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文版编译：民主的假象——为何西方正在输掉民主之战？--------------------

    昨天，人类的来来似乎更光明一些……冷战结束后，人们对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在全球的传播满怀希望。大家以为，地缘政治舞台会上演一出跟萧伯纳的《卖花女》类似的戏剧，乐观且富于教益。剧中的语言学教授用了很短时间，便将一位贫困的卖花女调教成口音纯正如女王、仪态大方的上流社会名嫒。入戏太深、过早欢呼东方融入西方的观众们，最终意识到，他们所欣赏的演出，情节并不是按剧本来推进的。

    欧美民主体制运转失序

    冷战后，自由民主狂欢的余晖，在中国的经济奇迹映衬下分外暗淡，后者要归功于政治领导层的谋略。拯救自由民主的好名声、凸显其较之非西方集权体制优越性的所有努力，皆因西方国家发生的、自由准则遭不负责任践踏的乱象而付诸东流，例如对囚犯的刑讯，以及民主体制运转中的明显失序。难怪如今的自由派研究者最关注的问题是民主如何衰退、光芒怎样暗淡。

    就连开放社会这一理念本身，如今也辉煌不再。对很多失望的公民而言，开放性更多地意味着不安而非希望。当柏林墙倒塌时，全球仅有16处类似建筑，如今，已经落成或正处于兴建中的加固边境墙已有65处之多。魁北克大学的边境墙问题专家伊丽莎白·瓦莱在《国界、隔离栏和边境墙》一书中写道，近三分之一的国家正用各类材料修筑所谓的硬边界。

    欧美国家的多数人认为，其子女的生活将不如他们自己这般充实而优渥。社会几乎不再信任民主，老政党要么解体，或是遭受松散的各类政治运动及民粹领导人的排挤。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是否做好了在危机时刻捍卫民主存续的准备？对此难以作答。因大规模移民而心存忌惮的欧美选民，越来越倾向于接受排外言论、威权领导人和固若金汤的国界。他们不再相信源自西方的自由理念会给21世纪的历史增光添彩。他们害怕的是，数千万执意涌入西方社会的人只会带来损害。人权曾被当作反对专制君主的盾牌受到讴歌，如今却成为民主政权对抗恐怖主义的障碍。自由主义的威信几乎丧失殆尽。

    西方模式被“封圣”引不满

    约30年前，即1989年时，供职于美国国务院的弗朗西斯·福山精准地捕捉到那个年代的氛围。当时距德国人以推倒柏林墙的大锤声为伴奏，在废墟上跳舞欢庆还有几个月，但福山却说，冷战实际上已经落幕了。福山认为，自由民主的替代选择马列主义已被摧毁。这表明能够替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具有生命力的体制已完全不复存在。

    笃定地公开宣称西方模式并不存在任何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难怪福山的说法当年在自恋的美国人那里是如此深入人心，而在“铁幕”另一边的不同政见分子和改革者看来，这也是非常明显的道理。

    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单极世界秩序当中，自由主义在道德典范方面被奉为圭臬。这一思想上的优势地位，又反过来赋予西方体制以制度上的合法性，即只要能够，所有国家都必须复制该模式。然而，在成功输出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期望开始幻灭之时，世界逐步开始向模仿政治转变。

    对未能找到政治和意识形态替代模式的国际秩序而言，滑向反自由主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正是替代模式的消失，而非对于专制集权历史的向往或是一直存在的对自由主义的敌意，才能对后共产主义社会中涌动的反西方思潮作出最适当的解释。自由民主缺乏相应的替代模式，引爆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因为从最基础的层面而言，人们需要有选择，或者哪怕只是选择的幻象。

    显然，不能将反自由主义专制思潮在21世纪头10年于不同国家风起云涌，归咎于单个因素的作用。然而，我们认为，对自由民主被“封圣”、对模仿政治的不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一味模仿使梦想变噩梦

    前共产主义国家1989年后走向西方的尝试有着各种称呼，比如美国化、欧洲化、民主化、自由化、扩大、一体化、协同化、全球化等等，但不管怎样都是借助模仿和整合进行同化的一种现代化。中欧的一些民粹主义者认为，在共产主义制度垮台后，自由民主成为新的不容置疑的教条。他们抱怨说，照搬西方价值观、方法、机制及实际做法成为不可抗拒的命令。

    柏林墙倒塌后，全面效仿西方被公认为从非民主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的一种最有效方式。

    这段经历现在成为民粹主义者严厉抨击的对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中所包含的道德不对称。

    全面照搬体制注定造成这样一些结果。首先，承认被模仿者对模仿者存在道德优势。其次，宣告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富有生命力的政治模式。再次，对全面的无条件模仿抱有期望，无需适应自己的传统。最后，被模仿国家监督和评价模仿者进步的权利具有了合法性。

    必须把手段模仿和目的模仿分开来看。前者我们称之为借鉴，而非模仿。美国伟大的经济学巨匠和社会学家托斯丹·凡勃伦对这一区别有经典的论述。他在20世纪初曾写道，日本借鉴西方的“工业成就，而不是它的世界观、行为准则及道德规范”。

    借用技术手段不会影响到同一性。而模仿道德目的则会影响更深，可能导致激烈的、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改变信仰”的转变。在1989年后重建自己的社会时，中欧国家民众努力渴望复制他们所看到的西方生活方式和道德准则。相反，面对西方“悦耳的汽笛声”，中国人的选择是，让西方技术适用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共产党声誉。

    模仿道德伦理准则与借用技术不同，这会迫使人们在效仿所钦佩的人的同时逐渐失去自我，但在这一时期，我们的独特性和共同的信念（包括自信）恰好是我们争取自身所属群体尊严和荣誉的基础。对自由主义世界所基于的革新、创造力及独创性的崇拜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就连波兰那种经济转型成功国家的民众也会把在西方监督下接受西方模式这种方案看作理所当然，并承认中欧对外国指导者和裁判必然的从属地位。

    那些国家实际在由西方政治家管理，模仿西方管理本身也已成为突出问题。但西方主导者侮辱性的表示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谈论单极时代模仿所带来的意外后果时，有必要指出，1989年后的一味模仿是把自由主义梦想变成自由主义噩梦的主要原因，那种行为模拟方式是一种中毒般的模拟模式，这种模式要求回报更大的热情，并导致比简单复制更深刻的变化。这指的是系统性政治改革所引起的羞愧和屈辱感以及对“文化清洗”的恐惧感。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改革是在西方监督和指点下进行的。

    为了获得自由，要丢弃自己的喜好和宗旨加入他人价值观体系，由此引发羞愧和屈辱感，结果却又因不够勤勉反倒收获鄙视的目光。正是这种种情绪和心理引发了反对自由主义的抗议，先是从欧洲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开始，首先是匈牙利，现在已蔓延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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