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资讯网资料图：酗酒问题已成俄罗斯社会顽疾

    俄罗斯人好饮，举世闻名。但与西方人大致保持着良好酒品，并不影响工作、生活不同，不少俄罗斯人喝起酒来极易过量，甚至本就以酒醉为唯一目的。醉后全无形象，放浪形骸，乃至多生事端，导致事故犯罪频发。因酗酒而妻离子散、英年早逝者众。

    根据俄2016年的一篇论文，在俄罗斯醉酒每年造成约50万人因可避免的原因死亡，每年全部死亡者中30%的男性和15%的女性是被酒夺去了生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酗酒问题被评价为人道主义灾难，被称为俄罗斯的“死亡火车头”。

    众多文艺作品展现过俄罗斯酗酒和酒鬼问题。较近的则属2014年的高分电影《危楼愚夫》，片中的酒鬼生活成为对末世之景极为刺眼的揭露。

    去年12月，俄伊尔库茨克市76人因喝了一种名为“山楂”（Боярышник）的药酒类浴液（含山楂成分，被认为对皮肤有益）而丧命。这算是对俄罗斯式酒瘾最极致的表达。

    （一）
 
    浴液怎么会拿来喝呢？因为它的酒精含量达到93%，而且250毫升只要60卢布，部分小包装的更便宜。对于那些穷困的酒鬼来说，“山楂”是非常好的选择。俄各地都有大批酒鬼喝它，但伊尔库茨克这76人很不幸，他们喝的是冒牌货，仿冒者用甲醇替代了乙醇。2014年8月伏特加最低售价被俄政府从2010年的89卢布推高至220卢布。在短暂降至190卢布后，今年5月它又被提高至205卢布。许多地区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卢布，这意味着一个月不吃不喝也只能买30-40瓶伏特加。对许多酒鬼来说，这根本不够喝。既如此，“山楂”之类的替代品就成了宠儿。

    喝不起或喝不着伏特加就喝替代品，这是很俄罗斯的一种现象。始自2014年的提价打着与俄罗斯人酗酒恶习做斗争的旗号。普京当时称，政府会谨慎从事，“我们都知道史上历次禁酒导致了何种后果，民众开始自酿酒，甚至喝一些有毒的替代品。”

    强人没想到，伏特加才涨到200卢布中毒事件就开始层出不穷。圣彼得堡某医院急救部门2014年接到的酒精中毒急救病例为2000多例，2015年飙升至约6000例。2016年年中，该部门估计，全年此类病例很可能达到9000例。

    除了“山楂”以外，花露水、玻璃水、制动液、冷却液、含酒精的化妆品和药品都有人喝。伏特加价格被调控后，其零售额骤降。含酒精类化妆品（以“山楂”为代表）的产量却从2013年的569万升上升至2014年的1008万升，又上升至2015年的2025万升。这种连续翻番的市场表现恐怕只能以酒鬼们的需求来解释。根据俄联邦与地区酒类市场研究中心负责人瓦季姆·德罗比斯在“山楂”事件发生后给的数据，1200-1500万俄罗斯人在喝这些伏特加替代品，约占总人口10%。

    那么俄政府又缘何开始对伏特加价格进行调控呢？2013年俄政府将伏特加消费税翻倍，在经过随后的价格调控后，一瓶伏特加的售价中，政府通过消费税拿走一半还多。而最近几次价格调控均由俄财政部主导。

    所谓的与酗酒恶习斗争并不那么让人信服，为财政补窟窿更可信一些。2015年末，俄上院议长瓦伦金娜·马特维延科指出，伏特加调控3年来，合法产品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已降至35%。但她首要关心的是财政损失，“财政因此损失了2000-2700亿卢布”。

    1981年苏联政府曾为伏特加搞过一次提价，原因是阿富汗战争造成了巨大消耗，而1980年11月又发生了国际油价的暴跌，苏联人不得不让伏特加替代石油成为财源。不得不说，今日情形似乎成了那段历史的重演。

    （二）

    诉诸历史，这是极平常的戏码，俄国君主从伏特加那里找钱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可以说，俄国人染上酒瘾在很大程度上拜这种财政需求所赐。

    多神教等俄国传统宗教中并无酒神，这与西方不同。1147年在俄罗斯才首次出现关于酿酒的文字记载。在16世纪前的俄罗斯，只有5-10度的低度酒，而且人们只在重要节日才喝，常常是一群人传递一只120毫升的杯子，每人喝一小口。偶尔有人喝醉，但那往往被视为失态乃至一种罪过。16世纪前的文献中，没有对大规模醉酒现象的描述。

    15世纪，高度酒的酿制方法从欧洲传入，俄罗斯这才出现了成规模的醉酒问题。1551年莫斯科公国重要的教会、法律文件《百章会议集》中出现了“应为上帝而饮酒，而非为了醉酒”的表述。

    但《百章会议集》问世仅4年后，当时的沙皇伊凡四世就开始在全国设立“沙皇酒肆”（Царевы кабаки），以国家专营的方式售酒。与此同时，普通人开始被禁止酿私酒。原因很简单，伊凡四世发现，卖酒的收入可以迅速充实国库。在沙皇的鼓励下，酒肆开遍全国。自此之后，俄罗斯人才算是真正开始自己的豪饮传统。

    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凸显出来，比如许多人赊的酒账太多还不上，农民因饮酒而耽误农活甚至导致土地荒芜。16世纪英格兰驻莫斯科使臣弗莱彻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不幸的工人和手艺人们常常在酒肆中把养活妻子孩子的钱花光，许多人甚至用衣服换酒喝，以至于不得不光着身子回家”。这导致民众不满，东正教会也持反对立场，当时的俄社会普遍对酗酒者持鄙视态度。17世纪甚至爆发过一系列的“酒肆暴动”，反对国家鼓励豪饮的政策。当时的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被迫动用军队镇压暴动。

    多重压力下，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于1652年为“沙皇酒肆”订了规矩：一年中超过180天被禁止卖酒，每人每次只可买一杯酒（约120毫升），禁止向已经喝醉的人售酒。但他很快又在这些规矩中加了一条：为了帮助国君充实国库，不可将酒醉者赶出酒肆。这已是“沙皇酒肆”真实目的的直白表达。这些规矩只执行了7年便寿终正寝。

    在这个阶段，酗酒在道德上至少还受到批判，但当彼得一世成为沙皇，酗酒正式开始被鼓励。

    这位沙皇引导全国喜欢上烈酒。他签署命令，向首都多个行业的普通劳动者免费提供烈酒，每人一天一杯（120毫升）。在国家会议及盛大节日、胜利庆典期间，他以身作则，带头狂饮，使得这些活动都变成了豪饮的狂欢节，贵族和官员们都被要求大量饮酒。

    俄罗斯很快就将豪饮变为了生活习惯。彼得一世签署命令：只要除贴身十字架外仍有东西付账，就不可将人赶出酒肆。“沙皇酒肆”赚的钱更多了，为彼得一世的对外战争提供了财政保障。

    彼得一世之后，俄罗斯人爱上了喝酒，而且是喝烈酒，社会对酗酒的道德约束也减弱。这种变化，一方面是政府鼓励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家专营政策造成烈酒品质和产量的提高。精馏和提纯技术非常复杂，非民间可以掌握。国有酒厂研发之下，俄罗斯在19世纪末生产出了于20世纪初正式得名“伏特加”的纯净酒品。而早在16世纪“沙皇酒肆”刚刚设立，普通民众被禁止酿私酒后便出现一种现象，陷入酗酒恶习的基本都是普通人，因为他们从酒肆买酒，国有酒厂的产量可以让他们喝个够。而保留着酿私酒权利的贵族们则仍保持着适量饮酒的生活方式，因为私人酿酒的产量毕竟有限。

    这解释了沙皇的财政需求如何让俄罗斯一步步陷入酗酒深渊。俄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开始实施酒品专卖制度，专卖人承包固定地区的酒品生产与销售，这使得酗酒问题进一步恶化，国家财政从中获利更多。这期间，对酗酒问题没有任何的节制，酒肆24小时开放，人们随时都可以痛饮。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人的饮酒量达到第一个高峰。

    （三）

    国家直接向民众卖酒，民众越酗酒国家赚得越多，民众的财富与健康遭到掠夺，这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继17世纪的“酒肆暴动”后，19世纪俄又迎来了“清醒运动”。

    1858-1859年间，俄数千个村庄关闭了本地酒肆，各地纷纷创立清醒协会，用各种活动劝诫人们远离酗酒，数十万人参与到这场“清醒运动”中来。东正教会也于1859年7月决定，神职人员必须帮助各地民众解除酒瘾。在数月间，全国有几十万人同时坚持戒酒。对酗酒的反对与鄙视大有成为主流之势。

    但政府再次介入，对运动进行打击，约1.1万人在史称“饮酒案”的事件中被下狱。格外值得注意的是，财政部也参与到这次事件中。财政部长在命令中称“号召克制饮酒的民间组织不可继续存在”。在给东正教管理层的信中，他称，“用宗教影响的方式促使人们放弃饮酒与适量饮酒有益健康的普遍认知，以及政府酒品专卖制度相悖”。

    但“清醒运动”并没有被轻易地消灭，在社会层面仍维持着对酗酒的反对态度。而且，它确实取得了成效，俄酒类产品销售明显下滑。俄政府被迫于1906年废除了酒品专卖制，回到了国家专营制，并像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一样对酒品销售做出限制——在首都及部分大城市只从早7点到晚10点售酒，在农村，晚8点以后便禁止卖酒；大型活动期间禁止售酒；酿私酒触犯刑律。

    政府作出这样的妥协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俄国内政治大背景的变化。打输了日俄战争并遭遇1905年革命后的沙皇制度转变为君主立宪制，杜马的出现为社会意志的和平实现提供了路径。“清醒运动”很快就发展至杜马，这让其广度深度都大为发展。这期间，酒品消费进一步下降，相应地，犯罪率也开始下滑，而去图书馆、剧院的人明显增加。一些新的生活风尚也开始出现，比如无酒婚礼。

    1914年，俄正式开始实施其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禁酒令，这成为划时代的事件。

    一位名叫门德尔松的医学博士在1916年的一本书中介绍了“清醒运动”及1914年开始的禁酒，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让几百万人同时戒酒的一次尝试，并认为其成果是极为显著的。他格外强调一个数字，自禁酒以来，俄罗斯人已经把数亿原本用来买酒喝的卢布存到了银行里。

    从1914年8月1日到1915年3月31日的8个月间，俄银行存款增长额为2.6亿卢布，而1913-1914年同期增长额仅为650万卢布。

    不得不说，这次禁酒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它树立了一种排斥酗酒的价值观，并且确实让许多人开始摆脱酒瘾。如果它可以持续下去，很可能会让俄罗斯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而这次禁酒能够成功，显然与作为社会运动的“清醒运动”及1905年的政治改革直接相关，它们使得俄政府真正地不再将售酒作为一种财源。

    遗憾的是，禁酒只持续到了1925年。苏联政府将其废除的原因仍是财政。斯大林在1930年给莫洛托夫的信中说：“应该抛弃虚伪的羞耻感，为了建设国防力量，必须大幅提高伏特加产量”。当时这位苏联领袖正坚定地认为波兰、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将组建联盟，向苏联发起进攻。焦虑中，他将伏特加视为财源，靠它来巩固国防。为此，他动用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即日后的克格勃）来对伏特加生产体系进行监工。

    在这次开禁之后，俄罗斯再也没能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状况，饮酒量节节攀升，无论在二战之后还是苏联解体之后，任何政治条件的改变都没能带来一场自下而上的禁酒运动。相反，真正敢于不把伏特加当财源的戈尔巴乔夫反而因为禁酒而遭到民众反对。

    所以，普京为伏特加涨价却遭遇接连不断的中毒事件，并不是很意外。它只是俄罗斯深陷酗酒问题的正常结果。而要想彻底摆脱它，至少应先从不把伏特加视为财源开始。只不过，在眼下极为缺钱的普京那里，这几乎是办不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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