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团对革命政府反抗的升级，国民党内的分歧和矛盾因处理商团问题策略的分歧而进一步加剧。滇、湘、粤等军的一些将领、国民党的右派和中派，都主张用妥协的办法解决商团问题。在孙中山表示将以强硬手段对待商团的罢市时，滇军将领范石生很不礼貌地顶撞孙中山，根据商团方面的说法，范石生与另一个滇军将领廖行超联合起来对孙中山实行“半兵谏”，以“实力”迫孙中山与商团妥协。〔17〕范、廖二人还充任“调人”调解广东革命政府与商团的“纠纷”。范、廖二人都是孙中山部下的军官，他们的“调停”本身就是对孙中山威信的损害。支持孙中山以严厉手段处理商团问题的廖仲恺被迫辞去广东省长职务，改由赞成向商团让步的胡汉民继任。孙中山赴韶关北伐后，由胡汉民、汪精卫负责处理商团问题。〔18〕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孙中山做出一些妥协的决定时是很不情愿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受到压力的结果。共产党人则对妥协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主张革命政府发动工农群众，以坚决的手段解决商团问题。在来自左、右两方的影响和压力下，孙中山的决策一再变化。但对商团的妥协换来的却是商团的更加猖獗。形势的发展使孙中山越来越意识到调和妥协政策的失误。商团不仅威胁要罢市，以各种方式攻击孙中山的政策，而且明确地提出要推翻孙中山的政府。效法苏俄“实行共产”是商团攻击孙中山的一个主要内容。广东全省商业联合会致海外华侨的公函攻击孙中山“迹其用心，不外以实行共产为最终目的，观其工团农团，横行市上，任命共产委员五人，省署高悬劳农旗帜，以军警代派共产党传单，……现全粤人民，以为共产实行，则俄国惨祸，可为殷鉴……政府乃以明令暂行取消共产，以为缓和人心之计，独不思孙文与赤俄，早有密约，权利所在，讵肯抛弃？现阳托取消，阴实猛进，一俟筹备成熟，早晚实行，……孙氏既决心引共产党为心腹，与全粤人民为仇雠，我粤人为自救计，唯有拚为最后之牺牲，以与此祸国祸粤之共产党政府，决一死活”。〔19〕孙中山是一位意志坚强而又极有个性的革命家，敌人的攻击和施压往往会使他态度更为坚决。鲍罗廷注意到，在英国向孙中山发出威胁的时候，孙中山“突然向左转”的情况。〔20〕面对英国的大炮，孙中山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宣言，表明决不向英国的威胁屈服和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同样，商团的恶意攻击，也只会使他更看清这次事变的本质而决心采取更强硬的措施。10月7日俄舰波罗夫斯基号载运的第一批俄援军械到达广州，这使孙中山的信心和实力地位大大加强，从而决心一旦商团罢市即采取镇压政策。孙中山10月9日复蒋中正函正是反映了孙中山思想与决策的变化。当然，对党内，孙不可能也不会希望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后来胡、汪两人均加入了革命委员会并继续受到重用，也说明这一点。不过，他在任用胡汉民主持镇压商团叛乱时，一再指示胡“不可一误再误”、“万勿再事姑息”、“不必畏惧外人干涉”，说明他对胡是否能“快刀斩乱麻”还是相当不放心的。〔21〕

　　如果我们把孙中山1924年10月9日给蒋中正复信的各种背景全面考察一下，就特别应该注意到：第一，商团事变对广东革命政府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孙中山越来越认识到妥协调和政策不能解决问题；第二，由于党内甚至在党的高层内思想与行动的分歧，孙中山对国民党缺乏严密的组织纪律、缺乏奋斗精神甚为不满甚至失望。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当然会更为痛切地感到学习苏俄革命经验的必要。他在信中所说的“以俄为师”，主要也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