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很多场合提到过独行。

　　独行，与人们习惯于穿行其间的轰轰烈烈的年代，习惯追随的热热闹闹的时尚形成反差。人生动与静自有悖论。我20多岁在兴安岭雪山当边防军，青春年少面对雄山高岭和长天万顷，最想逃离寂静与孤独，渴望汇入闹市的潮水寻求摩肩接踵的喧闹。后来发现，人声鼎沸之地，远非泰若安然之所，灯红酒绿之所，更难有人性的高洁。

　　此后，我于1991年独自去了苏俄。我开始坚信独行，因为独而静，因为静可思。

　　独行者眼中的俄罗斯

　　我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旅行者，独自穿行于中俄四百余年来的历史烟海；我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书写者，力争不再重复那些撰写中俄故事的陈词滥调，期望我在字里行间闪烁思想火花，更期望对一向讳莫如深的邻国之见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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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俄国人的个性，不从书本到文字，而是尽量从体验到总结，从生活的真实故事入手，尽量给读者展现画面感。我写的散文《我认识的俄罗斯人》《俄罗斯男女关系》和《俄罗斯美女交往秘籍》都是我的亲历。我以在莫斯科近20年侨居体验为据，为了让俄罗斯人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奉行“唇齿相交，鼻息相闻”之道写作。我深知，除此之外，别无他路。

　　回答“俄罗斯人是谁”“俄罗斯是什么国家”等问题，自古不易。我们祖先为此犯了大难，也出过大错，以至于“致学者讹以承讹，谬以袭谬”，害得今人仍对俄国知之甚少。我想，再不深入研究，就是俄学界的失职。

　　不少同仁问我，苏联解体，俄罗斯作家近况如何？他们的价值观伴随国家转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那么《教堂里的索尔仁尼琴》《布兹尼克的诗》和《苏联解体：作家未做好道德准备》便是最好的回答。

　　2004年，我当选俄罗斯国际笔会会员，见到索尔仁尼琴、沃兹涅先斯基、阿克肖诺夫、布兹尼克等文坛名家。我想，他们对苏联和俄罗斯文学的思考足以震撼我们的灵魂，他们说的每句话都掷地有声，敲击着我们的心。《苏俄随想曲》是一篇答疑式随笔，在价值体系彻底颠覆的今天，回首苏联，大有两个世界两重天之感，到底活在哪个世界更有幸福感，其实这不仅是中俄两国人民的思索，也是对整个世界的追问。

　　知识界将1992年之后的俄罗斯称为“后苏联时代”不无道理。我写的《俄罗斯体育江湖》及其他篇章，主要涉及这个时期。历史从无光明面和阴暗面之分。浩瀚岁月，人在其间，历史所呈现的都是人类的所作所为。而人类的行为，则取决于价值观和信仰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心灵确实有灿烂和晦暝之别。

　　中俄近邻的文化交锋

　　说起苏联往事，我从文化的角度谈过苏联的节日、图书、电影和苏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获奖历程，触及了中国知识分子纠缠数十年的心结。苏联时代，节日之盛大堪比狂欢，它带给人民的回忆覆盖了一切，苏联的节日，是宏观的幸福感和浩浩荡荡与震耳欲聋的欢笑，而图书与电影，更与个人心灵体验的民族记忆。

　　苏联虽已消失，但是记忆长存——它在今天现实生活中，任凭节日、图书和电影花样翻新，却根本无法覆盖对它的记忆。人们呼唤记忆，寻找记忆和完善记忆，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于是，我一口气写下了《远去的节日》《苏联口香糖的命运》《压抑的跆拳道》《金卢布之梦》《列宁体育场踩踏案》和《切尔诺贝利之灾》等篇章。这些回忆并不轻松，就像这个世界并不总是阳光灿烂，但它的真实性却如智者的箴言一般不容置疑，正如俄罗斯人所说，苏联是他们不容违背良心而忘却的一段集体记忆。

　　中俄之交，始于明代，距今已有四百余年，于是有了《中国国书》箴言般的故事。中俄文化均有历史，又都极具个性，关键是都具有极易同化和难以兼容的特点，所以，当两国文化相遇时，各种情形便呈现出来，首先是冲突。所以，我写了《细说雅克萨》这个领土争端的故事，实则想说明的是文明背后的冲突与对抗。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内幕》和《中苏反特电影博弈录》等故事都是近代中苏两国之间的纠葛，若我们将其放在国际大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去考察，或许会悟出一些中俄两国相知和相处之道。

　　这些年，我穿行于俄罗斯的平原与森林、高山与河流，栖身于教堂、修道院和古城堡之间，就着黑面包和酸黄瓜，历尽坎坷、艰辛甚至屈辱，吞下数不清的思念与乡愁，在他国异乡体悟人与自然、人与生命的关系。我在独行的路上，写下了《走在库尔什沙地上》《楚德湖》《索命谷断魂记》《通古斯鬼坟》《鬼穴丘陵醉树林》等貌似游记的文字，但实际上，这些文字的本意不是所谓的哲学思考，而是一个信仰再塑的过程。

　　我觉得，惟有感悟生，方知何为死，惟有悟生死，方知生命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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