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应从整体上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现在国内已形成两大派观点，一派强调根本原因在苏共，另一派强调根本原因在体制，其实这二者都具“根本性”，并不是根本对立不可兼容的。

　　◆双方各有各的道理，但又并不完全在理。体制问题确实具有“根本性、长期性”，但它并非解体最主要的“直接原因”，称之为“深层根源”更合适。党的问题的确具有“全局性、致命性”，但对赫鲁晓夫之后的苏共领导不能笼统地“一锅煮”，含糊地归结为“苏共蜕化变质”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邓小平是对苏联解体本质看得最透彻的人，以“南方谈话”为代表，他已将传统的“党建”思路发展成“大党建”的新思路。我们不应从“南方谈话”的理论高度再后退到“九评”的认识水平上去。

　　◆从整体上认识把握苏联解体，就应按邓小平在苏联解体后尖锐提出的那句名言行事：拒绝“邪路”，也不走“老路”，而要走一条坚持社会主义又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新路”。

　　◆苏共是由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戈尔巴乔夫的右。从苏联解体汲取教训，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强调“坚持”，又必须强调“发展”。决不应忘记邓小平尖锐指出过的另一种性质的“亡党亡国”，那就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苏联解体快满20周年了，国内各种活动热络起来。当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是众说纷纭，然而已明显地形成了两大派观点。笔者无意介入双方的争论，但愿以一名读者的身份发表感言，以期打破“各说各话”的沉闷气氛，促双方往一块走。

　　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从整体上把握

　　唯物史观认为，重大历史事变必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像苏联解体这么重大而复杂的事变，必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对苏联解体的研究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应按系统工程理论的要求，从整体上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而不要孤立片面地抓住某一方面，犯瞎子摸象的错误。

　　几年前胡锦涛同志看望钱学森同志时，曾高度赞扬过他的系统工程理论。当时胡锦涛同志说：“您的系统工程理论强调，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这很有创见。现在我们强调科学发展，就是注重统筹兼顾，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认为，胡锦涛同志这里讲的处理复杂问题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对于我们研究苏联解体问题，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人们难以否认苏联解体原因的“多重性”，甚至可列举出十几种、几十种原因。诸如“戈氏葬送说”、“和平演变说”、“错误路线说”、“民族矛盾说”、“体制僵化说”、“党内危机说”、“腐败层自我政变说”、“群众抛弃说”、“经济滞后说”、“背叛马列说”、“僵化教条说”、“历史合力说”等等。我认为，只要坚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看问题，上述各种原因和因素，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都可能是苏联解体不同侧面的原因，不应完全加以排斥和否定。但如果抓住其中某一“说”而否定其他“说”，那必然会犯片面性的错误。当然对这么多原因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应有主次区分。首先是就“外因”和“内因”而言，当然应肯定内因是主要的根本的，苏联是“自毁长城”，问题主要出在内部。在各种内因中，怎么区分主次，现在明显地分成了两大派，一派强调“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的蜕化变质”，另一派强调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僵化的体制，在于斯大林模式”。

　　在我看来，两派各有各的道理，但又并不完全在理。双方所关注论及的问题，即党的问题和体制问题，都是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然而无论哪一个都不能作为“唯一”的问题孤立地存在。这两个问题因关系密切不可分割，没必要将其根本对立起来，承认一个就必须否定另一个。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根本性”问题未必只能有一个，不同角度和层面，可有不同的“根本性”问题。这就是说“根本原因”具有相对性，不宜将其绝对化。如能真正坚持“合力论”，真正承认苏联解体是“多重因素”，真正从整体上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现在的许多分歧是完全可以通过平心静气的讨论和交流取得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