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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新版历史教科书2016年9月面世。普京3年前提出了重编历史教材的要求，学者们随即拿出了31个俄历史难题，请求强人给出“终审”意见。它们均被体现在了新教材中。俄历代最高执政者紧握历史解释权的传统得到延续。

31个难题中排在首位的是俄罗斯国家起源问题——一个经久不衰的议题，对它的解答反映了俄不同时代的政治底色。

新教材原原本本地复述了普京的意见：领导早期东斯拉夫人部落的虽是外族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斯拉夫人们没有能力独立建国。

（一）

众所周知，俄罗斯的主体民族乃是斯拉夫人的东支，即东斯拉夫人。但这个国家却是用另一个民族的名字命名的——“罗斯”（ “俄”这个音乃是中国人音译时所加，一说认为汉语从蒙语中音译俄罗斯国名，因此多出该音）。这个民族便是普京所称的外族人——“罗斯人”。

俄最早的编年史、东正教教士涅斯托尔于12世纪撰写的《往年纪事》是这样解释这个问题的：“早期斯拉夫人是野蛮、不开化的，并长期遭到瓦良格人(варяги)的盘剥、索贡。”斯拉夫人赶走瓦良格人后陷入了内讧。为了平息内讧，公元862年，斯拉夫人邀请居于海外的，自称“罗斯人”（русь）的瓦良格人到自己的土地上称王，建立秩序。自此，斯拉夫人结束了蒙昧、野蛮状态，追随罗斯王公建立基辅罗斯国家，并皈依东正教。

瓦良格人便是欧洲历史上的北欧海盗，又称维京人或诺曼人。按照涅斯托尔的叙述，罗斯人是瓦良格人中的一部分。二者的差别类似于“不列颠人”和“英格兰人”，一个泛称，另一个具体指代某一部落或某一政权化的群体。

涅斯托尔所叙述的这段历史恰是北欧海盗肆虐欧洲的时代。当时他们沿海沿河而下，烧毁了巴黎、波尔多、科隆等地，侵占大片土地，并建立了诺曼底公国、西西里王国及英国的诺曼王朝。所以，涅斯托尔称他们建立了第一个俄罗斯国家，倒也合情合理。

涅斯托尔的叙述被称为“海外王公说”，它成为了正史，直至今日都被承认。但就像普京的意见一样，从18世纪中叶开始，很多人开始质疑“海外王公说”，要么论证罗斯人乃是斯拉夫人，要么论证斯拉夫人当时拥有极高的文明程度，完全有能力独立建国。

所有这些质疑者都是俄罗斯本土主义者，他们无法接受外族人带领斯拉夫人建国这样的说法。在他们看来，涅斯托尔写作时，与当时的基辅罗斯统治者关系密切，有意维护国家统一，故作此说。

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基辅罗斯是俄罗斯平原上各河流域形成的城市邦联合而成的国家，联合的目的是利用水路一同与拜占庭帝国进行贸易并合力抵御东方蛮族的入侵。这使得这个具有联邦性质的国家一直有着比较强烈的国土统一意识。

涅斯托尔进行写作时，基辅罗斯正面临着王朝和领土的分裂。王族的子孙们越来越倾向于永久占有领地，而不遵循继承人们按顺序在各地区轮替掌权的传统，即“顺序制”(очередной порядок）。分裂使得国土统一意识强烈迸发出来，涅斯托尔很可能受到了影响。

位于俄罗斯平原水系枢纽位置的基辅依靠地利成为贸易、政治中心，国家也以它的名字命名为基辅罗斯。东正教从拜占庭帝国传来，该教第一个圣地便是基辅附近的洞穴修道院，涅斯托尔便是该修道院的教士。修道院的位置便说明了他们与基辅统治者很可能有某种特殊关系。

这种特殊关系还体现为涅斯托尔的叙述方式。他称，带领这批罗斯人前来称王的首领名叫留里克，而留里克家族绵延为基辅罗斯的王族，最高统治者地位在这个家族中被代代继承。在后面的叙述中，涅斯托尔以留里克王族各代统治者为主线，将基辅罗斯历史以各位统治者断代，突出他们的领导地位。这等于是将统治王族按照天然统治者的地位写入了俄罗斯国家起源史中。

所以，对涅斯托尔写作动机的质疑也并非没有道理。将北欧海盗肆虐欧洲的历史及对涅斯托尔写作动机的分析结合起来，可以做出结论，“海外王公说”应当是依据真实历史但杂糅了作者个人动机的对俄国家起源问题的一种解释。

需补充的是，文字是随着东正教一同从拜占庭帝国传入的，因此在基辅罗斯时代，教会几乎是唯一的文字掌握者，他们也就垄断了对俄早期历史的叙述权。所以即便涅斯托尔的“海外王公说”有让人生疑的地方，其权威仍难以动摇。

（二）

“海外王公说”影响极大，它定义了俄国的来源、建国年份（862年）、王族祖先（留里克）。留里克王族绵延至1598年后断了香火，俄度过“混乱时期”(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后于1613年由缙绅会议选举为沙皇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也一再强调自己是留里克的子孙（实际上他是沙皇伊凡四世的妻子阿纳斯塔西娅的侄孙，属于留里克王朝的皇亲国戚），目的显然是为了继承“海外王公说”赋予王族的合法性资源。

在“海外王公说”始终被王室所重视的同时，俄国民众并未对它表示质疑。对该说的大规模批判、质疑要到18世纪中叶才会出现。从12世纪到18世纪中叶的几百年中，俄国人民始终接受俄罗斯国家是在外族人领导下建立的说法，并臣服于这个“外国王族”。而从18世纪中叶开始，俄罗斯人或将罗斯人说成是斯拉夫人，或强调斯拉夫人有极高文明水准，可以独立建国，总之就是不认或不完全认那个“海外王公说”。

这便是俄国历史的吊诡之处，同一个民族，前后态度不一致。

先来看看18世纪中叶到底发生了什么。

1749年，供职于俄国科学院历史所的德国历史学家赫拉德·米勒发表了《俄罗斯人民及其名称起源》一文。这标志着他和另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戈利布·拜尔共同提出的、以“海外王公说”为基础的“诺曼起源说”形成了完整闭环。

“诺曼起源说”认为，“海外王公说”中斯拉夫部落派人邀请罗斯人前来称王时所渡的海为波罗的海，而瓦良格人乃是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诺曼人。“罗斯人”一词来自于芬兰语对瑞典的称呼——“Ruotsi”，接近于“罗斯人”一词。米勒认为，当年斯拉夫部落派人邀请罗斯人时，应该是从临近的芬兰人那里听到了他们对瑞典人的称呼，便开始使用“罗斯人”这个词来称呼与自己打交道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民族。

米勒和拜耳广泛使用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词源学和系谱学资料，将古老的“海外王公说”进行了学术化改造，让其不再停留于古代东正教僧侣的传说式讲述。他们按照欧洲史学传统以诺曼人来代替涅斯托尔使用的瓦良格人，将这套解释命名为“诺曼起源说”。包括布克哈特在内的西方学者均承认该说。

但来自俄国本土的反对声音这一次汇集了起来，集中体现为俄国杰出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罗蒙诺索夫针锋相对提出的“反诺曼起源说”。

他在《古代俄国史》一书中引用了《往年纪事》中一直被忽视的一个表述：“罗斯人和斯拉夫人本是一个民族，因出自瓦良格人而称为罗斯人，在以前就是斯拉夫人”。罗蒙诺索夫据此认为，罗斯人并非“诺曼起源说”解释的那样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提出，当时瓦良格人这个笼统的群体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罗斯瓦良格人和斯堪的纳维亚瓦良格人，而斯拉夫人前去邀请称王的对象便是罗斯瓦良格人，并且他们如《往年纪事》所说的那样，也是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所渡的海仍是波罗的海，但并非横穿波罗的海去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而是向西南，去往波罗的海南岸。罗蒙诺索夫认为他所称的罗斯瓦良格人分布于该地区。

那里恰是古普鲁士人的聚居地。他研究了斯拉夫人和古普鲁士人的生活习惯及信仰之后，判定他们是同一民族。比如，二者都爱洗冰水澡，都供奉雷神佩伦（Перун）。如此一来，罗斯瓦良格人及古普鲁士人就都被他认定为斯拉夫人，邀请罗斯人前来称王的问题也就成了斯拉夫人的内部问题。而“罗斯人”(Русь)这个名字，罗蒙诺索夫认为，是源自于位于罗斯人居住地的涅曼河支流鲁萨河（Руса）。

对“诺曼起源说”及“海外王公说”的反对不是偶然，它经过了将近3个世纪的酝酿。俄罗斯的历史相较大部分世界主要文明都要短，而且它的宗教、文字、哲学、科技乃至王室都是从外部引进的。这些引进的资源逐渐开始酝酿俄国本土力量，15世纪伊凡三世开始使用“沙皇”（意为“凯撒”）称号，到了16世纪俄罗斯已自我标榜“第三罗马”。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一世带领俄国开启现代化改革，大力引进西方科技、文化和生活方式，知识的传播培养了第一批俄国本土知识分子，罗蒙诺索夫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这群本土知识分子对“俄罗斯人”这个身份有着极高的认同，却发现俄国几乎一切都是从外部引进的，“海外王公说”尤其让他们感到失望。“反诺曼起源说”这才应运而生，俄国人在18世纪中叶前后对“海外王公说”不同的态度也就可以解释了。

但直至当代，“诺曼起源说”始终占据主流地位，属于俄官方及大多数学者承认的正史。相较而言，它从材料的权威性到论证方法及严谨程度上，都要强过“反诺曼起源说”。1852年，俄皇尼古拉一世签署命令，要求国民教育部的历史教材要严格遵循涅斯托尔在《往年纪事》中的叙述，正确讲述俄国家起源史，肯定了862年为俄罗斯建国年。1862年，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为俄罗斯诞生千年举行了盛大庆典，他亲自乘船沿沃尔霍夫河进入诺夫哥罗德，重演了当年留里克入俄的场景，充分汲取了“海外王公说”的合法性资源。

这些都说明了“海外王公说”及“诺曼起源说”难以动摇的权威性。

（三）

19世纪，俄国人在亚历山大一世的带领下击败了拿破仑、兵进巴黎、成为“欧洲宪兵”。俄国人对自身的认同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革命进一步刺激了他们，“第三罗马”被重新树立起来并发展为泛斯拉夫主义，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反犹太人、反德意志人的戏码先后上演。

俄科学院的情况成为俄国自我认同历史的缩影。1724年科学院成立时，外籍院士是主力，从数量上压倒俄籍院士。在1841年前的117年中，科学院历史所总共有34位院士，却只有3位是俄籍。而到了1841年，俄籍院士数量历史性地超过了外籍院士。

如果说罗蒙诺索夫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么日后继承其事业的人只会越来越多。但在“海外王公说”和“诺曼起源说”作为正史难以动摇的背景下，“斯拉夫文明论”越来越常见，也就是反对将古代斯拉夫人说成是没有独立建国能力的野蛮、不开化的人群。

苏联时代，反对沙皇政府和意识形态狂热带来的两波历史解释潮流后，“斯拉夫文明论”于二战爆发前达到顶峰。

十月革命前后，布尔什维克历史观的主轴是对沙皇政府的反对，这从反面为“诺曼起源说”提供了生存空间。

1920年，日后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领袖的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在《俄国历史概要》中对沙皇政治大加抨击，同时又完全按照“诺曼起源说”来叙述俄罗斯的国家起源。这个精巧的逻辑将沙俄政府与斯拉夫人民分开，让前者负担全部历史责任。

马克思也坚持着类似的逻辑。他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一书中认为，俄罗斯历史的开端乃是“诺曼征服的原始性组织的自然结果”。

但俄国家起源问题难免要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做一番碰撞。列宁去世后，权斗中的斯大林放任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狂热化。从文化到科技，各领域都开始出现教条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风潮。恩格斯“国家不可能从外部强加”的论断被奉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诺曼起源说”和“海外王公说”等于是说俄罗斯国家系外部输入。它直接与恩格斯的论断相抵牾，遭到苏联历史学家群体的批判。

鲍里斯·格列科夫、谢拉菲姆·尤什科夫等苏联历史学家发展出一套符合恩格斯论断的历史认识，来解释俄国家起源问题。他们主要以考古发现和古代文献为据，证明9-10世纪时斯拉夫人社会已经发生了原始公社制的解体，并开始出现阶级的早期封建关系。所以，俄罗斯国家并非在诺曼人带领下建立，而是东斯拉夫人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实际上，这已经有了“斯拉夫文明论”的影子。当二战的威胁临近，苏联彻底进入了这条轨道。

在1930年出版的希特勒著作《我的奋斗》中，这位未来的侵略者讲述了对俄罗斯民族的认识。他引述了“诺曼起源说”，强调：“俄罗斯国家的组织、建立并不说明斯拉夫人的国家政治能力。这实际上是日尔曼元素在低等种族中体现建国能力的例子”。

纳粹德国越来越喜欢将斯拉夫人贬低为低等种族。希特勒的宣传机器对纳粹士兵进行洗脑，向他们讲述俄罗斯国家的由来，斯拉夫民族如何低等。日后曾在苏联作战的德国老兵留下了大量此类讲述。这些洗脑为杀戮斯拉夫人提供了某种合理性。

苏联高层感到了战争威胁临近，同时也洞悉纳粹德国的这种宣传，这使得苏联国内的大环境从意识形态狂热迅速转向了民族主义。上世纪30年代，苏联拍摄了大批反映俄国历史之伟大的电影，比如《彼得一世》、《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苏沃洛夫》。曾经被列宁贬低、反对的沙皇俄国又成了苏联人歌颂的历史财富。

在历史学领域，已经去世的波克罗夫斯基开始遭到批判，原先他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开始被称作“波克罗夫斯基历史学派”，该派许多成员遭到镇压，他们的罪名便包括“贬低俄国历史的伟大”、 “抹黑祖国历史”等。波克罗夫斯基遵循着列宁的历史观，而二战临近时期对他的批判显示出苏联历史政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斯大林还亲下命令，修正历史教科书对俄国家起源史的讲述，将涅斯托尔贬低为“历史伪造者”，将留里克等外来统治者斥为伪造者们臆想出来的人物。苏联历史教科书中开始出现这样的表述：“瓦良格人并未对罗斯社会、文化造成大的影响”、 “在罗斯的瓦良格人数量并不多，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低于斯拉夫人”。这已是彻底的“斯拉夫文明论”，那些坚持“诺曼起源说”的历史学家们被关进了古拉格。

在后斯大林时代及后苏联时代，“诺曼起源说”继续自己的正史地位。而民族主义在二战后不被政府所鼓励，“斯拉夫文明论”也有所退潮。但普京这次借修改教科书之机，又重新祭起“斯拉夫文明论”，是因为民族主义再次成为了俄罗斯人的主导思想，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战事将其推上了又一个顶峰。 

梳理过这段历史后，普京对俄国家起源问题的意见变得可以解释。只是，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似乎还是值得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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