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对我国借鉴搬用苏联模式的做法作了分析，认为照搬照抄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原因：(1)我国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中国没有专家，只好抄外国的。既然是抄，自己不会鉴别，把苏联的设计用到中国，必然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是生搬硬套的。(2)我们对整个经济建设的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区别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认为苏联的一切都是真理，没有不出错误的道理。(3)我们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不骄傲是我们的优点。但是，这些沉重的精神包袱使我们有些人不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走独创性的道路。(4)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不懂得树立对立面。由于分析方法的错误，对苏联的一些规章制度，产生了教条主义式的工作方法，照搬照抄。

　　第四，明确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任务。毛泽东指出，苏联经验是重要的，我们要借鉴和学习，但不能搞迷信。1954年，他在关于宪法草案的讲话中说：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在这个基础上，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好的东西。可见，自己的经验，是我们的立足点。他特别说：“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第五，科学地阐明了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普遍存在着特殊的规律。列宁早就强调，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来说，社会主义是共同的归宿，但各民族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却是不同的，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色。社会主义革命是如此，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毛泽东经过对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发展了这一思想。1956年8月，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进行修改时，毛泽东加写了很长一段话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写道：“所谓特殊的规律，就是各国的差别点，就是说，各国无产阶级取得执政地位的具体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一党制或者是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制，改造旧生产关系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过渡时期所需要的时间，等等，因为各国不同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会有所差别。而这样的差别，在任何一个不同民族中都是存在的，而在有一些民族中就可能有更多的存在。如果以为有了差别性，就可以否认共同性，是错误的；如果以为有了共同性，就可以否认差别性，也是错误的。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这就奠定了我国独立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的理论基础。

　　三、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探索与创新

　　对苏联模式的质疑与反思，就在于探索并创造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模式，毛泽东一方面调查研究，深入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深入研究理论问题，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纳入理论范畴之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就是通过这样一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逐步提出来的。

　　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的探索和创新，紧紧把握了三个重点：第一，进行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和农村建设调研。如同探索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从农村开始一样，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模式问题仍然从农村开始。1955年，他认真收集和整理了全国各地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材料，并邀请合作社社长到北京面谈。在此基础上于9月份编辑成《怎样办农业合作社》一书，发给中共中央委员和各地负责同志。12月又重新编辑本书，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为名公开出版。这部书尽管保存着历史和时代的痕迹，有些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农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思想。第二，进行工业生产和经济建设调研。1955年12月到1956年1月，毛泽东外出调查，乘火车由京汉、粤汉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随后组织、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并要求工交部门约二百到三百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写出书面汇报。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这部重要著作，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十大关系的分析，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第三，组织开展理论学习和理论研究。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写了关于读书问题的一封信，号召各级干部认真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在此期间，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要求各级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本人尤其是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的典范。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由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组成的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等地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个读书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讨论。毛泽东在这些读书活动中留下了大量的谈话记录和读书笔记，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正是在这些读书活动中，毛泽东认真思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提出了诸如工农业并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