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党风建设方面的错误。主要是官僚主义、党内腐败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是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办事拖拉、缺乏效益、干部只看上级脸色行事、弄虚作假等。腐败现象的表现是从30年代起干部的特权增多了。领导干部实行高薪制并享受名目繁多的补助，享受兼薪及其他各种特权。戈尔巴乔夫时期，上层领导人能以生产成本的1／22的价格买到专为他们生产的不施化学剂和化肥的蔬菜；订做衣服只收成本费的一半；有专门队伍为领导人又快又好地盖住房。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混乱局面中，党的腐败现象更为严重。一部分手中握有支配物资、产品大权的国家官员和管理人员，靠权力、靠关系办公司、拿回扣等等，大发横财，为群众所痛恨。苏联干部的特权、腐化现象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所以反对派代表人物仅仅提出一个反特权口号，并以自己上班不坐小汽车而坐大轿车这一点行动，就为人民群众所拥护。根据1991年民意调查，对苏共失去信心的人，占被调查者64％；另一项调查，有36％的人认为，苏共组织应该解散。当年7月，退党人数已达420多万人。面对干部贪污腐败之风，苏共也曾采取反对措施，但屡禁不止，关键是党内缺乏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

　　第四，在干部政策方面的错误。苏共在几十年中，根据列宁对干部选拔的“民主选举”和“党管干部”的论述，挑选、配备、培养干部，造就了一大批好干部，使苏联有几十年的巩固和成就。但苏共毕竟没有完全建立起一个合理的选拔、配备、培养干部的机制，成为后来戈尔巴乔夫推行其错误路线的历史因素。主要问题，首先是层层委任制、任命制，忽视干部的民主选举原则，加上民主集中制不健全，造成干部任命由少数人说了算，容易造成任人唯亲、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和干部只看上级领导人脸色行事的情况。其次，干部职务的终身制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使干部不注重业绩，只要不犯错误，就可以任职终生；因而造成干部队伍老化，堵塞了年青干部提拔的渠道。第三，不正常的党内争权夺利斗争使苏共高层领导不能顺利交接班。苏共长期以来在干部问题上存在的这些弊端，本应从党内抓起，用加强组织性促进民主化来解决，但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上台之后，却背道而驰地采取两条错误做法，一是大规模的撤换干部，他上台仅半年时间，就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撤换了30名州委第一书记和大批市区领导人，这一级的书记，至1990年7月，被撤换的达92．5％，结果，不少忠于共产主义而抵制戈尔巴乔夫错误路线的干部被撤换下来。二是以“民主化”、“公开性”代替党管干部的原则。结果，在不分阶级的“民主化”、没有限度的“公开性”舆论导向下，一些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借机大肆攻击苏共，把共产党领导下7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说得漆黑一团，把老一辈干部说成是今天所有灾难的罪魁祸首。戈尔巴乔夫这样做的实质是把矛头指向共产党、指向社会主义，严重地损害了共产党的威望及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造就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反对派，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苏共的掘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