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但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坚持“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的观点，他们还提出，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把苏共的问题放到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中去考察。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李慎明：有不同的学术观点，是完全正常的，都可以平心静气商量。我们认为，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

    第一，不能把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笼统地称为“斯大林模式”。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分为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的管理体制机制，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是管方向的，是定性的，是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国体，而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是在方向确定以后实现这一方向的具体办法，是解决“如何为、怎么为”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政体。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都笼统地称为苏联社会主义或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加以全盘肯定或否定。　

    一些同志所说的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其实质是把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算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头上。这一说法的实质，与“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没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不能因为具体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一些弊端而对这套管理体制机制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虽有一些弊端，但总体上是符合苏联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面临的世情和国情的，使得苏联取得了工业化、卫国战争和战后重建等伟大胜利，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绝不能因为斯大林时期具体管理体制机制存在一定弊端甚至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对这套管理体制机制全盘否定。

    第三，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没有及时对其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进行改革。苏联体制经过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阶段的体制变化和差异也极大。随着“二战”胜利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的完成，这个体制总体上无法进一步适应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其弊端日益显现。对其进行必要改革的任务，不应由已经去世的斯大林来完成。其没有改革或没有改革好的责任，应算在赫鲁晓夫以后的领导集团身上。

    第四，从根本上说，关键在人，是人决定体制机制。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主张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的同志，往往引用这两段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邓小平在其晚年的其他有关论述。1991年10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时指出：“真正要出问题，是我们内部出问题，别人拿我们没办法，美国也没办法。” 1992年1－2月间，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谈话中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还说：“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 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而不能各取所需，仅抓住其中的一两句话，不顾时间、地点而片面地去理解和阐发。

    体制机制要靠人来确立和完善，也要靠人来遵循或变革，所以从根本上说，人决定体制机制。这就是邓小平晚年所说的“关键在人”的道理。在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过程中，作为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从赫鲁晓夫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等人难逃干系。这就是列宁所说的“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辩证关系。

    认为苏联亡党亡国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的同志，主张追究所谓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实质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责任，却不主张追究从赫鲁晓夫直到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责任，但在追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责任的同时，又往往要追究斯大林的个人责任。这似乎不够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