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来说，“俄罗斯文学”是容易让人产生丰富联想的意象。苏联解体后，随着俄罗斯文学史实的不断被发掘、重新认知和研究，这一文学的多元性、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也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展现。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也进一步激发了我国读者对俄罗斯文学新认识的渴求。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近10年来我国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出版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各出版社推出的俄罗斯文学丛书已有十余类，近50种，这还不包括去年两国政府提供的中俄互译书目。在整个外国文学的译介中，俄罗斯文学的出版发行也位于前列，这些新的译作拓展并丰富了中国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的认知。

　　日前出版的《金色俄罗斯丛书》以总体性的视野和内在视角体察并理解俄罗斯文学的变迁。总体性，就是选篇的宏观视角。《金色俄罗斯丛书》以“白银时代”作家和20世纪俄罗斯流亡作家作品为主体,如收录了19世纪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彼岸书》，这使得“白银时代”作家对于人、世界、俄罗斯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思考有了可追溯和比较的历史。而对哈尔姆斯荒诞派小说的译介则说明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以荒诞派文学形式出现的现代主义文学流脉一种短暂的延续。在这一整体构思下，读者能自觉关注到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承前启后的特征、它与批判现实主义经典的差异和对日后文学的影响。内在视角就是一定的中国立场。在总体性视野的观照下，编者想着重揭示中国的俄罗斯文学学者对“白银时代”文学思想、艺术发展的艺术成就和内在逻辑。

　　“新”、“旧”文学之间的张力是该丛书的另一个特点，对经典作家的文学遗存，也没有等闲视之。仍以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彼岸书》为例，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是“旧人”的“新作”。作品描述的是赫尔岑对俄罗斯和欧洲社会现实、对人类未来充满焦虑的精神探索。严谨的政论说理与激情昂扬的文学叙说的交融成为这部“文学政论”的鲜明特点。作家的社会和哲学思想洋溢着强烈的“和平演进的乐观主义”，它对于我们摸索作家的精神骨骼，探讨19世纪俄罗斯的思想演进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有批评家说，“小说的主人公不是赫尔岑，而是赫尔岑的思想”。《秋天的哀歌——俄罗斯抒情诗选》亦是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俄罗斯诗人的“旧作”，但编者意在呈现俄罗斯诗歌“豪放派”与“婉约派”、“公民派”与“唯美派”的不同诗路。女诗人吉皮乌斯的长篇小说《鬼玩偶》，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动物园·第三工厂》和历史小说《马可·波罗》、哈尔姆斯短篇小说集《蓝色笔记本》等都是中国读者较为陌生的“新篇”，作者充满诗人气质，兼具学者品格，他们笔力深厚，即使是象牙塔里的自言自语也别有风味。

　　《金色俄罗斯丛书》选篇的多样性能丰富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的认知。《彼岸书》融汇了赫尔岑对欧洲1848年革命、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和人类希望的深刻思考，是他的时代焦虑和自我救赎的“富有逻辑的自白”，揭示了“赫尔岑之为赫尔岑”背后的社会和哲学思想资源。女作家苔菲被视为“迷惘的文学之星”、俄罗斯文学躯体中能够排毒的“肾脏”。在《苔菲回忆录》中，作家努力将社会震荡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做原生态的还原，有批评家说，苔菲是“历史情感的传感器”，在俄罗斯文学的创作中很少能看到将朗朗的笑声与惊恐的战栗融合在一起的情感组合，苔菲的创作也可视为“白银时代”女性文学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作家、剧作家哈尔姆斯对生活荒唐的叙说超过了贝克特、卡夫卡和尤内斯库。他的短篇小说中始终有一种奇异的荒诞，很难用正常的思维解释，每部作品都有隐秘之处：逻辑中的非逻辑，正经之下的不正经……荒诞、诡异地散落在世间。哈尔姆斯把这些统统放在极致的语境中，在读者的审视中显现出原形。该丛书希望通过不同作家的多样性创作来探讨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在对多样性的追求中，丛书编者还格外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魅力。那些成为旧文学的文化遗存，惟有经过现代的思想探究，才会焕发新的生命。吉皮乌斯的思想探索强于艺术思考，她在社会政治小说三部曲中，从历史语境中的个人经历入手，探讨人与历史的互动，揭示每一个个体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非法性，这一历史思想颇具启发性。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感伤的旅行》《动物园·第三工厂》和历史小说《马可·波罗》都是人物命运和思想的记述，无论是自传体的叙事主体，还是作为历史人物的马可·波罗，他们的思虑所及，不仅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时代境遇，更是与普遍人类精神相关的民族的精神境遇。

　　真正的文学总在遵循其自身的机理，“白银时代”文学的先锋精神首先不是艺术形式的，而是思想的。文丛所提供的是20世纪前期俄罗斯思想“先锋场域”的旧景，包括“白银时代”、侨民文学在内，该丛书所收入的作家更关注全人类的“思想性”与文学真正的“艺术性”的并存；更关注民族、人类的命运和遭际，还有在动荡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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