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起源因素
　　在古罗斯国家起源时，与外国的多元文化联系就是各种各样的，且根据其完善程度和水平有所区别。毫无疑问，俄罗斯自身的多神教文化与拜占庭文化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在这里起了决定性作用。
　　如果说多神教文化和拜占庭文化在俄罗斯文化发展及俄罗斯国家形成中的作用已被学界广泛认同，那么，在斯堪的纳维亚文化问题上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和争议。如，9-10世纪俄罗斯存在斯堪的纳维亚侍卫——瓦兰吉亚人，再如，关于古罗斯执政的留里克王朝的瓦兰吉亚人起源的编年史故事。这些在诺曼论者和反诺曼论者之间引起长期争论（从18世纪起）。一些人坚持下面的观点：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诺曼人一瓦兰吉亚人一维金人）建立的古罗斯国家。这种思想形成于18世纪，由侨居俄国的德国历史学家提出（格·斯·巴伊尔、米勒），他们得到了卡拉姆辛的支持。另一些人（罗蒙诺索夫、伊洛瓦伊斯基、格杰奥诺夫等人）则持否定观点。这两种理论的斗争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18世纪时特别活跃的俄罗斯自我意识形成的漫长过程。在当今俄罗斯国内外研究者中，对于有漫长的前留里克王朝历史的斯拉夫罗斯国家的独特性、固有性是东斯拉夫国家的当地根源这一观点是普遍认同的。这样一来，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人就积极参与了基辅罗斯的形成过程（主要是统治阶层的形成）。
　　11-13世纪俄罗斯政治制度是大公和本质上是限制前者权力的维契（市民大会）的混合政权。大公一市民大会制度由自古以来在俄罗斯靠维契制度生活的北日耳曼公爵侍卫的联合体（兵团）组成。俄罗斯的统一中，古罗斯国家一开始就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比如与瑞典的国家制度相比。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自南方传来的东正教有着独特的作用，因为斯堪的纳维亚北部还长期保留着多神教。从瑞典来的瓦兰吉亚三兄弟留里克、辛涅乌斯、特鲁沃尔，教会了罗斯人主要的军事和组织卫队模式。大公制度在罗斯相当大程度上靠沙皇和社会传统维持：维契的规章和全俄缙绅的惯例。因此，大部分权威历史学家倾向于下面的观点：古罗斯国家的产生首先是在东斯拉夫世界内部发展的基础上，是古罗斯社会、经济、军事政治合乎规律的发展结果。古罗斯国家建立的很多先决条件与西欧其他国家相似。当然，众所周知的外界影响在古罗斯国家形成中也有一定地位，但不起决定性作用。在评价“瓦兰吉亚人因素”时，须指出，他们首先集中了东斯拉夫人的土地，它们已为建立国家和联盟做好准备。在接下来的瓦兰吉亚人国家，就像在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剩下的只有历代俄罗斯沙皇和大公的名称，如留里克王朝，或对名门贵族起源的回忆。
　　近些年，著名学者利哈乔夫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说：对俄罗斯来说，其历史存在初期，南北方的地理状况起了更大的作用，这种假说比欧亚大陆更适合确定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拜占庭，因为它从亚洲得到的非常少。俄罗斯古代的专家确信，俄罗斯在宗教和文化上是个毫无疑问的欧洲国家。欧洲的精神文化从南方——拜占庭和保加利亚传到罗斯，而另一种文化——斯堪的纳维亚信奉多神教（异教的）的侍卫王公军事文化则从北方传到了罗斯。北方斯堪的纳维亚对罗斯国家制度的意义比南方拜占庭的精神影响更复杂得多——学者们的这些观点大量出现在近年的言论和文章中。毫无疑问，利哈乔夫的思想并不是复辟诺曼理论的一个新尝试，而是客观认识古罗斯文化根源的一种努力。同时，他没有否定南欧（拜占庭、保加利亚）对古罗斯的巨大影响，以及西欧在16-17世纪对俄罗斯帝国的巨大影响。总的说来，根据学者们的观点（利哈乔夫特别主张这种观点），俄罗斯文化属于欧洲类型。但是，不能否定俄罗斯文化中亚洲特征的存在，它们在很多方面是由鞑靼一蒙古人在其对俄超过200年的统治时期所创造的。所谓的“欧亚主义”理论的追随者在政治、社会、生活习俗甚至语言上，都找到了很多使俄罗斯更接近于亚洲文化、文明的特征。恐俄论者习惯把俄罗斯人称为“亚洲人”（意为野蛮人），在这里加入了人类学和文化面貌的最否定（反面）的特征。十月革命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20世纪20-40年代俄罗斯境外的学者（别尔嘉耶夫、萨维茨基、韦尔纳茨基等）很喜欢谈俄罗斯文化的二元对立观点和欧亚精神气质。例如，斯拉夫一俄罗斯社会思潮具有以下特点：多神教世界观；直爽、诚实、热情好客、不挑剔；很善于交际；社会文化的宽容，即对另一种文化、宗教的代表持宽容态度；社会意识中集体主义优先。总的说来，精神气质说明了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与众不同的特殊性，以及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自主性。
　　在现代俄罗斯文化学里，关于俄罗斯在东西方之间的边缘位置问题、关于俄罗斯文化在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边缘地位问题以及由此推断出的不论是俄罗斯文化超出东方和西方，亦或是俄在东西方关系中的中介使命，都让俄罗斯疲惫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