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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俄资讯网摘要]：基于1998以来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对外工程承包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先行和主导地位，东道国经济规模、基础设施水平对其构成正向影响，东道国风险、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对其构成负向影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程承包应采取以下发展策略：充分发挥其对外贸及对外投资的引领作用，在追求规模扩张和盈利的同时兼顾东道国经济发展，在行业选择上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和优先领域，在地域选择上重视远距离市场拓展。

    作者：张纯威 国际货币与环球金融；戴本忠：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经济计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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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以“五通”为主要建设内容的“一带一路”建设方案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关键环节和优先领域。就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活动而言，对外工程承包与这一优先领域的关系最为密切。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程承包的发展状况如何，其在我国对沿线国家以及全球对外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样，它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及未来的发展策略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

    关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程承包，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有所研究：许娇等（2016）采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进行模拟分析，认为“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规模扩大、结构改善及GDP增长将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卜小龙（2016）认为，我国工程承包行业应抓住机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在满足沿线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旺盛需求方面有所贡献，也将带动我国制造、建筑等产业的对外投资；乔慧娟（2015）分析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可能面临的政治、法律和政策变动，以及自然环境灾害等各种风险。但总体来看，目前已有的研究不仅数量不多，而且研究多处于定性层面。本文将基于1998年以来的面板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以明确界定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程承包的地位及发展动因，并据此提出发展策略。

    二、【对外工程承包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关系中的地位】

    一国对外经济交流活动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和对外工程承包三个方面，这里分别用商品贸易额、直接投资流量和工程承包完成营业额来衡量中国大陆对“一带一路”沿线66个国家在这三个方面的经济往来情况①，分别以符号CBTRD、CBOFDI和CBOPC来表示。基于2003年以来的经济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1、就三者占中国大陆对全球所有国家相应的对外经济发生额的比率来看，2003—2016年CBOPC的全球总体占比年均高达4749%，比CBTRD和CBOFDI年均全球总体占比分别高出2129和2458个百分点，这就是说，我国的对外工程承包近一半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只有1/4左右发生在这里。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商品贸易和直接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地位更高，是我国作用于“一带一路”的最主要的方式和渠道。

    2、2003—2016年CBOPC的年均金额为388亿美元，是CBOFDI年均金额的5倍，CBOPC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508%，比CBTRD的年均增长率高出9个百分点。如果把考察视域聚焦“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CBOPC的稳定、快速增长特点更加突出：2015—2017年分别增长746%、967%和47%，而CBTRD则于2015和2016年出现负增长，CBOFDI则在2016和2017年发生负增长。这说明，对外工程承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受益领域，也是首要着力点。

    3、相关性分析显示，CBOPC与CBTRD和CBOFDI分别高达09784和09775，因果分析显示CBOPC是CBTRD和CBOFDI的单向Granger因。这说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关系的三个方面关系密切，对外工程承包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

     总之，基于金额大、增长快、占比高的优势，对外工程承包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先行和主导地位。

    三、【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程承包的发展动因】

    （一）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

    1、东道国实际GDP。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程承包是这些国家工程建设的一部分，而这些国家的总体工程建设规模应与其经济发展正向相关，因此，如果用实际GDP反映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会对CBOPC构成正向影响。

    2、东道国对中国的市场开放度。用中国与东道国贸易额与东道国GDP的相对比率来计量。这一比率不仅可以反映东道国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也可以反映中國通过贸易渠道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它越高，意味着中国在东道国进行工程承包的环境条件越好，机会越多，因此，这一因素对CBOPC构成正向影响。

    3、东道国对中国的投资开放度。比照上述第二个影响因素，这里用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占东道国总投资的比率来计量。这一比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通过资本输出渠道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程度。经验证明，对外投资与对外工程承包存在某种共生关系，比如中国承包的工程项目中不少都有中国的投资，因此，这一因素对CBOPC也构成正向影响。

    4、东道国相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国的工程承包商是否到东道国承包工程取决于其对各国社会经济环境的综合考量及其与中国国内宏观环境的比较，本文将东道国主要社会经济指标相对于中国的水平统一表达为“距离”②，主要考察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距离。用东道国相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衡量）来计量。经济距离越小，说明东道国相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从而其对基础设施等工程项目的需求就越迫切，而中国取得承包资格的优势就越明显，因此，这一因素对CBOPC构成负向影响。

    （2）制度距离。用东道国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来表示③。它越高，就意味着东道国接受和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承包商制度环境越好，因此，这一因素对CBOPC构成正向影响。

    （3）基础设施距离。在现代信息社会环境下，基础设施可以分为电力、交通、水利等传统的物质性基础设施和网络通讯等现代基础设施两类，二者在建设、运营及发挥效用方面具有不同特点。传统的物质性基础设施用东道国相对于中国的人均航空运量来计量④。该因素对我国在东道国进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承包构成负向影响，因为这一距离越小，说明东道国传统基础设施越落后，需要建设的力度越大，而中国的建设经验越丰富、能力越强，由中国承包建设的可能性就越大；对其他工程承包则可能构成正向影响。现代基础设施距离用东道国相对于中国的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来计量。这一比率越高，说明东道国的现代信息传输条件相对于中国越好，越有利于中国在那里进行工程承包，因此，这一因素对CBOPC构成正向影响。

    （4）安全距离。用东道国相对于中国的国家风险水平来计量⑤。这一指标越高，说明东道国相对于中国的风险越高，越不利于中国的工程承包商到那里开拓业务，因此，这一因素对CBOPC构成负向影响。

    （5）文化距离。该因素反映东道国与中国的文化差异，变量基于Hofstede中心发布的各国文化维度指标、Kought 和 Singh提出的计算式∑[（Iki-Ikj）2/Vk]/6来计量⑥。理论上，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越小，越有利于其相互之间的经济交往，因此，这一因素对CBOPC构成负向影响。

    （6）地理距离。两国地理距离对CBOPC要么没有影响，如有影响，也应符合国际贸易引力模型，即构成负向影响，因为地理距离越远，与工程承包相关的设备、材料、人员等输出的成本就越高。

    （二）变量及数据说明

    由于我国分国别的对外工程承包统计数据始于1998年，而且对有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没有工程承包，有些只有个别年份的数据，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可靠性，本文基于1998—2015年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52个国家的数据计算得到相关变量的面板数据，据此展开实证分析。

    CBOPC和BRGDP为绝对金额，GD为绝对里程，其他变量为相对比值，数值间差距较大，为了使各变量数值处于同一量级，以便回归结果表达，对CBOPC和BRGDP进行对数化处理，对其他变量进行倍数缩放处理。

    由此构建的基本模型表达式为：lnBOPC=f（lnBRGDP，CMS，OFDIR，ED，IFD，ATD，ITUD，SD，CD，GD）

    （三）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在具体构建计量模型时，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我国分国别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起始于2003年，如果將OFDIR加入面板数据模型，其他变量2003年之前的数据也就不得不被舍弃；第二，CD和IFD这两个变量的数据分别基于文化维度和经济自由度计算得到，而后两类数据并不涵盖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在加入CD和IFD的情况下，分析所依据的样本规模会显著缩小。而完善的计量检验要求解释变量全、样本规模大、时间序列长。因此，为了在数据限定的条件下进行尽可能准确的计量检验，本文设定了四个计量模型，综合四种模型的回归结果来得出尽可能客观的结论。模型1为全因素模型，包含了上述理论假设的各种影响因素，数据时段为2003—2015年；模型2为剔除OFDIR的模型，数据时段为1998—2015年；模型3为剔除CD、IFD及非时变数据地理距离GD后的模型⑦，数据时段为2003—2015年；模型4为在模型3基础上再剔除OFDIR的模型，数据时段为1998—2015年。

    为了进行恰当的回归估计，首先进行必要的检验：1共线性检验。计量检验的经验法则是，只要最大方差膨胀因子VIFmax不大于10，就说明不存在系统多重共线性。由此可以判断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系统多重共线性，可以进行线性回归分析。2异方差检验。检验发现各模型都存在异方差，OLS回归估计不可用，为此本文采用稳健（robust）估计方法。3估计方法选择检验。固定效应模型下的F检验及随机效应模型下的LM检验结果显示，各模型框架下都拒绝混合估计方法；采用自助法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模型1和模型2应采用随机效应估计方法，模型3和模型4应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

    综合来看，多数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符合理论假设，并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回归模型基本可靠。具体来看：

    1、lnBRGDP系数的符号在各模型中都为正，并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说明东道国经济发展对我国对外工程承包的拉动作用显著。200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的实际GDP增长率年均高达465%，高于全球199个百分点，其全球GDP占比由1123%提高到1488%⑧，但其经济发展状况仍处于较低水平，截至2015年，66国总体人均GDP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34%。低起点、高增长的特点使“一带一路”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随着这一地区的快速发展，中国在这里的工程承包也必将快速增长。

    2、在1998—2015年的数据时段内，ED系数的符号显著为负，在2003—2015年的数据时段内，ED系数的符号虽为负，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种现象很值得研究。结合现实情况可进行以下推论：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驱动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距离不断缩小，由1980年的3967持续下降到2015年的202，年均降低115，由此强力推动了中国对这些国家工程承包的增长。但是，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过去30年的超高速增长无法再继续保持，“一带一路”中有些国家反而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因此，ED继续下降的速率和空间都在缩小，甚至对有些国家可能转而上升，这是否会抑制我国的对外工程承包？倒也未必，基于2003—2015年数据时段的计量检验结果已说明了这一点。

    3、ATD和ITUD这两种基础设施距离总体上呈现正向影响，即“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相对于中国越发达或改善速度越快，越有利于吸引中国的工程承包。这意味着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领域的“一带一路”建设行动方案为我国对外工程承包提供了良好机遇，也意味着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必将对“一带一路”建设有所作为。

    4、在后两种模型中，即在扩大样本的情况下，SD的符号显著为负。从数据结构来看，缺乏经济自由度和文化维度数据的国家基本上风险都较高，所以剔除IFD和CD，也就等于将这些国家加入了样本，这种情况下安全距离的负向影响就具有了统计显著性。这说明我国的对外工程承包对东道国的风险是敏感的，在高风险国表现得更显著。

    5、GD系数的符号为负，并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工程承包符合引力模型，即在距离越远的国家承包工程越少。

    6、CMS、OFDIR、IFD及CD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CMS和OFDIR的影响不显著与前面基于加总数据的分析结论是一致的，即虽然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工程承包、商品贸易及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主要表现为处于主导地位的工程承包对商品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单向水平溢出，后两者对前者的影响不明显。IFD及CD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工程承包对我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不敏感，这未尝不是好事，它意味着我国工程承包商可以在文化差异和经济自由度差异较大的“一带一路”各国顺利开展业务，有效地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程承包的发展策略】

    （一）充分发挥其对外贸及对外投资的引领作用

    基于对外工程承包在我国对“一带一路”经济关系中的先行和引领地位，我国承包商应通过自身的业务拓展或与国内外投资者和贸易商的紧密合作，通过股权并购、战略联盟等方式，从工程总承包出发，整合产业链，实现设计、融资、采购、施工、经营各环节有机协同，与东道国合作建设自贸区、经济开发区及合作区，在提高各环节附加值的同时，带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这也是顺应当今国际工程承包趋势的有效方式⑨。

    （二）以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为目标

    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对我国在那里进行工程承包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承包商在追求盈利的同时还要以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为目标，使对外工程承包形成自加助力式的良性循环发展。由于沿线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且正处于工业化时期，资金短缺是制约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工程承包商除了积极参与事关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建设项目承包，并提供尽可能优惠的条件外，还应积极参与项目前后期投资，努力向前端设计与后端运营发展，多采用BOT（建设—经营—转让）、PPP（公私合作模式） 等带资承包方式。当然，解决其资金短缺问题单靠我国承包商是不够的，需要多方资金来源协同配合，比如加大政府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力度，促进我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促进我国金融机构通过银行授信、银团贷款等方式加大对这些國家的信贷支持，通过允许其到我国跨境发债等方式加大对这些国家的证券融资支持。特别是注重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

    （三）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重点和优先领域

    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发展有利于推动我国对外工程承包，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也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工程承包商应积极响应和落实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优先领域的“一带一路”建设行动方案，抓住机会，在行业选择方面优先开拓东道国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工程承包。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工程承包商积累了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和经验，可充分发挥其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多承包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注重在建设中推动中国标准的应用。

    （四）不断拓展地域空间

    实证分析显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程承包在地理范围方面遵循由近及远的发展路径，在距离我国较近的国家已有相对较多的工程承包，因此，今后在地域选择上应更注重在距离我国较远的国家进行市场开拓，从而对“一带一路”成为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有所贡献。

    （五）营造良好的地区和国际环境

    东道国国家风险对我国对外工程承包构成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一带一路”沿线因地缘政治冲突、民族、宗教矛盾、恐怖势力活动等而有许多“热点”地区，因此，需要我国政府利用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借助国际政治、外交等手段，构建多层次双边宏观政策沟通、交流与合作机制，推动民间文化、人才交流，充分发挥上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亚信会议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缓解矛盾冲突，为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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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在我国的对外经济统计中，港澳台被视为域外地区，而大陆对这些特别行政区（特别是香港）的贸易、投资金额巨大，有相当高的总体占比。为了更准确地分析，本文只针对大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交易，作为比较基准的中国对世界各国的经济交易总额也要扣除对港澳台的交易额。

     ②各种“距离”借鉴张纯威等（2017）的界定。

     ③各国经济自由度用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每年联合发布的全球各国经济自由度指数来计量。

     ④物质基础设施距离计算所依据的统计指标有人均铁路里程、人均货物码头吞吐量和人均航空运量可供选择，考虑到东道国有沿海与内陆之分，有大小、地形差别，相对而言，用人均航空运量作为代表性指标更为恰当。

     ⑤各国的国家风险基于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体系（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数据计算。该指标体系包含腐败控制程度、政府效率、政治稳定性及暴力恐怖发生的可能性、规制质量、法治水平、话语权与责任6个指标，各指标由差到好在（-25～25）间取值，为消除负值现象，进行以下变换：各指标变换值=5-（指标值+25）。用6个指标变换值的均值计量一国风险，越接近5，说明国家风险越高。

     ⑥Hofstede中心发布的各国文化维度由权力距离、个人主义、男权主义、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和嗜好6个指标构成；计算式中分别表示东道国i和中国第k个文化维度指标的值， 表示各国第k个文化维度指标值的方差。

     ⑦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当面板数据模型含有非时变变量时，无法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而剔除CD和IFD后估计方法选择检验结果显示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因此，为便于分析，将GD一并剔除。

     ⑧如果把中华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也加进来，广义“一带一路”的经济增速更高，全球占比提高得更快。2000-2015年广义“一带一路”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596%，高于全球33个百分点，其全球GDP占比由1587%提高到2575%。

     ⑨如李萍、胡景来（2016）所述：当今国际工程承包呈现出工程规模日益大型化、产业分工体系不断深化、承包模式复杂化、多样性等新的趋势。如陈启（2016）所述：近年来，国际工程的发包方越来越重视承包商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传统的设计与施工分离的方式正在快速向总承包方式转变，利润重心向产业链前端和后端转移。

     [参考文献]

     [1]卜小龙.“一带一路”背景下工程承包业走出去的思考[J].宏观经济管理，2016 （2）.

     [2]陈启.国际工程承包行业国内外现状趋势的分析探讨[J].现代经济信息， 2014（2）.

     [3]李萍，胡景来.对外工程承包企业产业链整合的重要性浅析[J].价值工程， 2016（2）.

     [4]乔慧娟.“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背景下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管理[J].对外经贸， 2015（8）.

     [5]许娇，陈坤铭，杨书菲，林昱君.“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贸易效应[J].亚太经济， 2016（3）.

     [6]张纯威，戴本忠，姚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结构特点及其形成动因[J].金融经济学研究， 2017（2）.

     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the panel data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since 1998.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ternational project contracting is the leading and dominant activity in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size of economy and infrastructure of the host countries have positive effect， while the country risk and the geographical distance with China have negative impact on it. So， we should adopt right strateg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project contracting to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t includes giving full play to its leading role to the foreign trade and OFDI， taking account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host countries， focusing 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mote market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project contracting；the Belt and Road

     （責任编辑：乔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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