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从“南方谈话”的理论高度退回到“九评”的认识水平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是如何汲取苏联解体的教训，为中国谋划战略对策和设计前进方向的呢？通观整个“南方谈话”，不难发现邓小平虽然明确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但是他的关注点、他谈话的中心和重点并不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方面，而在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体制改革等各个方面。他沿途强调得最多的还是基本路线动摇不得，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些，要敢闯敢试等。在意识形态方面，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要坚持社会主义，但重点放在强调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上，他谈到“左”的危害时痛心疾首，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不要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要争论什么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南方谈话”的这些思想，与“九评”那个年代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是完全不同的。表面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似乎没谈党的建设问题，但其实这恰恰正是邓小平谈党建问题的一种新方式。不过他已超出“就党建谈党建”的传统思路，而是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如何去思考自己的“执政责任”、“执政能力”问题，包括怎样治国理政、如何抓好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新的“执政理念”，这是一种“大党建”的思路。

　　传统的“党建”思路，认为最关键的是指导思想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保持党不变质，党的事业才会发展。“九评”那个年代就是这种“党建”思路，现在有些论者坚持的仍是这种思路。这种传统的党建思路当然是正确的，但却是不够的、存在缺陷的。缺陷在哪？缺陷就在没有反映出新形势下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应当加强和创新，特别是没有全面反映苏东剧变以来，邓小平在“党建”思路上的创新和发展，以及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在“党建”方面的新发展和新论述。现在有些论者在谈论如何从苏联解体悲剧中汲取教训时，一味地只是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方面去找原因和教训（这当然也是对的），而对经济基础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和原因基本不予过问，甚至对别人重视经济问题的观点采取批评和否定的态度（这显然是不对的），总之是沿袭“九评”那个年代的思路，是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应当说，邓小平是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本质看得最透彻的人，是为中国提出了最正确最全面的战略对策的人。“南方谈话”反映了我党在汲取苏东教训基础上的新认识，邓小平已将传统的“党建”思路发展成“大党建”的新思路，我们决不应从这一新理论高度，后退到“九评”的认识水平上去。

　　从整体上认识把握，就应拒绝“邪路”“老路”而要走“新路”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尖锐地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句简短的名言，实际上指明了社会主义面临着“三条路”——邪路、老路和新路。苏联不坚持社会主义，走的是一条“邪路”，结果亡党亡国了；想坚持社会主义，却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继续坚持走僵化体制的“老路”，那也是一条死路；只有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才是社会主义繁荣昌盛的“新路”。

　　苏共是由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戈尔巴乔夫的右，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当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到“左”的教训和危害时真是痛心疾首呀！我们现在谈到汲取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时，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强调“坚持”，也必须强调“发展”。我们决不应忘记邓小平尖锐指出过的另一种性质的“亡党亡国”，那就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肖枫）