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91年12月25日19时40分，俄罗斯学者德米特里·叶弗列缅科在他的日记中精准地记录下这一时间点：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旗杆上降下，苏联正式解体，“国旗降落昭示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对于无数俄罗斯人来说，这场被普京称为“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至今仍是横亘在他们心中的一道伤疤。俄罗斯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日前公布的民调显示，51%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解体本可以避免，56%的受访者对苏联不复存在感到惋惜。进入12月，回顾和反思苏联解体的内容在俄罗斯媒体上多了起来。25年后，俄罗斯人对这一历史事件有着怎样的感受与思考？记者近日与多位俄罗斯知识分子进行了交流。

　　1. “出差回来，已成了另一个国家”

　　叶弗列缅科

　　回想起25年前的情形，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科技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德米特里·叶弗列缅科清晰地记得他那时“不可思议”的感受。他当时正在国外出差，12月9日回到莫斯科，而在这前一天，也就是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3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别洛韦日森林的会面中已经决定了苏联的命运，“离开时是一个国家，返回时已成另一个国家”。“震撼与恐慌”，叶弗列缅科用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彼时心情。

　　感到不可思议的不止叶弗列缅科一人。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叶甫根尼·格拉奇科夫清楚地记得，1991年8月19日，他开车去莫斯科大学时看到马路上有坦克，他还朝坦克挥了挥手。“当时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发生了政变。”在他的记忆里，那一天的莫斯科，太阳高照，寂静而炎热。

　　“它发生得几乎完全不为我们觉察”，俄罗斯科学院世界诗歌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纳塔丽娅·阿扎洛娃这样概括了她的感受。在她看来，“这正是苏联解体的主要问题”。

　　的确，这谜一般的“不被觉察”，是俄罗斯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二十多年来希望解开的问题，也是东西方政界和学界一直热议不衰的话题。苏联共产党连续执政了74年，面对亡党亡国危机之时，为什么2.5亿苏联人能平静接受？为什么近2000万苏共党员没有挺身而出，“竟无一人是男儿？”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这一事件催生了无数著作研究。

　　在采访中，格拉奇科夫试图解释那时的“平静”：“这已经是一个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了——民众能够平静地接受，就像接受了与普通人没有任何关系的国家领导层的争权斗争一样。谁也不想干涉并庇护这个脱离群众并再也不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权。”

　　宣布苏联解体的那一天，德米特里·特列宁正在军队服役，是国防部军事学院的一名教师。得知《别洛韦日协议》签署，他的内心竟“涌起一丝轻松”。在他看来，苏联根本性的改变不是在1991年12月，而是那年的8月。现在是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的特列宁解释说：“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失灵了，由意识形态衍生的行为准则也崩塌了。”

　　“我不能原谅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背弃和对国家利益的出卖。”格拉奇科夫出生于战后，成长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有着20年党龄的他难以接受苏共的瓦解。“我拥有的许多东西——对祖国的爱，思想上的坚定，教育和家庭，我都把它们与苏联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他将对党和国家的真情，埋在了心底。

　　2. 无数家庭进入“沉重时期”

　　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格拉奇科夫与妻子

　　解体时的平静并不意味着后来的日子会一直持续这种平静。相反，许多家庭进入了一段“沉重的时期”。

　　解体后，格拉奇科夫89岁的母亲和他的哥哥姐妹都生活在乌克兰。他们的工作不稳定，薪水极低，生活艰辛，经常需要格拉奇科夫寄钱接济。生活在立陶宛的姨妈一家，日子也没好到哪里——立陶宛不得不从外购买曾经引以为豪的香肠、奶制品。“乌克兰曾是苏联时期最富足、经济最发达的共和国之一。然而现在，战火纷飞，国家贫困，这让人痛心。”叶弗列缅科很伤感。

　　历史系研究生盖伊1991年在克里米亚出生，虽然他的记忆里并没有“苏联故事”，但他也不得不承受“解体后果”。在他们一家看来，最无法接受的是克里米亚被强行留在了乌克兰。由于当年被切断的铁路交通至今未恢复，25年来，盖伊与生活在俄罗斯库班地区的亲戚只走动了两次，“走亲戚竟变成一件困难、昂贵而又十分令人怀念的事情”。

　　同样的影响几乎覆盖每一个家庭，“一家人的地理界线被显著改变了”，阿扎洛娃这样总结说。对于她的家庭，苏联解体一方面打开了通往西方的门——父母去了布拉格，更多亲戚前往德国;另一方面，曾经熟悉并喜爱的旅游线路被迫关闭，阿扎洛娃与爱沙尼亚、格鲁吉亚、乌克兰的许多朋友失去了联系。

　　“尤其是第一个十年，那是一个困难的时期。”叶弗列缅科表示，生活变化仅是一部分，他的世界观也是在这个时期“同改革时代的幻想诀别了”。

　　“这件事对我们的意识与心理产生的影响，是创伤式的。”格拉奇科夫感叹说，“对于所有人以及我的家庭来说，这是沉重的时期”。

　　俄罗斯独联体国家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叶夫谢耶夫常常会这样假设：“如果苏联没有解体，我们不会有那么多的军事冲突;如果苏联没有解体，数百万的俄语居民不会毫无征兆地成为住在别人国家的人……”他认为，“苏联解体对人民来说是最大的悲剧，也是一次社会的倒退”。

　　历史不会有“如果”，经历了解体之痛的俄罗斯在“普京时代”迎来了转折，经济开始崛起，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感到“生活逐渐重回正轨”，“大国信心”开始恢复。随着90后和00后的出生，苏联以及那段创伤正在许多人的生活中渐行渐远，年轻一代没有历史背负，似乎比他们的父辈更容易“向前看”。

　　3. “轰然倒塌的背后，是无数不起眼因素的共振”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 费多罗夫斯基教授

　　拉开时间的距离，可以让思考得到验证或是修正。苏联解体、休克疗法、西式民主、俄罗斯重振，经历了这些年之后再回首，又会有怎样的思考？

　　亚历山大·费多罗夫斯基是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教授，他对于苏联为何解体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他坚持，这是缺少拒绝教条主义的决断力和缺乏市场改革的连贯性造成的，内政外交、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改革也因此遇到了官僚体制的严重阻碍。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诗歌语言研究中心主任 阿扎洛娃

　　阿扎洛娃认为，共产党点燃了世界革命，并在苏联确立了建成共产主义的目标。但是在抵达目标前，意识形态淡去，物质资料短缺，这让民众开始更多地衡量生活质量。

　　1991年的叶弗列缅科在政治主张上支持叶利钦，现在，他的研究增加了些新视角，并在他的新书《创伤后的俄罗斯——国际关系不平衡发展条件下的社会与经济转型》中阐述了他的思考。叶弗列缅科认为，苏联应该被看做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由意识形态、组织等元素组成。在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嵌入了一些内在缺陷，“起初不起眼，但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就能够迟滞进程，从而导致体系被破坏。”他所说的“不起眼”因素，包括经济萧条、改革不到位、苏共内部分裂等7种内外因。正是各种因素“共振”，导致了在一定历史环境下苏联的轰然倒塌。

　　在追求自由、民主的口号下，解体后的俄罗斯一度陷入秩序混乱、寡头横行、分离主义情绪高涨的困境。格拉奇科夫表示，民主与自由“不过是西方人骗人的把戏”。特列宁对此质疑说，在社会制度尚未巩固的情况下，所谓“自由”，或许只是意味着强大一方对弱势群体的碾压，“失去力量的自由会导致混乱”。

　　重建国家意识形态日益成为俄罗斯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共识。如叶夫谢耶夫所说，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有基于对历史正确认知和爱国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大国，必须有自己的世界观及其代表观点的理论基础。现年26岁的楚玛科娃年龄只有叶夫谢耶夫的一半，在这点上，他们丝毫没有代沟。楚玛科娃说：“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培养热爱祖国并且为之骄傲的爱国主义者。”

　　4. “中国无需模仿西方发展道路”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 特列宁

　　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苏联的命运难免让世界向中国投来关注的目光。作为中国学研究学者，格拉奇科夫今年来到中国3次。他十分欣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的瞩目成绩。他评价说，中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应坚持对革命理想、本国历史与价值观的忠诚信念”。格拉奇科夫把自己珍藏20多年的苏共党员证捐给中国以作纪念。

　　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正关注中国的发展，即使不是中国学的研究学者。阿洛扎娃认为，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代表，中国“不需要选择模仿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

　　特列宁说：“中国可以更加谨慎、深刻地从苏联解体中吸取教训。”他建议说，要让经济改革在政治变革之前先行，让经济改革的成果为政治稳定发展提供保障。费多罗夫斯基认为，执政党只有更多地关注民众需求，才能更好巩固政权。

　　叶弗列缅科用“伟大”一词形容中国。他第一次到中国是苏联解体的前几个月，那时与中国的“相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如果说苏联那时已越来越深地陷入政治动荡中，那么中国则相反——它克服了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在国际压力下坚定地迈出推进改革加快开放的重要步伐。”

　　让这位政治学博士颇为感慨的是，“1991年时，谁能想到1/4世纪后，世界秩序转型已不再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能加速多极化世界的形成，而且可以重新确立欧亚和亚太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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