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信中强调“以俄为师”，是否意味着他主张更全面地向苏俄学习呢？

　　孙中山毕生都在寻求救国真理，从来都十分注重学习外国革命与建设的经验。在晚年，他特别注重学习苏俄。尤其是1923年10月鲍罗廷来到广东之后，同孙中山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这使孙中山了解和学习苏俄经验时有了一个更直接的来源。在鲍罗廷眼中，国民党的状况简直糟透了，“它没有纲领，没有章程，没有任何组织机构”，国民党只关心军事斗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都对孙中山的政府不满，甚至采取反抗行动，孙中山不注意向群众宣传，在党内只是实行“某种开明专制”。鲍罗廷说，他利用各种机会对孙谈“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关于我们胜利的原因，关于在军队的政治工作，关于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他按照苏俄革命的经验为孙中山设计了改组国民党的具体步骤。〔22〕鲍罗廷的描绘或有某些过甚其辞之处，但是，他的到来确实对孙中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在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多次演讲都谈到了向苏俄学习的问题。他根据苏俄的经验号召党员：

　　第一，要把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力量的革命党，靠这样的党来建国、治国。

　　第二，要建立一支革命军，革命不能单纯依靠兵力，党员要协同军队来奋斗。

　　第三，要靠主义的力量，要向群众宣传主义，要改造人民的心理、感化人群。

　　第四，革命党员要抛弃个人的利益，甚至个人的自由平等，要有为主义牺牲的精神。

　　第五，革命党要有彻底革命的精神，要把妥协调和的手段打消。〔23〕等等。

　　然而，毋庸讳言，孙中山对苏俄革命的最主要的两样东西———苏俄政权的政治制度及苏俄党的指导思想，则从来没有表示过要仿效和实行，而且不止一次作过相反的表示。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一开头便称“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24〕以后国民党以各种方式多次重申了这个意思。研究者们都会注意到孙中山在《民生主义》头两讲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话。他在1924年8月3日开始讲民生主义时，党内的纷争正趋白热化。孙中山在演讲中一方面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的圣人”，一方面又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很多批评；一方面称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希望国民党的旧同志不要对共产党有误会，国民党员既是赞成了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一方面又说俄国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中国就更不能。中国实业尚未发达，“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25〕孙中山这样说的一个目的是想说服国民党人以维护党内的团结，但这些话仍反映了他的思想的某些方面。到了1924年11月23日，孙中山在日本长崎答复日本记者关于同俄国亲善会不会使中国制度改变的问题时说，“中国革命的目的和俄国相同，俄国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国相同，中国同俄国革命都是走同一条路。所以中国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孙中山还说，“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26〕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同一个意义”。尽管孙中山在这里对中俄革命的亲善关系作了高度评价，然而，对中国是否仿效苏俄的政治制度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而且他还特地提一下日本，这不能仅仅理解为抵达日本时的客套话。假如全面考察孙中山向苏俄学习的言论和实践，他主要是主张在革命精神、革命方法这个层面学习苏俄，而不涉及进一步的内容。〔27〕他在复蒋中正函中所说的“以俄为师”也是如此。

　　虽然孙中山由于被党内纷争所困扰以及对国民党员不能振作感到失望，在气头上说过抛弃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的话；但他当然不会真的这样做，也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理论体系。以孙中山、国民党名义发布的各种宣言性的文件，都强调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孙中山制定的理论的主导性。他还多次表示过，中国革命也给予俄国积极的影响。在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后，孙中山就认为“俄罗斯之变专制而为共和，全由中国之影响也”。〔28〕他一再称苏俄的革命与三民主义暗相符合。〔29〕1924年1月3日，临时中央执委会复三藩市总支部陈耀垣的信甚至说：“当俄国革命之初，施行共产制度时，确与吾党三民主义不同。至俄国现在所施行之新经济政策，即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吾党之三民主义相同。〔30〕故非吾党学俄国，实俄国学吾党。”“非吾党学俄国，实俄国学吾党”这样的说法，恐怕主要是为了消除华侨对国民党改组的疑虑的一种宣传，在俄国方面大概难以找出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为了维护党的团结、贯彻党的政策，这样说后人完全可以理解。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反映了孙中山对自己理论体系的高度自信，反映了他完全是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去学习俄国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