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资讯网莫斯科编发（作者：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夫）：近几年来，滨海边疆区政府当局尽力改善俄罗斯的投资环境。但是，除了“新冠的危机”外，执法部门对经济关系的不合理干预降低了区域投资的吸引力。

    滨海边疆区的投资遭受强力部门的打压。不稳定经济时期的特点是诉讼案件的增加。但在当前危机中，重要的是：让争议双方原则上能够生存下去。对商业的管理和税率固然重要，但并非每个企业家都会在面临逮捕和强行扣押资产的威胁下冒险发展业务。中国企业家沈永跃的案件说明了执法人员对有潜力的中国投资者的恐吓政策。今天这种政策在滨海边疆区正在形成。

    实际上，每周都会听到各种官员在公开讲演中提出投资俄罗斯经济的口号。类似的报道频繁地出现，以至于早已厌倦了听到关于建立特别税收制度、超前发展区、投资委员会和投资平台的新闻。

    有很多办法，包括区域性措施，都能够使外国投资者获得特惠和优惠，避免繁琐的办事程序，并以简化的方式办理各种行政手续。但是，这些保证性的表态是否真的有效？当局政府对提升经济水平又准备到哪种程度？实际上，作为国家的地区之一，特别是按照国际水准“超前发展”的滨海边疆区，对待外国投资者的态度远不理想。

    此外，由于强力部门的破坏性行动，该地区对于中国企业家们的投资吸引力事实上已化为乌有。对著名的当地商人、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居民沈永跃的刑事追诉已经持续了两年多。从这种意义而言，这是一桩典型的案例。

    在十多年前，中国投资者沈永跃搬到乌苏里斯克定居处，并在那里投资建立了一个技术生产园区，作为《乌苏里斯克联合收割机修理厂》和《金凤凰有限责任公司》的创始人，在滨海边疆区的经济中投入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资金。

    这位企业家计划从事旅游业。在2014年，他购得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块土地用于建造酒店。但是这个计划注定无法实现，该建筑物超出了地块的范围，增加了楼层，并且新的文件没有得到批准。2017年，滨海边疆区区域建筑监察局对该企业家提起诉讼，要求拆除该建筑物。沈先生决定聘请律师维护自己的权利。

    据投资者沈先生所述，他采用了熟悉的商人白立成的建议，白立成推荐给他一位叫伊戈尔·菲洛诺夫的人作为他的律师。该企业家雇用了菲洛诺夫，并预付给了他50万卢布作为获得所有必要许可和批件的法律服务费。

    目前据（被定罪者的）律师们的观点称，伊戈尔·菲洛诺夫利用这位不懂俄语的客户的信任，在当地执法机关的参与下挑拨离间，并参加了执法机关实施的搜查。该律师所提供的信息称：沈永跃说服他为中间人，以便向滨海边疆区区域建筑监察局局长行贿。然而，调查阶段表明，支付给菲洛诺夫用以法律服务的资金被当成了“行贿的第一笔款项”。当时也查明，伊戈尔·菲洛诺夫本人根本不是律师（见法院判决《生意人》报社存有副本 中俄资讯网注）。

    自2018年1月开始，中国投资者沈永跃被拘押在刑侦看守所，他的商业业务被暂停。这位企业家被逮捕监禁将近两年后，滨海边疆区的乌苏里斯克区域法院于2019年11月5日做出判决，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第291条第5部分的规定判决其有罪，并判其通过中间人行贿数额巨大。

    为了试图向上级国家机关提出上诉以及为了建筑物改建获得批准，对投资做出以下判决：判有期徒刑9年，并在制度严格的劳改营接受服刑，支付2500万卢布的罚款。尽管案件资料中有收据作为证据，但法院不承认该企业家交付的资金是为了支付法律服务。

    不知何人、以何种手段秘密录制了沈永跃和伊戈尔·菲洛诺夫通过翻译谈话的录音。在录音中，沈先生用俄语和汉语说，反复强调请求帮助他办理建筑许可，表示担心激发矛盾，并要求“不要做任何非法的事情”。即便如此也没有说服法庭。

    “我们在滨海边疆区开放吸引投资，为发展地方经济创造有利条件并为公民们营造舒适的环境”。——奥列格·科热米亚克，滨海边疆区州长（引文）。

    但是，该投资者及其辩护律师并没有放弃，滨海边疆区法院将于9月24日开庭审理上诉。

    在《生意人》报社的通知中的上诉词如下：被定罪者的律师认定，在伊戈尔·菲洛诺夫的“协助”下所获得的证据是相互矛盾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在开庭中，菲洛诺夫先生本人做了口供，供词称是为了获得建筑许可证，而不是行贿。辩护人的上诉状中还指出，公诉人只是以菲洛诺夫自相矛盾的证词为依据，同时，九名证人中没有一个证实沈先生实施了犯罪或计划犯罪。

    综上所述，辩护方指出，被定罪者蒙受了不白之冤，在案件中缺少确凿和适当的犯罪证据。因此，乌苏里斯克区域法院的判决是不合法的、毫无根据的、不公正的，应予以撤销。为证实当事人蒙受不白之冤，律师还引证：即使在判决后，办案人员仍在继续探访沈永跃，诱使其认罪并揭发其他中国商人。

    正如之前在媒体上所报道的一样，该商人在抗争当中，已准备好上诉至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沈永跃的辩护律师指出：根据类似的“方式”，该区域至少立案了十起针对中国企业家的刑事案件。

    “沈永跃被非法定罪”是当地执法机关针对滨海边疆区中国企业代表的非法迫害、摧残的定向政策的明显例证。这无疑会打消他们在俄罗斯联邦投资的愿望”。《Pen&Paper》律师协会圣彼得堡办公室管理人、沈先生的律师阿列克谢·多布雷宁如此说。

    据他所说，执法机关对商人的违法行为不仅侵犯其权利，其中包括从事经营活动的权利，而且还导致该地区的工作岗位的减少。中国与俄罗斯联邦之间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富有成效的经济互利互惠关系正在遭到破坏，对具有潜力的中国投资者的“恐吓行为”使滨海边疆区的投资环境恶化。

    被告的儿子沈博文在与《生意人报》的访谈中声明，他的父亲非常热爱俄罗斯，并且经常邀请其熟悉的投资者在远东经商，并将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一切称为“噩梦”。

    “我知道，我父亲没有违反俄罗斯法律，他确实不想违反法律。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但这些证据似乎在乌苏里斯克法院起不到作用”。

    据他所说，他理解所发生的情况，这不是俄罗斯的政策问题，而是由于执法人员的不合理干预，因法院不能认定办案人员的行为是非法的，所以基于伪证做出了判决。

    接受《生意人报》采访的律师认为，沈永跃的情况是在全国范围内根深蒂固弊政的又一个范例，不仅限于特定的区域。这一弊政的后果会越来越频繁地被媒体报道。

    “尽管最高法院在地方范围以及在上诉法院都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仍会出现这种“复杂情况”，在此情况下，公众舆论会最大限度地与法院的主张背道而驰。原因在于，缺少程序立法的重大完善，并且缺少对执法机关搜查行为控制的适当调整，虽然国家目前正在采取所有措施，但情况不会改变”。《RS Legal》的律师瓦列里·沃洛赫这样论述。

    律师认为，问题不是关于在投资环境和执法机构履行其职能之间的选择，而只是在于这种办案行为应该在法律严格规定的框架内实施。“目前，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外国商人正在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国家机关的视野并被提起刑事追诉。由此看来，如果没有立法者和监督机构的积极行动，情况将不会改变”。沃洛赫先生论断。

    《BGP Litigation》首席律师德米特里·梅谢里亚科夫说道，在这个案件中存在现实的、极其微妙的话题：“通常，鉴于实际情况，一个人面对复杂的情况下都希望积极采取行动。而从刑法原则的角度来看，这就构成行贿的动机。同时，律师肯定，在我们国家此类案件的解决是有利于公诉人的。

    梅谢里亚科夫先生继续说，然而案件中通常存在的证据（录音、资金、收条、其他证据）并不会使法院不怀疑其合法性，并做出判决。但是，在他看来，在该案件中，如果有政策支持，可以用反面论断来做出解释，足以宣判其无罪或驳回公诉人的刑事诉讼。“鉴于相当严厉和不合实际的处罚，按照我的观点，辩护方应当向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对该判决提起上诉。如果不能撤销该判决（这种情况很少），则应减轻处罚”。德米特里·梅谢里亚科夫做出如上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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