提醒农民不要过早进行反抗地主、商人的活动。〔40〕在8月初所作的民生主义演讲中，孙中山认为中国“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中国没有大地主，只有小地主，“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没有人和地主为难”；他在演讲中所谈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仍是多年前已经说过的自报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等办法。〔41〕这种办法当然不可能解决乡村的土地问题。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廖仲恺和一位共产党员F讨论过中国的农民问题。孙在谈话中肯定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承认国民党“不能与农民成功地接触”；他表示，将要“把迄今在地主手中的所有土地转交给农民”，但农民必须首先组织和武装起来，以后“才能对土地问题实行急进的解决办法”。孙在回答F关于可否在香山实行没收大地主土地这个问题时表示，只要有半年充分的组织准备，就可以转而实行土地改革。〔42〕到了8月21日，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的演说中，公开宣布要仿效俄国的办法，“让耕者有其田”。在讲话中孙中山提到了中国农民在“小地主”的剥削下，比当年俄国的农奴更痛苦。尽管孙中山仍不赞成在没有预备的情况下“就仿效俄国的急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而且表示希望找到“让农民可以得到利益，地主不受损失”的和平解决方法；但也设想必须改变农民在分配中的不公平地位，按地价抽以重税，地主不纳税就要把他的田地拿来充公，令耕者有其田。〔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